媚俗――消费时代的文学境况_媚俗的时代里保留自己
时间：2019-02-11 05:39: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时下消费社会，媚俗已经成为人们无法逃离的存在，文学亦然。 “身体写作”盛行、性描写泛滥、极尽能事的商业炒作、作家频频“触电”等成为文学媚俗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媚俗 身体写作 商业炒作
媚俗，在商品化的社会，无处不在。“媚俗不仅广泛地弥散于文化、艺术文本并直逼社会文本，也不仅成为文化生产者分外惹眼的美学立场及写作风格，而且已泛化为世俗化时代社会各阶层的一种生活理念，甚至内化为集体无意识。”①文学无法逃脱媚俗的纠缠。
20世纪90年代，文学开始逐渐地背弃传统的启蒙意识，取而代之的是作家开始放下架子，从为人生理想写作，转变成为为了赢得市场谄媚时尚，赚取更多的金钱而写作。一些作家与时俱进地努力寻找小说的“卖点”，完全成了商人的雇佣劳动者，成为“书商们”制造文化商品的“机器”。文学的媚俗呈现出多样形态。
一、“身体写作”盛行，性描写泛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界出现了所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现象。说到“身体写作”就离不开美女作家。其实她们的作品既缺乏厚重的文学意韵，也没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犀利的社会批判，她们的焦点是“美女”和“身体”，代表作者如卫慧、九丹、严虹、赵波等。
“身体写作”，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提出来的，她认为女性写作和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关系密切，“女性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往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从陈染和林白开始，“身体写作”进入人们的视野，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等小说，因其表现都市年轻女性的个人私密生活而被认为是“身体写作”的代表；2000年，九丹的被称为是“妓女文学”的《乌鸦》出版，并且九丹自己也承认是“妓女作家”；2003年，木子美又把自己赤裸裸的性爱日记《遗情书》公开在网上，一时间引起激烈的争鸣。甚至出现了教授学者的所谓“美男作家”来迎合“身体写作”的现象。
“身体写作”在女权主义批评那里，原意是女性应该夺回自己对身体的解释权，从自己的身体出发，按照女性自己的感受传达自己的身体形象，结束那种只由男人来代言的历史。但是，在当下中国其意义却发生了改变。“‘身体写作’就是性写作，就是由女性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性经历，出卖自己的性隐私的写作，无限夸大肉体欲望。”② 女性的身体在打破了文化的道德禁忌后已成为纯粹商业性的欲望符号。甚至有人大声疾呼“让美女拉动经济”，美貌直接和巨大的商业利润挂钩，写作水准如何则无人关心。
“身体写作”导致文学的性描写泛滥。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它从多个方面不可思议地决定着大众传播的整个意义领域。一切给人看和给人听的东西，都公然地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20世纪90年代小说之中，“性”成为艺术家推销自己作品的“卖点”。性爱描写成为通俗小说常用的手段，性泛滥，挖空心思的性暗示、赤裸裸的性展示充斥各种文本。
网络一旦和性描写联姻，那媚俗就盛行得更为严重了。最典型的是木子美现象。笛卡儿曾经说过“我思故我在”，而木子美却是狂呼“我做故我在”。不仅如此，她还以“木子美”为笔名和网名在“博客中国”上发表自己赤裸裸的性爱日记《遗情书》，穷尽各种方式来描写其性爱经历和细节，并且美其名曰“女性身体新体验”，于是，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她，开始迅速走红。而2004年1月5日竹影青瞳注册博客网站而一下窜红，她走红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将其“性感”的文字连同自认为的“唯美”裸照发表在网上，一个月以内点击率13万多，从而开拓了作家“一脱成名”的历史。③因此有人将其写作界定为“裸体写作”。
人们常说，“食色，性也”。的确，性本身是人的一种自然生理需求，在现代美学里它被视为颠覆传统的革命性武器。要写一个完整的人，涉及到性描写也无可厚非，古今中外的名著中也有许多关于性描写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沉沦》《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这些小说或揭示了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暴露了社会的黑暗，或是人物在性行为中发现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从而进行历史的反思。但是，文学进入90年代以后，性描写泛滥开来，几乎是到了无性不成书的地步。在某些作家笔下,性实际上成了一个物，即那种从生活中分离出来、能满足人的某种欲求又摒除了过去那种神圣性与神秘感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传统小说的历史感和沉重感，看不到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更看不到对生命终极价值的追问。所以说，把性爱描写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是90年代以来文坛最大的一种媚俗。
二、极尽能事的商业炒作
当今中国，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优劣，主要考虑的是该作品是否畅销、走红。面对日益商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图书市场，面对日益庞杂的作家群，面对形形色色的蜂拥而出的作品，作家及作品如何能“一鸣惊人”、“鹤立鸡群”呢？炒作、包装在文学界应运而生。炒作本是商业界、演艺圈惯用的伎俩,其目的不过为了是名利双收。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炒”字却又与文坛结缘，一些作家精于此道，利用一切传媒，不惜一切手段，“包装”、“爆炒”、“作秀”，就是希望一炮走红，一夜暴富。敢于并善于媚俗，娱乐大众。而出版商也尽自己之所能，获得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利用读者猎奇心理，对作者进行全面包装，来迎合大众的需要。
贾平凹的《废都》在出版之前就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万人关注的焦点，各大出版社竞相出版。作家和出版商还在作品书名上打主意，进行更细致的包装。《大浴女》《拯救乳房》《说吧，我是你的情人》《女人床》等越来越露骨的书名，无非是为了挑逗、诱惑读者，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作家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因书名极具诱惑性，销量竟然高达40万册，成了畅销书。“畅销书与其说是由读者大众选择的，不如说是由出版商通过对趣味的商业性操纵而强加给他们的。”④
更为典型的是“80后”作家的包装成功。 “80后”文学登上文坛受益于《萌芽》杂志社的策划和包装，为“80后”文学取媚了庞大的阅读群。“80后”文学的文坛金童玉女纷纷重装上阵，采取各种形式，或请名家捧场，或请书商包装，或请报刊炒作，一时人气指数迅速飙升。 “80后”文学作者像是少男少女的情人。商业炒作的结果是双丰收，出版社和作者都深知炒作的奥妙，既名利双收又让读者过足了瘾。“80后”文学掀起了一股追星潮，青少年作家被大众传媒炒作成明星和偶像，粉丝无数，而且赚足了钱。
“80后”的文学作品给我们展示的是酒吧、漫画、时装等构成的小资生活，由于众多青年的追逐、模仿而形成一时的风尚，时髦作品充溢着时尚性，致力于表达和迎合青年的大众化趣味和爱好，带有明显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名不经传的作家经过包装、商业炒作而一举成名，平庸的无人阅读的作品经过炒作成为街头巷口畅销之作，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就在商业运作中提升，文学的这种媚俗现象在当今文学界俯拾皆是。
三、作家频频“触电”
电影、电视作为现代工业时代的产物，在大众文化时代、消费文化时代，与文学相比，因其自身的直观性等特点而更受大众的青睐，所拥有的消费群极其庞大。在钱和名的诱惑下，作家放弃了文学独特的神圣使命，文学与影视联姻，作家的频频“触电”使文学带上了浓厚的媚俗色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作家打破传统的写作程序，先写剧本，趁影视剧上映时，把剧本改为畅销书已成为一种时尚。
最典型的就是刘震云的《手机》的创作。一般来说，同名电影电视都是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而来的。刘震云一反常规，他先暂时放下小说的创作，以编剧的身份首先写出电影剧本，然后再奋笔疾书写出小说。电影《手机》上映的前两周，刘震云和冯小刚开始联合造势，结果当然是满载而归。刘震云的如此媚俗之举，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现在是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影视已成为一种对许多传统艺术门类构成严重威胁的新生文化力量，这种力量不但打破了文学和电影等其他艺术的界限，甚至还有了很好的合作创作，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艺术。恰如阿尔多诺所说:“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
另一个作家是王朔。王朔说：“我一直是拿电视剧当给自己打广告看待的，拍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机会到小报上说疯话去。”王朔纵身跃入大众文化圈，见记者、登小报、说疯话、泡制影视产品。这个曾经的先锋作家成了“最媚俗的中国作家”。王朔是成功的，他说:“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媚俗？对了，搞大众文化就是要媚俗。”
这些作家通过影视传媒来宣传自己的作品，一方面确实扩大了作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大众也更容易接受作品。但另一方面，由剧本变小说的方式，修改时间短，修改后发表的小说显得粗糙、浮躁，只是一道文化快餐，经不起读者的细细品味。文学与影视的结合，使得作家们为了名、利放弃了创作的规律，文学的审美价值丧失，文学成为作家的手段和工具，而显出极强的功利性。
四、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媚俗文学的兴起，扩大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媚俗的文学在肆无忌惮的描写中解放了人们被压抑的欲望，也使得某种
精神上的渴求得到抚慰，实现了文学的消遣功能。但是，当下某些作家已经在世俗的层面里有些无法自拔，“为人生而写作”，“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成了过时的号角。作家正视读者本是好事，但一味同化于读者，甚至是取媚于读者，也会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
① 孙长军：《论大众文化的媚俗倾向》，《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6期。
② 陈静：《女性写作的身体之维》，《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③ 张天景、王锋：《“身体写作”脞谈》，《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④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长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媚俗”现象研究》（合同编号：2010C3JSKY028）的部分成果
作者：方玲玲，文艺学硕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编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