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诗化散文的抒情主体_询唤与认同:十七年文学创作主体的角色转换
时间：2019-02-11 05:44: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十七年意识形态的不断纯化导致其在文学领域对创作主体实施不懈地询唤，询唤的标的从“新中国建设者”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再到“共产主义建设者”；而且每个阶段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询唤方式也相应发生着变化，有着从柔性的适应性改造到刚性的规定性改造的嬗变过程；创作主体也不断响应着意识形态的询唤，认同着被期待的身份。
关键词：十七年 意识形态 创作主体 询唤 认同
十七年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文学的呈现对象逐渐由“现实的真实”转向“想象的真实”。从对政权合法性小心谨慎的维护到建立新制度以有效保证政权合法性再到对政权合法性的极度张扬，这种意识形态不断纯化并扩张的过程导致了其在文学领域内对创作主体实施不懈的询唤，询唤的标的从“新中国建设者”到“社会主义建设者”再到“共产主义建设者”；而且每个阶段意识形态对创作主体的询唤方式也相应发生着变化，有着从柔性的适应性改造到刚性的规定性改造的嬗变过程。
一、1949－1952年：新中国建设者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目标已由追求全国统一转向了国家建设，执政者必须切合实际，与各阶级、各民族、各利益集团协商讨论来确定新政权最初阶段的大政方针。《共同纲领》的适时出台满足了爱国人士对新国家的衷心期待，既明确了工农联盟的政治优势地位，又强调了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团结，其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强调，如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状况。执政合法性的来之不易和执政经验的缺乏使当时意识形态具备了小心谨慎与保守温和的政治态度，使其具有了巨大的包容性，切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真实情况。
此时的文学顺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做了较大的调整，对各种旧文学形态摆出了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怀，对旧文学持“扬弃”的态度，在批判性吸收旧文学优点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新”的文学。在第一次文代会上，领袖们称这次文代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指出“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起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来努力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①很清楚，新兴的意识形态号召文学不但要为工农兵服务，还要为人民服务。于是，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积极响应着这一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郭沫若、茅盾、周扬等讲话总结了前一阶段文学的经验教训，倡导“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齐声呼唤着新的文学的诞生和壮大。
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创作主体被新意识形态期待为新中国的建设者，策略以柔性引导为主，在适应中实现改造。此时文坛的复杂构成，远不是解放区文坛可比拟的，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政府构建了一个文学体制（包括文联及下属各类协会），确定了作家定级薪水制度、审查出版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并把出身工农的作家、成长于人民军队的作家、继承“五四”传统的新老作家等构成的建国初期的作者队伍基本上都纳入到体制之中。于是，使在组织框架内实施意识形态对作家的改造成为了可能，并让这种可能性真正付诸实施。文联重要刊物《文艺报》创刊号上登载的《一致的要求和期望》就对作家们提出了要求，认为作家应加强理论学习，有责任记录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应加强其创作活动的计划性。这无疑已经明显地透露出意识形态改造作家的意图和决心，表达了其对作家的“一致的要求和期望”，反映了其对作家身份认同的期待。成长于人民军队的作家迅速响应了这种身份期待，虽然新中国不同于根据地和解放区，但是他们还是把创作理念从努力追求新中国成立迅速地转移到建设新中国上来，相对容易地完成了自觉的身份认同。出身于工农的作家，由于其阶级出身的优势，也很容易使他们的创作观念随着意识形态转变而自动地相应调整。其中最需改变的是继承“五四”传统的作家，他们要完全摆脱过去创作理念并逐渐接受新兴意识形态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为了获得其对新意识形态的认同，提高其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共和国服务的热情，新意识形态不会也不可能对他们的思想进行强制改造，而是让他们在适应中改变，由新意识形态改造的对象变成新意识形态的主体，从而实现他们对新身份的认同。当时，《文艺报》社论如是说，新文艺运动历来有和政治革命紧密结合的传统，“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建设的高潮即将来到，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也要以更积极、更紧张的努力，参加国家建设的工作”，“同一切建设工作一样，我们要建设无愧于这个伟大祖国的新生，无愧于作为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中国人民的文学艺术”②。这篇社论几乎把所有作家纳入到预设的革命话语体系之中，肯定了三十年来中国新文艺取得了巨大革命成就，肯定各位作家在其中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新中国诞生了，作家们的目标也实现了，那么作家们就应更多更好地反映伟大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创造。而且，还把文艺工作等同于其他一切建设工作，要求各位作家无愧于祖国和人民，使作家们觉得参与新中国建设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应该之责。在新旧时代更替之际，作家面对新事物自然生发的激情和新社会的感召、劝勉的合力作用下，歌颂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作品纷纷涌现。
二、1953－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者
1953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新阶段，政权把工作重点由原来的在适应中改造明确地转到社会主义改造上来，制定并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有计划地建立新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政权合法性的凸显。计划推行的结果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推动了正规化，正规化在行政上意味着集权化，表明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开始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实质性地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跨越。计划的出现、目标的预设和路线的规定，使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志和希望开始呈现，“真实”已经开始明显地被“想象”所包括。
于是，在1953年适时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大会期间，最高执政者的出席和接见，可以见出意识形态对作为意识形态表象体系――文学的充分重视，通过极其隆重严肃的仪式对它明确宣布了“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通过郭沫若的开幕词、茅盾和周扬的报告，文联正式接受了这一伟大的新任务。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无论哪一部门工作，无论哪一方面战线，都应该为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总的政治任务而斗争。”③文学顺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做了巨大调整，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收编其他一切文学因素。文学迅速转向，开始在指令性计划指导下，在乐观地审视“真实的现实”基础上积极表现“想象的真实”。文联开始对作家进行更为严格的组织管理，作家被真正纳入到严密的行政体系当中，不断切削自己身上不适应意识形态的赘瘤以求完成自身的蜕变。
此时，创作主体被新意识形态期待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意识形态给作家规定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慢慢褪去前一阶段改造的柔性色彩，逐渐具备了刚性的手段和强硬的态度。意识形态要求作家必须与人民一起拥护新事物、反对旧事物，不能置身事外，不能选择中立或旁观的态度。这种对创作主体的询唤，要求作家创作的文学必须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文学，要求作家必须是社会主义者或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作家向意识形态靠拢的蜕变是在规定和批判并行的过程中完成的。一方面，在对《红楼梦研究》、胡风集团等的大规模批判中完成了对作家思想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体性的驱除；另一方面，在明确规定下，作家开始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指导和鼓舞自己前进的力量，“去熟悉人民的新的生活，表现人民中的先进人物，表现人民的新的思想和感情”④。丁玲《到群众中去落户》真心响应了当时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询唤，鼓励包括自己在内的各位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人民是这样的可爱，周围是这样的可爱，时代是这样的伟大，我们如果不写出一本好书，如果毫无贡献，还只是上来下去的，我们是如何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领袖、愧对党啊！”⑤几乎所有作家都直接响应了意识形态的询唤，“在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劳动中，已经出现并且继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奇迹般的英雄事迹，和为共产主义光辉所照耀的新人物。文学家、艺术家是有责任把这一切描写下来的。让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投身到这个汹涌澎湃的劳动的激流中去，让所有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为我们时代的伟大的劳动的主题――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题服务吧！”⑥毫无疑问，作家的主体在明确规定和反复批判中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拥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此后，作家们在创作中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经常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并以此来适合此时的意识形态。
三、1958―1966年：共产主义建设者
1958年，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使执政者开始不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有了更高的期望，致使民族主义与乌托邦情结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获得了充分的发酵与膨胀。有计划的理性发展已不能满足执政者的内心需求，计划中的数字成了主观愿望肆意表达的工具，拉开了经济灾难的序幕。面对灾难后社会对理想的怀疑，在1962年开始了新一轮的整风运动，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消除怀疑，凝聚热情。弥散着想象的社会氛围已无法改变，乌托邦的情结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扇面，并要求各个扇面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强制性建构，同时由于建国后执政者建立的崇高威望使得各个扇面顺利地体现着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情怀。“想象的现实”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纵容下到达了想象的极限，同时还摒除其他一切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威胁和不纯粹因素。
文学作为其中一扇面，必然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想象的群体性构建之中。这种“想象”与前一阶段的“想象”相比，无需证明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与否，而是要在更高的理想层面上证明选择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正确性，极度张扬着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无限憧憬。自1958年始，意识形态对文学下达了各种体现着乌托邦情结的指令性计划，统一创作方法，鼓励集体创作。到了第三次文代会，文学如何参与群体性构建有了更明确的实施方案。最高领导层通过给大会的祝词，对下一阶段文艺工作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到群众中去”，“用文艺的武器，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全国人民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⑦。文学极为迅捷地响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保持着大跃进的姿态，在革命理想主义的规限中，在极度乐观地审视“真实的现实”的基础上，义无反顾地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方法表现“极度想象的现实”。
在此次改造过程中，意识形态要把创作主体询唤为共产主义建设者，不仅有着明确的方向和路径、具体的实施方案和质量要求，而且询唤的态度异常彻底坚决。创作主体被彻底改造，个性因素被驱逐殆尽，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因素被悉数激发。当时意识形态要求作家参加斗争，“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成为自己的灵魂⑧。作家们纷纷响应意识形态的号召，沿着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努力在与工农群众结合中与过去彻底决裂，完成自我救赎。首先，作家们在批判丁玲等人的反右运动中完成自我切割，通过不断重申自己的“正确”立场来实现自我救赎。当时李准曾说，反右斗争“使我认识到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置身于党的领导之下，作党的驯服工具，坚决服从党的利益”⑨。其次，作家们积极响应文艺大跃进的号召，向组织和群众汇报自己的创作计划，表白自己诚挚的心迹。1958年《文艺报》等重要刊物上登载了《艺术家的红专计划》等征文启事，要求作家有必要向国家和人民汇报他们目前和今后的努力方向及写作的“红专计划”，大量知名作家纷纷响应，积极汇报。最后，作家们以更积极的姿态领会第三次文代会的精神，切实遵照要求，努力进行贴近群众的“两结合”革命文学的创作，完成彻底的自我改造，成为意识形态实施教育的教育者。作家们在第三次文代会后说，“我们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就是要彻底改造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劳动化和共产主义化，像金属里的合金一样，成为他们中的切切实实的一分子”，“用自己的作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给共产主义的萌芽浇一点水，还可以看见它们在读者中间开花结果。”⑩在强大的革命话语面前，作家们以各种方式选择了被询唤，诚如《文艺报》1960年第15-16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敬电》所录，“我们要坚决贯彻党的文艺路线，继续深入工农兵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不断改造自己，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巩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更好地运用文学艺术的武器”，“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塑造出英雄时代的英雄形象，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推动历史的前进”。于是，“两结合”文学创作的极度繁荣，出现了大量让人印象深刻的英雄主义作品，培养了大批的群众作者，自此颂歌之声唱遍神州。
①《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五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37-639页。
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文艺报》第1卷第2期。
③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④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文艺报》1953年第19期。
⑤丁玲：《到群众中去落户》，《文艺报》1953年第20期。
⑥王沛：《文艺应加强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服务》，《文艺报》1954年第8期。
⑦《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⑧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⑨李准：《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文艺道路前进》，《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⑩杜鹏程、王汶石：《新英雄人物鼓舞着我们》；巴金：《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
作者：陈灵强，文学硕士，浙江省台州学院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