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中的忧愤与守望】守望先锋怎么下载
时间：2019-02-12 05:29: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靳以 抗战 小说 忧愤 守望 摘 要:靳以抗战题材小说,常在现实与人性批判的维度中展开。对人类原罪的惩治,是其独特的母题,并隐含着个人的情感伤痛。在《前夕》中,成功地塑造了静宜这一坚韧的家园守望者形象。
到目前为止,对著名文学编辑家和作家靳以(1909-1959)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他最早从事爱情小说创作,多以本人的情感伤痛为蓝本,书写青年男子为失恋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故事,透露出浓重的感伤与绝望,以及对负心女子的无比憎恨,体现了一种极端情绪化的浪漫文风和浓厚的男权色彩。①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靳以的创作视野有所拓展,现实批判的成分大大加重,但也深深打上了早期创作的印痕。他的许多抗战题材小说,就具有独到的特色,值得深入开掘。
一、忧愤交织的呐喊
在第四部小说集《虫蚀》(1934)序中靳以写道:“这一本书,将结束了我旧日的作品。”这并不尽然,因为本集仍有半数爱情小说,但也的确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模式的作品,这就是以东北为背景的抗战题材小说《天堂里》《烬》《离群者》。前两篇描写了沦陷区人民普遍的精神苦痛和对战局的热切关注,流露出抗敌救国的强烈忧患意识,也体现出靳以整个抗战小说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因素,对卖国者、不抵抗当局、贪图享乐者给予了强烈的谴责;另一方面则对麻木的国人表达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典型启蒙心态。
《离群者》的主人公是一个“比日本人还忠心于自己的职务”的汉奸特务。小说没有对其进行完全丑化的处理,因为他“在心中还有一点未泯的对祖国的眷恋”,时常由于自己的恶行而在内心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不但失去了一切友人,还受到日本人的猜疑与羞辱,总是在极度的孤寂、惶恐与悔恨中煎熬度日。且看他在敌人中间曲意奉承又唯恐有失的丑态:
他又无由地笑起来,他的笑是不必需的;可是他张大了嘴笑着。两颗金的假牙在反映着一点点的灯光,张开的嘴是一个无底深的洞,笑的声音虽是雄大,却显得那么空洞,那么无着落地,如一个人行在山谷之中,独自听着自己狂啸的回音。
一个既卑鄙无耻又可怜可叹的形象跃然纸上。文本始终限制在主人公的视点,细腻地探查了其心理活动,因而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这样的汉奸形象在新文学史上是别开生面的。不过,这篇在当时被茅盾予以“卓特的佳作”②这样高度评价的小说,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靳以此后继续关注着东北人民的不幸命运。《亡乡人》(1935)写的就是一位古稀老人,在东北沦陷后被迫随家逃往北平后的生活。故乡的一切,都让她追念不已,遇见老家来人时的描写尤为真切感人:“她几乎想用鼻子来嗅嗅来人的衣服,或是要别人把脚扬起来,看看沾来的泥土。”“只要来人不马上就走,她的闲话是永远没有完的。”老人最终不但失去了家乡,还在困苦的生活和酷虐的暴政双重摧压下失去了亲人。作品把对残暴敌寇和黑暗社会的强烈谴责,编织在一片浓厚的思乡情感中,写尽了背井离乡的东北人民的苦难和乡愁,同时充满了收复失地的强烈渴望。
强烈的批判意识,始终伴随着靳以以短篇为主的抗战题材创作。《血的故事》《遥远的城》继续对置大敌当前于不顾而搞内部分裂的无耻当局表达了强烈的愤慨。《乱离》写一个为国家打了四年仗的女学生兵回到后方,失望地发现这里仍然充满了种种丑恶,随后又与恋人无辜地身陷囹圄。《晚宴》与《众神》的场景一为人间,一为天国,主旨则一致,即以群像展示的手法,对抗战期间大发国难财的丑类进行无尽的鞭挞。这种批判方式由于常直奔主题,意象显豁、辞气浮露的缺点是很明显的,批判对象也由于类型化严重而难以达到《离群者》的高度。
《别人的故事》(1942)则与《离群者》一样,完全可以跻身新文学抗战佳作之列。小说讲述了一个家庭在抗战中的悲欢离合。这户人家的男人曾被误以为战死沙场,婆媳的家计无法维持,一位长工因此被招入赘。真正的丈夫归来后,为解决一女二夫的尴尬,他们决定将妻子出让给第三者,而妻子竟也漠然接受。小说既有对小人物在战争中不幸命运的充分同情,也有对其爱国精神和善良品性的赞颂,同时也揭示了他们精神的麻木与愚昧,更饱含着对黑暗社会的无情揭露与抗议,比如丈夫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却只得到一条毛巾作为慰劳品。更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名字的细节:长工的原名因似女性之故而常被取笑,便做起了无名之人;长工本就四海为家,因丈夫的归来又踏上了流浪的旅途,命运宛如无根浮萍一样凄楚无依。丈夫则在打仗期间被长官任意改名。这些细微之处无不昭显了他们草芥一样的卑微人生。书写苦难、鞭挞黑暗,是靳以的一贯追求,不过与许多缺乏节制的作品相比,《别人的故事》以其叙事的清新朴素,意蕴的凝练深沉,成为大时代中一首令人回味无穷的醇厚诗篇。
二、罪与罚
对于靳以,一直有一种“平凡化”的误读:“这是一个平凡的小说家。……他的形象世界没有恶的极致,也没有善的极致,却有契诃夫式的柔和的忧郁。这种美学风格无疑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理解也那么平凡。”③靳以的创作除了极为激进的现实批判因素,还试图挖掘人类道德品性堕落的根源,因此常常在人性审视的维度展开,而所有这些书写非但远离“平凡”,而且常常出之暴烈的笔触。
《洪流》(1935)的背景是洪水泛滥的哈尔滨。女主人公的丈夫被日寇抓走,但她最终却点燃了漠视贫民死活只顾自己享乐的富人的房子,作为时代背景的民族矛盾则被淡化了。正如靳以本人对《洪流》的解释:他的批判对象是“这虚伪的社会中”的“十足的伪善者”,“就因为这过度的愤恨在胸中的滋长,结果她就作了失常的事。”(《泥路》序)这种对“伪善者”的声讨,实际上凝聚着靳以对人性失望而产生的浓重的悲观厌世情绪。“暴力与正义的辩证是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④不同于左翼作家在阶级斗争的叙事框架内完成弘扬正义、惩恶扬善的目的,靳以常对人类原罪实施天启般的惩治。在深重的黑暗现实面前,这种象征普遍性惩罚的“洪流”情结更加明显了:“我只希望神话中的洪水再来一次,连那个挪亚的方舟也吹翻了,使人类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灭吧!”(《人们》,1942)
对于人性的阴暗看法及惩治欲望,追根溯源还是由于个人情感中受到的伤害,极大地影响了靳以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除了“平凡化”误读,对靳以的爱情成名作《圣型》(1933),长期以来的人道主义主题阐释,同样影响了对他的深入理解。其实,《圣型》不过是通过男主人公对堕落女性失败的救赎,验证其不可救药的恶劣品行。⑤这种“厌女症”在早期爱情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对女性的不快记忆,也一直是靳以心头无法抹去的阴影。曾经有负于男性的不义女子,从忏悔直至死亡,在早期小说《林莎》《凋之昙》中都曾出现过。在抗战背景中,以同样的赎罪方式获取灵魂永生的故事,呈现在连续性中篇《秋花》(1936)和《春草》(1946)中。
《秋花》的男主人公方明生将不久于人世。曾经在情感上欺骗过他的青出现了,尽管始终得不到方的原谅,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重生了对他的爱”,并表示:“我来服侍你,算是我的赎罪也好。……我一点不会违拗你,我一定如你的意做。”青就这样无怨无悔地照顾方直到他去世。在《春草》中,青与另一位曾有负于方的苓,最后都因抗日活动而英勇牺牲。从文中来看,两个过去的恶女子是在方的精神感召下完成了蜕变。实际上,方在《秋花》中只是一个极度颓废、充满怨恨的多余人形象,其固有的脆弱和伤感个性,根本不符作品中对其所颂扬的博爱精神,不过是早期小说中失恋者的缩影而已。青与苓的结局,正如左翼作家蒋光慈作品中所常流露的气息――“他标举革命的情爱政治血洗礼法的枷锁,却常常安排女人为男人殉情,似又落入了他欲破毁的礼法之窠臼,无意间流露出他绝杀的虚妄。”⑥同样,青和苓为她们的罪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可视为靳以早期创作中男权思想的延续。由对特殊个体到人类整体的原罪审判,构成了靳以抗战小说的重要维度。
三、坚韧的家园守望者
“靳以的许多小说具有纪实的特色。他对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作了没带多少虚构性的实录,可以说他还提供了1931年至1937年形象化了的抗战编年史。”⑦这种纪实特色在其惟一的长篇《前夕》(1942)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品将“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或直接或间接地穿插于故事的进展中加以记述。这种过分重视历史进程、面面俱到的写法难免有失,如作为主线的学生爱国运动,人物与细节的刻画就常常淹没在关于时局的长篇大论与宣传口号中。因此,以黄静玲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虽然是被歌颂的对象,但由于公式化、脸谱化严重而缺乏魅力。
不过,靳以在《前夕》中突破了以往创作的窠臼,即女子往往是反差鲜明的邪恶与美好的化身,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既平凡又伟大的女性形象――黄家的长女静宜。她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家庭联结在一起: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一切年轻人应有的幸福,包括恋爱与婚姻,主动承担了家庭的重任,直到最后在逃难途中与全家葬身水中。在静宜身上,折射出自伤自虐式的浓厚宿命观――“活在世上的努力不过是为自己挖掘坟墓,准备把这个不知何所来的身躯归还给土中”。以没落者的死亡来表现对于新生的渴望,是靳以所经常采用的模式,静宜的悲剧命运,正是静玲等新人的强烈反差。
静宜的人生体验有很多是作家本人的。靳以是家中的长子,且以主心骨的地位为家庭奉献甚多;更重要的在于两者悲观心态的相似,靳以一直没有摆脱情感受伤的困扰,在散文中就曾这样表述:“我的生存原也只是一种苦辛,我只是一个苦作的人,我的身心永远和安乐有极大的距离。”(《沉默的旅车》)不过,如果说靳以的许多作品由于凝结了个人太多的身世之感而失之无节制的宣泄,同样仿佛就是自身影像的静宜,则是他塑造的最成功的人物之一。可以看出,静宜并非仅仅是意念化的向壁虚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复杂形象,她经常处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比如和昔日恋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就不同于对静玲等人物毅然抛弃一切个人情感的简化处理。更重要的是,静宜在家中是父母与弟妹之间的纽带――“正是站在父亲和儿女们中间的人”。静宜的处境,如鲁迅先生所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⑧,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进退失据的两难
处境。
所以,尽管《前夕》中的不同人物对静宜的选择给予了劝告和批评,尽管靳以的初衷是写出旧家庭如何为时代的大潮所摧毁,以及像静宜这样的落伍者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但还是在潜意识中难以掩饰对她的喜爱。静宜也曾悲观和彷徨,却从没有放弃,始终在默默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由于静宜所展现的人格魅力,作品实际上又表现出另一层面的意蕴,即对孝、慈、仁、义等家族文化人格的赞美,而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现代社会道德重建的基础。作为一个在危难之际具有担当意识的独立个体来讲,静宜在无比坚韧中所守望的,不只是自己的家庭,也是自己的心灵家园。
《前夕》的悖论由此而生:静玲、静茵等年轻一代的离家出走固然是积极的抗战行为,操持好每一个普通的小家庭,不也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叛离家庭的出走模式经常象征着追求进步与光明,在民族抗战的大时代中,小家庭更是与大国家相对立,成为被否定的象征物,这也延续了中国文化身、家、国、天一体化贯通的传统。对于静宜及黄家的最终结局,有论者认为:“封建大家庭的解体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作家顺应历史潮流的艺术抉择。”⑨这些,确实是《前夕》所要直接传达的题旨。不过,顺应历史潮流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作家个人主体性的极大消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家族隐喻,成为许多作家无法突破的符咒,从而导致创作思维的简化,陷入非好即坏的本质化误区。这在靳以许多模式化写作中,也表现得很明显,而对静宜的塑造,则在无形中对自身的滥情倾向和简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抵制。
尤其值得反思的是,“当现代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不是指向超验的无限之物,而是落实于‘民族’、‘国家’等世俗形态时,也就在精神上不能与现实拉开距离,从而缺乏批判现实,超越现实的价值资源。固然,对‘民族’、‘国家’的关切也会向人们提供一个意义世界,然而,这种意义世界却不具有属人的性质,它们有可能假借神圣的光灵,成为人的异化力量。”⑩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国主题当然值得弘扬,但是在处理小家与大家的关系上,一切以国家与革命的名义出发,非但淡化了人们应有的亲情伦理,也隐含着对人生命的漠视。在蒋光慈的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中,李杰赞同农民火烧自家房屋,使无辜亲人葬身火海,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前夕》结尾黄家除新生一代以外的集体沉河,也可以视为如此惨痛图景中的一幅。
总而言之,静宜因其丰富的人物性格,既为反思现代家国关系的处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充分体现了一位普通女性在战乱烽烟中的道德操守与岗位意识。正是每一位坚韧的家园守望者,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作者简介:石健,吉林体育学院学报编辑、讲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参见石健:《爱与恨的缠绵――靳以〈虫蚀〉三部曲解读》,载《名作欣赏》(中旬刊),2009年第8期。
② 惕若(茅盾):《〈水星〉及其他》,载1934年12月1日《文学》,第3卷第6号。
③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④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⑤ 石健:《“圣”迹何在?――靳以名作〈圣型〉解读》,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9年第7期。
⑥ 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⑦ 文天行:《火热的小说世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95页。
⑧ 《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页。
⑨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⑩ 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