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事类 [《文心雕龙.事类》的狭义互文性]
时间：2019-02-12 05:29: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用事 狭义互文性 暗示 文学记忆 摘 要: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中的“用事”观,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狭义互文性理论是相契合的。狭义互文性理论关注受众参透暗示的能力,而刘勰更关注作者建立暗示关系的能力和具体方法。两者都认为作品只能存在于以往与现存作品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刘勰在南朝梁时就已提出现有作品与以往作品在开放体系中进行对话交流的思想,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使典用事,在古代典籍中已有萌芽,到了两汉时代成了文章中的普遍现象。乃至南北朝时期,诗文讲求声律、对偶,使事、用典就更加繁密。这时也就出现了“辞不贵奇,竟须新事”,堆砌典故,“文章殆同书钞”的弊病①。祖保泉《〈事类〉谈屑》中说:“在骈文中以典故、成辞为装点,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在文章中用典故,引成辞有它的两面性,运用得当,便可以古事申今情,运用不当,则纰缪丛生。刘勰注意到了这个创作上的实际问题,试图加以解决,所以撰《事类》篇。”②
一、《文心雕龙・事类》与狭义互文性研究的契合
《事类》作为《文心雕龙》第三十八篇,论述的是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③是说文章中的事例,是文章在达意抒情之外,又根据类似的事例来说明意义,引用古典来以古证今的。这句话似乎清楚地说明了刘勰所谓事类的意义和作用,正在于用文章本体内容之外的有关故实和言辞,更为清楚,更为充分,以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情志。具体来说,刘勰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一是前人作品中有关的事例或史实;一是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即用事引言两个方面。
《文心雕龙》博大精深,但作为一本诗学著作,它还没有可能将文本之间的互相借鉴上升到文学本体论的层次加以探讨,而是作为文学创作论的一部分,作为对写作实践的探讨和对写作方法的论述提出的精辟的见解,试图揭露当时创作中的流弊,并指导后来人的创作。作为一种文学创作观念,它与“互文性”研究中的“狭义”一派产生了诸多契合。
“互文性”的发明权应该属于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她以及罗兰・巴特意义上的“互文性”旨在说明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由于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色彩,被称为“广义互文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以法国诗学理论家热奈特和新文体学家里法泰尔为代表的狭义的互文性研究。“狭义互文性”又被称做“操作性的互文性”。在“狭义互文性研究”中,“互文性”概念被做了更为具体更为精密的界定,并具体化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学批评描述工具,以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狭义互文性研究有意地将互文性理论拉回到诗学和文学修辞学的范围里来,作为一种文学手法来进行研究。由此,对应于《事类》中的“用事”,狭义互文性理论中的“暗示”理论与其有联系亦有区别。
二、《事类》中的“用事”与狭义互文性中的“暗示”
“《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徵义者也。”④前半句是说《既济》卦的第三个阳爻,在爻辞里引用遥远的商高宗征伐鬼方的事表示卦象顺利,后半句是说《明夷》卦的第五个阴爻,在爻辞里记载近时箕子的坚贞表示卦象艰难。这是作者为了说明可以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在后面他又写道:“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⑤是客观地说明屈原宋玉的文章中一般不用引用成辞,而是用已经发生过的事例来证明某一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那就是用典,这包括前人的某段精彩的创作如神话寓言等、先人的言论、趣闻轶事、掌故、史实等。作者把这些内容融合到自己的作品中,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借助这些典故事实获取意义,并增加自己作品的文化丰富性,而且又恰到好处。刘勰所说的用事范围要大于用典,因为典故的内涵是相对固定的,它有一个被逐渐经典化和固定化的过程,是刘勰所说事例的一个固化的相对稳定的形态。显然,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有许多事例是被逐渐淘汰掉了的。就以刘勰所举出的屈原为例,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中,为了表达自己上天入地追求真理的精神,作者用了大量的神话人物、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加入其壮观的意象行列,但作为用事的先驱,他的开创意义就决定了有许多事例在以后被更多的文人凝固成了典故,而有一些事例被抛弃或者幻化成了另外的意义。
但不管是事例或者是事例的更为固化的形态典故,“举事徵义”时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事例是派生于原文但又不再现原文文字的,即“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它通常要求读者有足够的知识和由此及彼的想象力,它是模糊不清的,没有明显的标示的,如果不具备理解这一事例的能力,用事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彻底失败。派生于原文但又不再现原文,在狭义互文性研究中被称作“暗示”。“暗示”是对事例本身进行化用,以及摹仿、转换、戏拟等更复杂的加工。在这一互文手法中,事例不仅成了深藏不露的,而且事例的意义成了一种模糊的暗示的表示。即“文本中有一些模糊的迹象表明互文存在”⑥。是否能参透这种暗示的关系还是疑问。如果我们读《锦瑟》,却不懂得庄生梦蝶、杜鹃啼血、鲛人珠泪、玉暖生烟,那就根本无法参透这一文本与其他文本的暗示关系,也就无法理解四个事例与四种情绪的对应,也就无法理解年方五十的作者复杂而美好的心理世界,与作品的对话也就彻底失败了。
古代的文人诗受众是相对固定的,也主要以文人、读书人为主。古代的读书人饱读经史子集,对文中的化用与暗示之处往往能心领神会,所以刘勰在文中并不为读者担心,他担心的是作者不能做到“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或者“用人若己,古来无懵”。刘勰也做了一些方法论上的指导,比如他的“博约精核”说,以及对“才学”关系的论述,都是为作者创作作品打好实践的基础。“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将赡才力,务在博见。”⑦在刘勰看来,“学”属“才外”的范畴,与之有关的是才力、性情之外的事,如这里所说的援引旧事和成辞。同时,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他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才力。《奏启》篇说“博见足以穷理”,《神思》篇有:“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博而能一,亦有助于心力矣。”《练字》篇说:“非博学不能综其理”,《知音》篇:“凡操千曲而后晓声……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⑧都讲的是这个道理。刘勰已经注意到利用事例来建立文本间关系从而达到以古证今效果的可能性,他也朴素地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原因正是因为事例在文本间所起到的暗示的作用。但不同的是,刘勰更为关注的是作者建立暗示关系的能力(才学关系)和具体方法(博约精核)。
麦克・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分别在1979年和1983年出版了《文本的创作》和《诗的符号学》,在其中,“互文”作为文学性的微观修辞现象得以研究。他将“互文”定义为“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关系的领会,无论其他作品是先于还是后于该作品存在”⑨。在里法特尔的狭义互文性研究中,若隐若现的暗示,是以读者能够抓住,能够理解为前提的一种接受理论的概念。在里法特尔看来,读者对作品的延续构成了互文性的重要层面,读者审视文本的“暗示”现象,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作者和读者之间需要有一种默契方可看出暗示所在,有时文本明白地反映,有时含蓄地反映,但无论如何,读者必须识别,即使有时只是读者自己的联想。暗示比其他互文手法更依赖阅读效果。可见,狭义互文性研究关注的是受众的能力和受众参透暗示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在互文性的研究中如同刘勰一样观照一下作者的方面,也许可以有所斩获。事实上,所谓的“作者死了”的表述在今天的互文性研究中被重新否定,例如孔帕尼翁在《理论的魔鬼》中就重新提出了作者的“意图”,作者正在互文性研究中以新的方式起死回生。刘勰关注的恰恰是文本关系的建立中作者的作用,他还试图提出一套标准供作家参考,以更好地“用事引言”。正所谓“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⑩。
总之,《事类》与狭义互文性研究存在着许多契合点,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但无论如何显示了作者刘勰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敏锐和深刻性。在互文性理论的观照下,我们知道文本下可以听到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的清晰可辨,有的模糊不清。《事类》篇带给我们的问题意识正是在于它关注到了文本中不同声音的来源、文本之间关系的建立和文学记忆现象的关系等等,在今天依然焕发着理论的生命力。
作者简介:马聪敏,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
① 钟嵘.诗品序[A].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09.
② 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04.
③④⑤⑦⑧⑩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义证[M].詹瑛义证.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07,1413,1439,862,1455,1850.
⑥⑨ [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