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五四”文学对国民性批判的有效性论证_鲁迅毕生致力于批判国民性是否正确
时间：2019-02-12 05:31: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鲁迅 “五四”新文学 国民性 有效性 摘 要: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将“新民”的启蒙思想引入文学,开“国民性”主题之先河,“五四”新文学中,鲁迅继承了梁启超的思想,其小说和杂文都有极大的批判性。本文旨在从当时的读者反应考察鲁迅“五四”时期文学对国民性批判的有效性。
改造国民性作为鲁迅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始终贯穿在他的创作中,尤其是小说和杂文。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鲁迅国民性思想体系,或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的渊源进行探讨,如钱理群;或是从具体文本入手分析鲁迅笔下国民性病症,如秦锐《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或是关注于国民性改造出路的研究,如王得后、高旭东等。
以上这些国民性研究是从社会历史、作者、文本的角度进行的,而忽视了读者一隅。鲁迅在作品中始终实践着的文学功能观――改造国民性,是否真正对国民产生了影响呢?本文拟从当时的读者反应来验证这一质疑。
一、鲁迅文学功能观略览
晚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希望通过对中国固有的“国民性”的批判来提高国民的素质以争取民族独立。启蒙思想代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写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将“新民”的启蒙思想引入文学,开“国民性”主题之先河。
新文学阵营中鲁迅最早承袭了梁启超的思想。1906年“幻灯片事件”的刺激,使鲁迅认识到“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2}。1925年《论睁了眼看》中他仍然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3}文学之所以能担负改造“国民性”之职,在于文学自身的功用,即“感兴怡悦”、“涵养神思”、“评骘人生”、“教示邦国”。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感兴怡悦。……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4}“涵养神思”即为“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想”。
二、读者反应
(一)小说
毋庸置疑,“五四”小说以鲁迅为最,“鲁迅是现代中国‘民族魂’的代表,也是现代‘民族魂’的塑造者之一。”{5}论证鲁迅的创作是否达到其当初的意图,从读者接受角度当最具说服力。
借用霍尔的《编码,解码》,作家写作的过程是由意义和思想来建构的,包括作者写作意图、各种技巧的运用以及对读者的设想的编码的过程。关于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即解码,霍尔做了三种假设:“主导――霸权地位”,这是理想的解码;“协调的符码”,它认可编码者的合法性,但“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背离规则的例外运作。它使自己的独特地位与对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相一致,同时,保留权力以更加协调地使这种主导界定适合于‘局部条件’、适合于它本身团体的地位”;“对抗的符码”,即“以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6}。
《阿Q正传》发表后,一位叫谭国荣的读者给《小说月报》记者的信中说:“《晨报》上连登了四期的《阿Q正传》,作者一枝笔锋芒得很,但是又似乎是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而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真实之感,则是《阿Q正传》也算不得完善了。”这位读者一方面认为文章很深刻尖锐,但另一方面又认为有失真实。这是一种“协调的符码”。而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沈雁冰给予这样的回应:“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了;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指阿Q),在接触灰色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断的图画,便浮现在眼前了。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7}沈雁冰则认为阿Q的性格是社会各方人物的真实写照,是各人劣根性的集合,其解读为最理想的解码。钱杏 在《鲁迅》中也说可以从其小说中看到“在封建势力支配下的‘不可使知之’的一班所谓‘愚民’的性格”{8}。这是与沈雁冰一致的解读立场。
霍尔认为,编码和解码的对称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和解码者―接受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的程度”。“所谓‘扭曲’和‘误解’恰恰因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而产生。”{9}谭国荣与沈、钱的不同解读即是其所处位置不对称所致。鲁迅、沈雁冰、钱杏 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识既有宏观的广阔又有微观的深刻,因为认识到国民的劣根性,他们对国民的态度就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即以启蒙者的姿态来面对民众,根本上说,他们之间的位置是不平等的。普通民众由于生活的局限性以及自身知识的有限不可能认识到整个国民的生存状态,更难以警觉自身生存的悲剧及性格中的缺陷。于是谭国荣的反应就是他最大限度的理解。由于我们无法考证当时底层读者对鲁迅小说的反应,所以是否可以做这样的推测: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波动中,多数底层民众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精神思考更是无从谈起,而且他们大多不识字,即使能看到这些小说也看不懂,充其量是从街谈巷议中了解些许。
当然,仅从一个民众读者的反应来宣判鲁迅小说国民性批判的无效是不谨慎的。因为鲁迅小说对当时进步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3年10月沈雁冰在《读〈呐喊〉》一文中写道:“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10}丁玲也说:“鲁迅先生说他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便是吃鲁迅的奶长大的,以至于成熟起来。”{11}丫生在《读〈呐喊〉》中说:“我现在所要代表说的,是我们青年文艺界中,正还需要这同样作品出现。……同样的花与果,实在希望他再放出一朵,结成一颗。所以我们仍立等着,静听着鲁迅君第二次的喊声。”{12}青年往往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如“五四”运动以学生运动为始),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间接地对底层民众、下一代产生影响不是没有可能。
(二)散文
散文是最具主体性、真实性的文体。“鲁迅十分看重散文的‘载道’功能,鲁迅从现代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投枪,是匕首’的主张,认为小品文应扎根现实,冲破个人主义的樊篱,紧密联系现实斗争,充分发挥其唤醒群众,揭露敌人的战斗作用。”{13}“五四”散文中,最早出现的散文是杂文,相比于小说的虚构性来说,杂文的批判功能更直接、真实。丁玲也认为,小说比较“含蓄,问题、思想,都需要读者自己慢慢体会、悟解出来,而且有的人还不一定悟得出来。杂文就不一样。杂文紧紧抓住一环,痛快淋漓地打,鲁迅就主张打落水狗”{14}。因本文的论证限于“五四”时期,故主要以《热风》《坟》《华盖集》为研究对象。
笔者翻阅了民国时期的《新青年》《莽原》《语丝》,注意到两篇有关鲁迅杂文的文章,一个是《语丝》第六十七期名为“张同光”写的《“国骂”之研究》,作者对鲁迅于《语丝》第三十七期发表的《论“他妈的”》进行了反驳,“鲁迅先生……似乎颇叹赏发明这战略的天才,虽然他也只是说是‘一个卑劣的天才’;然而既称之曰‘天才’,确是赞叹他作战计划胜利的证据,这是我未敢苟同的”。“鲁迅认为国骂是下等人攻击高门大族的战略”,但张同光认为“若今日之用,或以表宠爱,或以表惊异,或以助语气,或以表亲爱,或以贬人,或以自贬:含义至丰,效用至广;而用以攻击门阀,打破等级,殊不数数‘闻’也。”“‘国骂’者,似骂而非骂也”{15}。一个是《语丝》第一百零八期名为一萼的作者写的《鲁迅与阶级》,笔者摘录了其中几句:“社会虽复杂,并无上、中、下的分别……幸而,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不然,也太单调了。……‘阶级化’是捏造的一个名词,恐怕费解,不敢相信,特提出,以待指教”{16},仅从这几句话就不难感觉到作者对鲁迅的嘲讽与反对。其实当时文坛对鲁迅杂文批评的声音很多,鲁迅《华盖集•题记》就写道:“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目。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人、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17}西滢(即陈源)认为他的杂文“无一读之价值”{18},邵洵美说是“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事实”{19}。
当然对鲁迅的杂文并非全是批判,1937年郁达夫在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的《鲁迅的伟大》里说:“至于他的随笔杂感……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蔡元培也说他的杂文与短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20}。李长之谈道:“那辐射着的光芒,也无时不从他的小说,尤其是杂感里,而到达读他的作品的为他所鼓舞着的青年人的心”,“当时青年受鲁迅的影响实在深”,“我受影响顶大的……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对人对事之不妥协”{21}。
对鲁迅杂文的评价何以有如此大的反差?《语丝》周刊的读者多为知识分子,可以推想张同光与一萼也是,二者都认为鲁迅的批判过于激烈,中国社会并非全是这样。可见两人对中国抱较乐观的态度。略知鲁迅的人都知道他敏感、尖锐、善于批判,甚至有些悲观,他曾跟许广平说:“我心里的黑暗,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不敢告诉你们年青人。”他比别人深刻的原因就是“看出了整个‘五四’运动的自我否定的逻辑、自我否定的结论……可惜当时把逻辑搞清楚的人不多,因为当时人的激情压倒了理性。”{22}所以此二人的反应并非没有道理。另外西滢是现代评论派作家之一,我们从文学史上对其评价――“他确实是站在‘五卅’运动之外、女师大事件之旁、民众运动之上,装出一副公允的面孔说三道四的。……这种自由主义的立场,骨子里援助了中外的敌人”{23}――来看,由于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对当时社会种种现象并不能客观、深刻地认识。由于编码者与解码者所处位置的不对称使得解读发生了错位。
李长之这一段话非常清楚地表述了鲁迅对青年的影响:“因为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使青年人以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这当然是坏的,然而使青年锐敏,从而对社会、世事、人情格外关切起来,这是他的贡献。因为鲁迅在理智上的健康,使青年人能够反抗,能够前进,能够不妥协,这是好的。同时,一偏的,不深于思索的习惯之养成,却不能不说是坏的。”“他在战士方面,是成了一个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24}。
与小说相似,杂文对青年人的影响较一般国民更深。然而杂文由于多针砭时弊、语言尖锐,致使人们只知憎恨而忘记客观思考。所以虽然直接但其接受的普遍性并不及小说。
小 结
鲁迅“五四”时期文学接受对象多为知识分子阶层、青年人,下层民众接触机会极少,实际上对国民性批判的力度仍没有深入普通“国民”。“鲁迅――知识阶层/青年――下层民众”才是真正的传播过程,也即国民性批判生效的过程。笔者希望在对鲁迅的研究中,不要一味夸大其国民性批判的深刻,毕竟批判只有深入批判对象才最终达到目的。
作者简介:魏萌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9级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412.
{2}{3} 鲁迅.鲁迅全集(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6-417,240.
④ 赵瑞蕻.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7-58.
⑤{23}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57,127-128.
⑥⑨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6,348-349.
⑦⑩{11}{14} 鲁迅研究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M].1983:125-126,126,7,12.
⑧{12} 李柯林.鲁迅论[M].上海:北新书局,1935:45,196.
{13} 王开志,周洪林.论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审美流变[J].当代文坛,2009:6.
{15}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语丝》第一期至第八O期(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六七•五.
{16}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语丝》第八一期至第一二O期(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一O八•一二.
{17} 鲁迅.华盖集•题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 鲁迅.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9}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20} 张杰,杨燕丽.鲁迅其书•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21}{24} 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5-6.
{22} 林毓生.鲁迅“国民性论述的深刻性、困境与实际后果”[J].扬子江评论,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