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回归_知识者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失落

　　关键词:知识者城市梦想侠客梦双重悲剧 　　摘 要:本文从“梦幻之城”的追寻与失落、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失落以及知识者理想的坚守与失落三个方面论述师陀前期散文的精神意蕴,深入挖掘其前期散文所内蕴的知识者不断追寻精神家园、又一次次遭遇失败的精神之旅的线索,力求展现师陀散文所独具的知识者生存史与精神史叠合的双重意义。
　　
　　中国现代作家或为了生计与求变,或出于对现代文明的执著追求,自愿或被迫离开故地,毅然从乡村走向都市,到异地(多半是到北京①、上海等大都市)谋生。若干年后,作为新式知识者抱着隐秘的期望回到故乡,发现物是人非,一切和他的想象不同,于是他只能再度收拾行囊,踏上漂泊之路。他们在乡村与都市的往返间、在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的对照中认识到地域之别所造成的文化落差,确立起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基点。这种人生经历与生命体验在其创作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以至于“离乡―还乡―再离乡”演变成为如鲁迅等乡土小说家写作中贯穿始终的结构模式②。
　　师陀也是如此。正如批评家孟实(即朱光潜)所言:“像许多青年作家,芦焚先生是生在穷乡僻壤而流落到大城市里过写作生活的。在现代中国,这一转变就无异于陡然从中世纪跌落到现世纪,从原始社会搬到繁复纷扰的‘文明’社会。”③长期漂泊异地的师陀,行走在偏僻的乡村与繁华的都市之间,虽然有过犹豫和徘徊,却并未被城市的现代文明淹没。两次进京的经历,使他写出了《鱼雁》《什刹海与小市民》等深入反思北京城文化构形的散文作品,营造出一个乡村知识者的“梦幻之城”及这个“梦幻之城”的最终失落,表现出乡村知识者的激进灵魂与城市惰性对决的主题旨向,充满着强烈的批判色彩。由于“梦幻之城”的失落,一次偶然的机缘促成其太行山之行。虽然师陀进山打游击的救国梦想未能实现,却意外收获了一组关于“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散文作品。师陀以温情的笔触理性地书写着小知识分子的动人故事,用散文形式反思小知识分子精神与生存的双重悲剧。
　　
　　“梦幻之城”的追寻与失落
　　
　　新文化运动不仅成就了一批满怀启蒙理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同时也造就了北京作为“启蒙之光的源泉”的城市形象,成了无数青年人心中承载梦想与希望的理想之城,召唤着一代代胸怀抱负与激情的年轻人前去寻梦。仿佛他们只要来到这个城市,就意味着他们素有的幻想和希望就能实现,还可能在神奇的人生中遇到同路人。对于年轻人而言,当时的北京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个“变化之城”,一座“梦想之城”④。不甘平庸的师陀便是追梦者之一。然而,与大多数到北京寻梦的青年不同,师陀两次前往北京,都未与其他到北京求学问官的青年知识分子同路,也始终没进大学,“既然不考大学,便去逛大街”⑤,这种阴错阳差的际遇反而使师陀能够持有一种较之常人更为余裕的心态,以一种更审慎理智的眼光与视角,深入细致地打量这个充满“梦想”的大都市。
　　他不断穿梭于古老北京城里迷宫般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胡同,“有时出胡同西口,先到鼓楼,一个河北梆子正在那里歇夏,戏台上的演员都垂头丧气,给人的印象是无家可归,实在悲惨”⑥,胡同文化是师陀观照与审视北京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梦幻之城”的窗口,正是这个窗口使得他得以走进所有象征北京精神的古老的建筑与名胜古迹,“一年前的杂录簿里,曾留下如下的字迹:‘北京有天桥,也有陶然亭……’”,“陶然亭未必代表名士,而天桥未尝就是俗人。”⑦这种介于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之间的中间状态的胡同文化,既弥漫着现代都市的文明气息,又不乏乡土文化的人情味,使初来大都市的师陀体验到一种莫名的惊奇感与久违的亲切感,仿佛他已经在平凡的胡同里找到了文化与情感的新归宿,使他觉得“真理是在小胡同里”⑧。
　　但是,北京带给师陀的那种惊奇与兴奋并未维持多久,他还没来得及在胡同所承载的人情暖意里沉醉,就恍然发现了作为北京古都枢纽的胡同,竟然沾染了太多城市文化的油腔滑调,北京城幽雅闲适的生活方式背后却藏匿着令人寒心的人性的堕落与麻木,一种疲塌的城市文化的惰性渐渐地呈现出来。在1935年4月发表于《漫画漫话》创刊号的《什刹海与小市民》中,师陀一改小品《鱼雁》对北京所持的温和态度,采用讽喻漫画的手法再现了“什刹海”边北京市民看似闲适实则僵化麻木的生活样式,“他们都是什刹海的父亲;一面呷着浓烈的绿茶,一面嗑食南瓜子或西瓜子,由傍晚到黄昏,嘴里谈着戏经,板眼,看看游客,望望一池水,一天消磨过去了。他们的祖先是喝着茶死的,他们的父亲又是喝着茶死的,而他们自身也许及其子孙,国家世界都不在眼里。他们自以为是好百姓,虽不曾修过阴德,却也不会做坏事,所以才来喝茶的罢。在他们眼里中,国家的存亡仿佛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关系,只消什刹海一日在着,世界将仍是繁华的。倘若一旦失去这片乐土,‘北京人’将怎样生活呢?”⑨这样的质问与驳诘显然已经包含着师陀对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以及这种生活方式所象征的一种城市惰性的质疑与反思,并进而反思北京城的历史传统及其城市构形。此时师陀心目中的北京已经失落了“启蒙之光的源泉”的“理想之城”的形象,甚至连北京小胡同所附载的那点人情暖意也已无法再温暖师陀失落的笔触,继之而来的只有无情而彻骨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心态的变化事实上隐射了一个来北京寻梦的青年的理想与激情的失落,更是一个城市形象的失落。
　　值得注意的是,师陀散文对于北京都市文化的态度,由《鱼雁》等所表现的寻找到文化与情感上的新归宿的激动,转变到《什刹海与小市民》等对于“什刹海”边的小市民生活的漫画式再现与辛辣嘲讽,不但显示出师陀寻求文化与情感归宿的渴望,而且突显出其与其他“京派”作家截然不同的理性与批判精神。师陀的散文,尤其是其《什刹海与小市民》等作品,不仅嘲讽了老舍作品中所津津乐道的北京人悠闲自适的生活追求,而且含沙射影地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所乐道的吃茶的闲适心态”⑩。这无疑是对上述以“闲暇”为价值核心的北京之城市构形的解构和弃绝。对于师陀而言,北京作为“启蒙之光的源泉”的“理想之城”,在其心目中已经轰然倒塌。他虽然以散文作品完成了对北京之城市构形的深入反思与批判,却陷入新的困惑与迷茫――关于梦想,关于城市,关于人生,但是一切又都已了然,唯一的选择是离开北京,继续出走。这样的抉择不仅意味着师陀对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所代表的城市惰性的弃置与拒绝,同时鲜明地表达了他批判现实与追寻知识者的自我位置与存在方式的现实担当精神。
　　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失落
　　
　　20世纪30年代,师陀接受好友赵伊坪的委托,“到河南省太行山区去了一趟,住了两三个月,看看那时是否可以打游击”{11}。如果说入山考察打游击的情况是师陀太行之行的现实目的,那么,进入太行之后,他却被那里的山水所深深吸引,映入眼帘的已不是现实的山水风景,而是其所熟稔的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优美意境,于是,他写出了《轿车》《山店》《过岭》《夜间》《劫余》《假巡案》《风土画》等呈现出文化散文的独特风貌的“山行杂记”。然而,这些“山行杂记”中最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其中所描写的奇异的山水风景,不如说是其中所折射的现代知识者对于富于传奇色彩的“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期待,以及这个期待的最终破灭。
　　太行山艰苦的旅行并未减弱师陀心中的浪漫情调和传奇心态:“也许不免是浪漫的罢,太行之名最初竟是有些吓人,自然,这不免又和读过的旧说部有关系。”{12}此情此景使师陀轻易地联想到早年所读传统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种侠肝义胆与英雄情怀,于是,在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在演绎一段“千古文人的侠客梦幻”。自己所使用的简单原始的交通工具――“轿车”,也似“《老残游记》中常常出现的”,“似山水画中的小船”,内心不免激发起一种在其中饮酒赏月的文化想象与现实冲动。“正是清明前后时节”,“远山隐迷在雾里,附近小岭同矮岗在雨脚下起伏;道旁,麦田上凝着水珠的仙衣;村落 朦,绿柳含烟。”{13}眼前的情景似真似幻,“路上行人”师陀虽未“断魂”,却早已沉浸在“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诗境,发现“只少了一座杏花村的酒家”{14}。显然,融化在其文化血液中的传统诗歌与武侠传奇,与眼前的奇山异景相融合,仿佛眼前的太行山已不是当下混乱现实中的贫困山区,而是富有诗情画意和豪侠出没的灵山仙境。太行的“夜间”,“没有森林的茂盛,却同森林一样忧郁”。古寺的钟声,旷野沙锅内的呼声,一切都在召唤着一种类似西班牙的古文明气息。经历了两次浩劫的村庄,在作者独特的文化视角的叙述中,仿佛“一个跪着的女人,头发披在背后,双手向上伸开,眼睁得大大的,痛苦的仰望着天空……”{15}散发出浓郁的古典文化气息。
　　这些“山行杂记”以另一种别有意味的散文笔调,表达了一种对侠义世界的期待,即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于是,其眼中巍峨险峻的太行山,似乎被英雄侠客的身影笼罩着,氤氲着一股侠气,走进太行山,便仿佛走进了一块被侠义氛围所笼罩着的“武林”胜地。正是师陀那种对侠义世界的无限向往,使得他创作的这一组“山行杂记”弥漫着侠义文学所特有的神秘气息和浪漫情调。“店而且要开在山里,是多少含有着浪漫味儿的。”{16}朴野的“山店”中打杂的大汉该不是绿林豪杰?“探出半个头的女人,望去似乎也有一点来历,怪像‘母夜叉’。”{17}不但店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作者安置了武林豪杰的角色,在崎岖山路上骑马的经历也被描绘成一幅《荒山乘马图》,“自己便做做图中的主角,充充‘风尘三侠’中的人物。”{18}在作者对仙侠世界的期待视野中,山不再是那个落后贫困的山,人也不再是那些愚昧蛮野、麻木不仁的民众,而是有着自由独立的侠义生活的英雄侠客,而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也到处都是充满着诗情画意的世界。《山店》开篇一句“打杂罗唣一声”,便将人带入古侠小说的爽快意境:“店倚山而建,约有六七间房舍的模样,也有天井,是可以‘卧餐山色’的。”{19}这画境与其说是现实的,毋宁说是作者对侠客世界的诗意想象;隐藏在侠义世界的背后的,则是对独立自由的强烈渴望,对侠客精神的倾心神往,是孱弱的知识分子渴望承担社会使命的“侠客梦”。
　　然而,师陀的“侠客梦”并未持续多久。当他在太行山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山区里残酷的现实便逐渐显露出来,再也难以激发起他初来乍到时对太行山区的诗意追寻和对侠义世界的无限想象。在同样写于太行山之行的散文《风土画》里,作者一反此前“风土画”式的诗意描绘,转而变为尖锐的反讽笔调,将当地特有的运输工具“驮子”的民俗趣味消解殆尽,无情地叠加起现实生存的残酷,“驮子在太阳未出之前,溪水间还重锁着雾,便荷起数百斤的重载上路,向山岭升上去,一连串的;直到中午,才翻过第一架山头。”{20}在另一篇散文《假巡案》中,叙述了作者在一个“古怪”的村庄,被误认为是纳租敲税的“什么员”,村民语无伦次地诉苦并请求“高抬贵手”,原来是习惯于被敲诈剥削的村民们,“主动”地让“我”扮演了一幕《假巡案》的主角。作品将现实的悲剧题材处理为充满着滑稽意味的闹剧,将叙述者“我”处理为一个被强行拉入的“假巡案”长官,被受剥削的村民们强行分配了一个剥削者的角色,在一种“佯喜实悲”的苦涩中,达到对现实的黑暗与历史小说《巡案》虚伪性的双重讽刺。
　　问题在于,同样是师陀描写太行山之行的作品,《轿车》《山店》《过岭》《夜间》等一组散文所表达的是一个现代知识者的“侠客梦幻”,而《劫余》《假巡案》《风土画》等作品却以反讽手法呈现出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社会现实。事实上,这些散文所描写的是一个现代知识者对于“侠客梦”真诚期待,以及这个“侠客梦”的最终破灭。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现代知识者,师陀的这些散文渗透着一个知识青年的精神追求和使命意识,当其曾经所期许的“侠客梦幻”破灭之后,只能在一种近似冷笑的反讽中实现对残酷现实的苦涩呈现。
　　
　　知识者理想的坚守与失落
　　
　　如果说师陀那些描写“梦幻之城”与“侠客梦”的散文,体现了现代知识者的梦幻之旅和浪漫的精神追求之虚幻性与脆弱性,那么,师陀在他写人叙事的散文中则继续着“五四”以来知识分子题材散文的书写,但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精神指向与价值向标。“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散文,着力于表现知识分子自我的精神世界,呈现精神斗士的苦闷与感伤、昂扬与失落,“将胸中的怨、悲、怒、喜、恐多种情绪淋漓地抛洒,将个人对理想的追求、对爱与美的渴望、对光明的向往,以及求之不得的失落和哀伤自由地倾诉,将拳拳的爱国之心、高度的时代使命感、迫切的救亡要求,以及不被理解遭受打击时的心灵的创伤充分地袒露给世人”{21}。“五四”精神革命落潮之后的知识分子散文,则“开始由对个人精神世界的专注转向对社会的关注,对社会性质、国家出路,以及发展趋向的探索代替了对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22}。
　　与此不同的是,师陀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知识分子题材散文不再沉溺在知识分子个人的精神世界里,一味浅吟低唱个人私己的精神苦痛与情感创伤,也不追求对社会性质、国家出路,以及发展趋向的宏大叙事,而是冷然静观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描写知识分子作为小人物的生之苦、生之累和生之难。他们曾经处于精神革命的最前沿,但如今已“不再是英雄”,也没有了那种超越常人的英雄壮举,只是被日常生活围困的小人物。作者往往用素净甚至粗疏的线条勾画这些小知识分子平凡而琐碎的生存际遇,真实呈现他们的多舛命运。然而,正是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平凡生活在作者笔下自然衍生出一种文化张力,彰显出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和人类命运的无奈。当时代的狂风巨浪在历史的时间轨道上显示着命运的不可抗拒,小知识分子以踯躅无奈又执意抗争的灵魂诉求,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坐标而自成一维,却终究只能落入历史的某个角落,甚至倒毙在时代的狂风暴雨中,上演一幕幕生存悲剧。
　　师陀几乎所有的写人叙事散文中的主人公都重复着这样的命运:理想一步步被黑暗的社会现实吞噬,生命个性逐渐被社会压力消磨,或者赖以实现人生理想的职业不断被挤压,最终连维持起码的生存的职业都不可得。如,《同窗》中曾经饱有生命活力的徐家训、张永思在琐碎的生活压力下,失去了最后一抹青春气息;《鹪鹩》《残烛》中的孔伯达,也“曾经信仰、曾经爱人、曾经进取”,面对腐败的政府、肮脏的官员,“他的心只能变得同钢铁一样冷”;《索龙》中性格软弱但善良的索龙在兵荒马乱中做了土匪,被枪毙了。这其中包含的悲剧事实上不仅仅是理想遭遇现实重创后失落的精神悲剧,更叠加着进入日常生活的小知识分子被日常生活击败的生存悲剧的双重悲剧,理想失落了,日常的生存权也被剥夺。
　　但是在师陀的散文中,小知识分子的双重悲剧不仅源于物质生活的困窘,更由于精神上无能为力的失落感。在更多的时候,困窘和失落的产生不是因为可以面对、可以反抗的社会异己力量,而是由于其所身处的那种琐细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消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物质生活的困窘使得他们连正常的日常生存也难以维持,只能陷于为了生存,为了维持基本的日常生活而疲于奔命。
　　这种精神指向在《劳生之舟》与《程耀先》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十年前唯一有爱人”而幸福得让人嫉妒的H君在风雨飘摇中为生活奔波着,却只能“七年中一直吃着三十元的薪水”{23}。面临这样的遭遇,他甚至无法承担四个孩子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堪重负,只能将幸福之园荒芜在死亡里。如果说十年前,H君冲出封建势力的藩篱完成了追求自由恋爱和理想生活的英雄壮举,那么如今倒毙在日常家庭生活重负中的他,只能在“死亡中寻找他最合理的归宿”。正直而迂腐的程耀先更为不幸,在生活重负的逼迫下,连死的自由也被剥夺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坚持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操守,不断寻找着可以实现理想的职业,先后拒绝了各种可以营生的职业,为着革命理想放弃了小学校长的职位,因为“看不惯军队里讹诈克扣的勾当”而放弃了“军需”的差事,“为了不被利用”拒绝了“实已是肥鹅大差”的“警佐”,最后只能重操旧业,再次成为“自由职业者”“代书先生”。在对职业的一次次选择与拒绝中,程耀先仿佛赢得了职业选择的主动权,为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自我操守赢得了胜利。但是,伴随着一次次的失业,他的生活只能落入穷途寥落的绝境里,衣不遮体,家徒四壁。作为理想的载体的日常生活都已无法维持了,理想与操守更无从谈起了,于是选择了自由的死亡,准备向无可奈何的世俗社会做最后一搏,以此作为理想的最后祭奠。但却因为妻女所累,连死的自由也失去了。这与其说是H君和程耀先的个体悲剧,不如说是一个“为了维持日常生活而必须做到的事情却偏偏做不到”{24}的“几乎无事的悲剧”{25}。师陀将小知识分子从“五四”文学那种激进昂扬的精神世界拉回平实而朴素的散文世界,从精神革命的前沿、罗曼蒂克的云端拉回现实的“劳生之舟”,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过滤掉知识分子精神悲剧的先验性,用散文的日常叙述真实再现知识分子的生活悲剧。
　　悲剧有所谓英雄悲剧和世俗悲剧,但刘永泰《悲剧的缺席》一文却认为“对生存困境的迁就与顺从,就是对悲剧的驱逐。悲剧,不仅要暴露困境、陈示不幸、表现苦难,更要不屈不挠的抗争,激扬高蹈的超越。”“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26},显然这是以英雄悲剧去否定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所表现的日常悲剧。诚然,塑造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用以激励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文学表现人生的一种方式,但如鲁迅在评论果戈理悲剧时曾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27}这种“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则是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另一种悲剧形式,一种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表现人类的精神空间被排挤的悲剧模式。
　　师陀的《劳生之舟》和《程耀先》等写人叙事散文,正是“精神悲剧”与“几乎无事的悲剧”的叠加。“日常生活”既是其散文中的小知识分子主体不断抗争的毁灭性因素,也是主体积极争取的实现理想的载体,它的这种双重作用,使淹没其中的小知识分子来不及抗争,来不及抵达精神的形而上层面,更无从获得主体力量的张扬,就沉没在日常生活的基本生存欲望无法实现的现实苦难里。
　　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本应成为社会的价值导向,对于树立社会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具有引导作用,而知识分子本身则应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操守和精神空间,坚守其人生理想。可是在师陀散文中,小知识分子不但被混乱的社会规范所制约所排挤,而且还面临职业的不断失落,连基本的生存权利也被剥夺,甚至被现实苦难所淹没,其坚守的价值更是无从得以确认。最终他们只能面临精神价值与生存诉求的双重失落,落入双重悲剧的深渊。
　　师陀的知识分子题材散文,正是在这种由生活本身构筑的双重悲剧结构中,承续起前辈作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形而上反思,完成了对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反思之旅,揭去了披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斗士的光环,用一种朴素但深沉的散文形式反思知识分子的日常存在。从精神战场上归来的H君,再次遭遇真实生活的悖论式打击,被生活重担压垮只能在死亡里寻求解脱;程耀先被生活的重担剥夺了死亡的自由选择权。由此,师陀在对知识分子双重悲剧的表现中,深刻地质疑与反思知识分子精神主体性,并在这种质疑与反思中为知识分子的个体寻找突围生活悲剧的出口。
　　(责任编辑:张 晴)
　　作者简介:江红,杭州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① 当时叫“北平”,除引文或特别说明外,下文一律作“北京”。
　　②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③ 孟实《〈谷〉和〈落日光〉》[J],《师陀研究资料》[M].北京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233页。
　　④ 参见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第5页。
　　⑤ 转引自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M],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第12页。
　　⑥ 师陀《两次去北平》,见《师陀全集》(8)[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65页。
　　⑦⑧ 师陀《师陀全集》(5)[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53、54页。
　　⑨ 师陀《师陀全集》(6)[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580页。
　　⑩ 师陀《师陀全集》(8)[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391页。
　　{11}{12}{13}{14}{15}{16}{17}{18}{19}{20} 芦焚《黄花苔》[M].良友出版公司,1937年3月第1版,第120、123、123、143、143、126、127、134、126、1页。
　　{21}{22} 庄汉新《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M].学苑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58、91页。
　　{23} 芦焚《劳生之舟》[J].见1934年4月1日《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第333页。
　　{24} 池莉《我写〈烦恼人生〉》[J].《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第124页。
　　{25} 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见《鲁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371页。
　　{26} 刘永泰《悲剧的缺席――对新写实小说的美学检视》[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79页。
　　{27} 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见《鲁迅全集》(第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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