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蕴旨再探]狂人日记
时间：2019-02-12 05:44: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作为一部经典，《狂人日记》不仅暴露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而且在字与字的缝隙之间，传达着更深的意义。“小序”中大哥的“因大笑”及“不妨”背后就透露出时人精神麻木的可悲。鲁迅在唤醒麻木，催促“走”的行动的同时，通过狂人这一艺术典型，不仅使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占据着艺术和思想上的制高点，而且通过对“人”的揭示、“人”性的揭示、“人”的主体性最初形成的“自识”过程的揭示，而具有超越时代、民族的世界的意义。
关键词：《狂人日记》 蕴旨 麻木 走 自识
作为经典，往往是“字”缝中藏着“字”，其内蕴有多种可能。本文即从《狂人日记》（以下简称《狂》）“小序”中大哥“因大笑”及“不妨”开始，不揣浅陋，再谈《狂》的蕴旨。
一、“因大笑”与“不妨”
《狂》的“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大意是：“（大哥）于是大笑，给我拿出狂人的两本日记，说：从中可以知道当时其病时的一些情况，不妨就给老朋友看看。”这样的理解，字面义是可通的，但再深入下去，就出现疑问了。大哥因何大笑？为何不妨？“大笑”、“不妨”背后有没有潜藏着其他更深层的含义？
大哥的“大笑”意味着狂人对吃人世界的抗争，以狂人的失败、大哥的胜利而告终。的确，我们综合全篇来看，小说中出现“笑”共十九次，除“小序”外，十三节中有六节写到了“笑”。“大笑”计两次，发出者分别是大哥和狂人。狂人的“大笑”在第四节，大哥的“大笑”出现在“小序”中。狂人的呐喊最终确是沉寂在大哥的“大笑”里；然而，狂人真的是向吃人世界妥协、投降、归顺，并因此而彻底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吃人世界的抵抗吗？做出肯定回答一方的根据大多来自于狂人的“候补”。仅此来看，是否就可以圆释大哥何以大笑、为何不妨呢？如真是如此，那么大哥在友人面前大笑不仅是失态的轻浮张狂表现，与其“劳君远道来视”的客套、克制守礼不合，而且与“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在行文的衔接上也显得过于突兀，更重要的是，其与后面的“不妨”是矛盾的。
按常理而言，深谙“常人”世道的大哥，是不太可能向外人出示狂人的日记。家里有人发狂发疯，总不是件好事、光彩的事，值得大肆宣扬。退一步讲，就算大哥因狂人发病闹得太不像话，弄得众人皆知，其对狂人的行为无从也无法隐讳遮蔽，但也不至于自揭“家丑”。大哥对于本地“立在大门外”探头探脑的赵贵翁等，尚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对于外地的“余”，他又怎么可能不顾斯文“大笑”、且自道隐讳呢？况且，此时狂人已去候补，也即可能做官步入仕途，那么这一块“癞疮疤”正应极力遮掩才是，大哥又怎么可能向外人宣扬？“吃人”世界的政治会如此顺利接受一个异己者的归顺吗？不要忘了，对于“常人”世界，特别是“常人”世界的政治而言，这可是一个“污点”，就算不会有杀头灭门之忧，对于仕途通达总是会有影响的。“余”作为大哥与狂人的好友，如真是亲密者，若其认同大哥，他当与大哥一道为狂人之事遮掩才是，怎么要“撮录”日记公示于众？如认同狂人，那他又怎么会认为狂人的日记“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且判断所患盖“迫害狂”之类并希求医家？如果“余”与大哥和狂人并非真亲密，那么，大哥就更不可能如此失态“大笑”，将狂人日记这一极秘的私隐和丑事出示于他，且让其“持归阅一过”。而如果大哥对于狂人是形同冰炭、水火不容，理解了狂人抨击的要害所指就是对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吃人世界”的根本否定，那么，对于“吃人世界”维护者之一的大哥，是不会让狂人去候补的。而就算出于无奈由着狂人去了候补，为着家族利益计，其也不可能将日记公之于众。此处的“大笑”，就不应是“大笑”，而应是“呜呜咽咽地笑”，是冷笑，青面獠牙般抿着嘴冷笑；“无妨”也应是实有大碍，十分紧要了。但大哥非但“大笑”，出示日记二册，且以为“不妨献诸旧友”。这应当如何解释呢？可见由狂人对大哥的最终归附、屈服及自我放弃，去解释大哥的“因何大笑？”与“为何不妨？”及由大哥的“因大笑”与“不妨”去反推狂人对大哥的最终归附、屈服及自我放弃，都是不能周圆的。
二、“候补”与因何大笑？为何不妨？
那么，大哥因何大笑？为何不妨呢？我们先看“候补”。
《呐喊》对候补条的注是：“候补，清制。未经补实缺的官员由吏部依法使用，选定后到某部或某省听候补缺或临时委用。”众所周知，《狂》发表于1918年，小说“小序”及文后“落记”也显示是“七年四月二日”、“1918年4月”。其时应是清帝制被推翻七年后事①。而从“小序”所言“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今撮录一篇”等可推狂人候补事与余“迂道往访”间隔并不久远。由此，此处之“候补”似不等于清制之候补。
1913年民国的《议院法》第十三条规定：“议员有缺额时，由院通知国务院，依议员选举法，以各该候补当选人递补之。”②陈瑞云在叙及1918年护法国会时也写道：“据上述《议院法》规定，于1918年7月13日、8月13日，先后宣布缺席的325名议员解职，以候补议员递补。”③可见，所谓“候补”者，并不仅是清制，民国时也有；单一的官制或职位（职业）并不能作为判断狂人是否妥协、投降、归顺乃至放弃的有效准的。严家炎即曾说：“单纯的职业是不能代表人的思想；所谓‘官员’，也有高有低，情况很不相同，不要一概认为去‘候补’就是向封建主义投降。”④但狂人“候补”去了，又当何解呢？
本文以为，这不过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其中所留空白，具有各种猜测的可能性，鲁迅在这里所唯一明确的不过是狂人“上路”了，即狂人现在已不在故乡,他“走”了。由此，我们联系后文的“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来看，大哥的“大笑”不过是哥哥对弟弟，年长者对幼小者荒唐不经言行的笑，是经验者对无经验者、明了者对不明了者的笑，此处的笑是无恶意、无敌视的，其中固许有对狂人归认的肯同，然更多的是不以为然，后面的“不妨”也正如此。大哥是不将狂人发狂之事当做一件大事、重事、多么了不起的事及丑事的。由此再可推之，大哥是并不以狂人所言是非为是非，狂人的举动也并未让大哥觉得触动到了根本，狂人的言行，在其看来，不过是病。病了就要医，医好了，也就不以为重。朋友存问，言语细杂，涉于病状，也就“不妨”出示日记二册。可是，作为惜墨如金、被邀约“入阵”，具有明确目的和多年沉寂苦闷的鲁迅，这样的笔法难道仅仅是字面的串联吗？若“大笑”和“不妨”不仅作叙述勾连语视之，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其蕴旨又能再有些什么？
三、“麻木”――死的唤醒
狂人候补去了，但他活着。狂人的候补，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敞开的空间：“路”的必然，未来的希望。王富仁曾指出《狂》中：“‘救救孩子’不是让我们转回到小说的开头，而是让我们面向未来。”⑤要救孩子，就必须让人意识到孩子已经或可能有病、得了什么病。然而，从大哥的“大笑”及“不妨”来看，大哥等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有什么不对。在他们的眼里，狂人的世界是“非常人的世界”，是荒唐的，是可笑的。在狂人劝转大哥不要吃人时，大哥曾斥狂人为疯子；当狂人病愈候补去后，大哥“大笑”、以为“无妨”，这“大笑”、“无妨”所显示的是大哥等的麻木，对从来如此吃人历史的漠视、对时间的漠视、对生命的漠视，对“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漠视。在大哥等人的意识里，并不认为这个世界有病，人吃人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或处于未知状态，或知晓却未以为非，“从来如此”是不证自明的公理。他们的精神在没有时间的流动中僵死于沉寂的空间。
小说中，时间的意识是最淡漠的，这与日记体通常最具有时间意识是相悖的，但如果我们从小说的蕴旨还在于揭示“麻木”、唤醒麻木来看，那么这一相悖恰恰是鲁迅的别具匠心。狂人的觉醒首先就在于“时间意识”的复苏：“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而小说的终结也正在于时间的停止：“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在这里，“当初”与“现在”融合同一，四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我的履历，我的履历也就是这“吃人世界”四千年的历史。当“当初”与“现在”凝滞不分时，要打破这僵死的局面，延续时间的流动，唯一可求的就只有将来，为此，狂人最后才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
当大哥等不以吃人的世界为恶，或不知世界吃人的历史时，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提到的那些绑在中间的国人和站在左右的国人一样，都不过是刀俎下的鱼肉，绑定的靶子，亦如在“铁屋子”中由昏睡入死灭的人一般，未觉着残酷逼临，死亡将近。当时的中国虽然国门早已洞开，但大多数人的精神仍活在僵死的过去，外在的变化并没有激起其内在的神经；由此，大哥“大笑”、“无妨”背后隐藏的这种令人悲凉悯叹警醒的僵死麻木，就在“字”与“字”的缝隙中跳跃而出。
四、“路”的存在――“走”的催促
对于反抗绝望这一鲁迅的人生哲学和小说的精神特征，王得后曾说：“不相信‘希望’……是不是就‘绝望’了呢?……鲁迅没有这样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在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时，他还说“……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在《两地书・四》中他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但同时他也说：“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由此可见，鲁迅确有时不免失望，但并不就是一味的绝望、彻骨的绝望，他“永远不平着，挣扎着，反抗着，坚韧地向前走去。”⑥
“走”――正是鲁迅直面人生生存困境的一种选择。有人即指出：西西弗斯是通过不断的“推”来确证自我和世界的荒谬、反讽、破裂的关系，珂勒惠支是直接通过“反抗”来展现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鲁迅则是通过不断的“走”来找寻并创造自我实现的价值。⑦
从《狂》来看，狂人的“候补”在小说文本本身并没有明确其是非判断的基础上，只能是一种“走”的提示，是对“路”的延伸，这里具有各种可能，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它都是生命的一种确证，是未完成性的一种继续。正如有人指出《狂》：“是一出包含许多微型对话与中型对话的大型对话……候补意识与狂人意识不是一种消解与被消解的解构模式，而是一种对话姿态，是在对立张斥中平行发展、互相吐纳、彼此行进的无限循环和相互的动力资源。”⑧林毓生亦曾说：“无论自觉抑或不自觉，中国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是‘吃人’的人；中国人并无内在的资源借以产生一项导致仁道社会的思想与精神变革。”⑨或许也正因内部的积弊太深太久，“别求新声于异邦”对于中国及其国民不仅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当时大多数觉醒者的主动选择。“走”是开放的，“走”在“路”上既是摆脱困境的一种选择，也是正视困境的必然。《狂》固然没有直接指出一条路，但“路”的本身即在于“走”上。这正如鲁迅在《故乡》中说道：“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综观鲁迅的一生，他固然顽强地战斗着、抗争着，始终向“无物之物”举起投枪，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文艺并无旋乾转坤的力量：“我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大概只能做文章的。”由此而及《狂》，其蕴旨大略不在指明路在何方，而在提示“路”的存在，催促“走”的行动，所谓“引起注意、施以疗救”：注意者，揭示弊病，唤醒麻木；疗救者，“路”的存在，“走”的行动是也。而这，正是鲁迅一生正视生存困境、直面惨淡人生的坚韧表现。
五、入于“自识”――“人”的召唤
《狂》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及希图以文艺唤醒“麻木”催促上路的同时，也正视了“人”的生存困境，其更深层的蕴旨即在于“自识”――“人”的召唤。
《狂》中的“狂人”是四千年抗争者的缩影，“赵贵翁”是四千年吃人者面目的折射，然而狂人既不简单地对“家”诅咒，也不纯然取高高在上的姿态。相反，他的劝转正是从大哥开始。鲁迅小说亦少有对“家”之决绝态度，在意识到母亲想也知道“妹子是被大哥吃了”及自己与家人可能吃了妹妹的同时，他对于“那天的哭法，现在想起来，实在还教人伤心”。狂人的彻底觉醒不是在意识到“人吃人”、“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时，而是在意识到“我未必没有吃过人”的残酷时。可以说，无论是迫于现实的压迫也罢，是其主动的抉择也罢，最终促使狂人出走、候补的，正是这一“自识”的过程。
李怡先生曾指出：“（鲁迅）似乎更习惯于将民族的问题与普通个人的人生遭遇结合起来，从中留心人在具体生活环境中的状态和表现……鲁迅这位因家道中落而深味了‘世人真面目’的青年则主要关心一位普通中国人基本的生存处境与生存原则……用他在《文化偏至论》中的话来说就是‘入于自识’，即返回到人的自我意识。”⑩事实上，鲁迅的“自识”除了对普通中国人基本生存处境与生存原则的关心外，更是一种自省和严肃的自我解剖。仔细回顾狂人从觉醒到出走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狂人最初的觉醒，还带有本能或朦胧意识的性质，那么其后的自省意识则是一步一步增强的。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人主体形成最初、最基本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儿童主体通过对自己在镜子中的影像做出不同的认识，确认自身身体的同一性。从《狂》来看，当狂人还未觉醒时，他并未意识到“吃人”，这类似于镜像阶段的第一个时期，也就是说狂人还没有把自己和吃人世界区分开来，他的意识是混沌的；其次，当狂人意识到大哥等吃人时，相当于镜像阶段的第二个时期，即狂人开始把自己与吃人的人对立起来，通过大哥等外在的参照，狂人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获得了独立性；当狂人发现自己未必没有吃过妹妹几片肉时，相当于镜像阶段的第三个时期，也即狂人不仅通过外在的参照把自己和外在区分开来，而且在这一参照的过程中进一步入于“自识”，认识到那就是自己，“我有着四千年吃人的履历”，从而其主体性也在自我观照中得以最终确立，从而形成了其对世界更深刻的认识，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可以说，鲁迅正是在这一“人”的主体性最初形成的过程中，通过狂人这一典型形象开始了其“须听将令、不让消极”的启蒙征程，并使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创作从其一开始就占据着艺术和思想上的制高点。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深刻地揭示过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阶段――独立阶段――自由阶段。在人的依赖阶段，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人”是没有价值的,人不仅“吃”人，而且意识不到人“吃”人；在人的独立阶段，对物的依赖性占据着主导地位，人虽然对人“吃”人开始有所意识，但物的强权使人始终难以摆脱和超越被“吃”的现实境遇。只有在第三个阶段，即人的自由阶段，人才不仅不吃人，而且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狂人日记》虽然没有明确人的发展怎样才是全面自由的，但对“真的人”的思考，始终贯穿全篇，特别是对狂人的“自识”过程的揭示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以此而言，《狂人日记》就不独具有反封建的内涵，有着唤醒麻木催促走的行动的意义，而且通过对“人”的揭示、“人”性的揭示、“人”的主体性最初形成的“自识”过程的揭示，而具有超越时代、民族的世界的意义。
① 他们说，“小序”的写作时间是“七年四月二日”，即一九一八年四月二日，而“赴某地候补”是在此不久前狂人的大哥讲的，可见如果真是“赴某地候补”，已在辛亥革命之后若干年。据此他们又说，“候补”为清代官制，辛亥革命后立即废除，不存在候补的可能性。见华子风.《狂人日记》的“小序”[J].江苏教育，1981（8）.
② 夏新华等.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86.
③ 陈瑞云.现代中国政府[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117.
④ 严家炎.《狂人日记》的思想和艺术[A].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56.
⑤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19.
⑥ 王得后.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J].鲁迅研究月刊，2003（9）.
⑦ 崔云伟.反抗绝望：鲁迅与珂勒惠支的精神因缘[J].阅读与写作，2004（11）.
⑧ 王明科.从《狂人日记》的未完成性看鲁迅反传统思想的对话性[J].社科纵横，2003（1）.
⑨ 雷霖.自我与他者：不乐观的叙事――《狂人日记》别读[J].怀化学院学报，2006（4）.
⑩ 李怡.1907：鲁迅“入于自识”的选择[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3）.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