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反抗与屈膝_屈膝
时间：2019-02-12 05:45: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马伯乐》与《龙子》都以抗日战争作为时代背景，这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使每一个中国人面临生与死的考验，通过对两部小说的后殖民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两位女性作家的战争观和她们对文化殖民的思考。
关键词：逃跑 屈膝 后殖民 话语
萧红的《马伯乐》描写的历史背景是“九一八”事变后，半壁山河沦陷，日本侵略者继续觊觎着我华北、华东大地，进而梦想灭亡我中国。在此国家危难之际，全国救亡之声高昂，抗日之情激起，人民处于猛醒之中。美国作家赛珍珠的《龙子》描写的是1937―1941年间，距南京城不远的一个村庄里，林郯一家在日军占领南京和自己的村庄后的悲惨遭遇和进而奋起抗日的故事。侵略者掠夺的不仅仅是他们平静的生活，而且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他们终于从曾有的梦想中觉醒,然后毅然走上了反击日本侵略者的道路。采用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两部小说分别从东方、西方视角再现抗战时期家庭的变迁所揭示的后殖民痕迹。
对赛义德来说，帝国主义就是最大的暴政、宰制和虐待,于是,他对它们发起了历史性的攻击。“人类是不能离开身份生活的。”这里的身份不是由血统决定的人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和文化作用的结果，是指文化身份（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又可译作文化认同，是特定文化中的主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确认，是人的自然属性伴随着某个与之无法分离的特定文化属性。生存于后殖民状态中的人们对于自己不稳定生活的一种最普遍的感受。一方面帝国统治下断裂的文化传统和破碎的记忆使他们处于一种迷失状态，生活的有序性被破坏，整个社会处于动荡和永久的无序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灌输的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又使他们不能满足当下的生活状况，试图去尝试、拥有一种永远不可能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化身份，因此处于不停的追寻之中。在充满了变迁的外部环境下，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个不确定的暂时性。
一、逃跑――马伯乐的救命稻草
《马伯乐》与《龙子》不仅真实反映了侵略战争的惨无人道，血流成河，也以细致的笔触，描写了战时中国人的复杂心态。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处风雨危舟之中的进步作家表现出一种激越的、不平衡的心态。
萧红在《马伯乐》同名主人公的身上几乎集中了中国全部民族失败心理的历史惰性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民众的共同精神状态。尽管他接受了西式的教育，但他又太无能、太自私、太软弱，他始终割舍不断那条封建传统的脐带，他在骨子里只是个封建大家庭的公子哥。现代文明知识给他增添一些漂亮的羽毛，但他却不能飞到天上去搏击风雨，而只能在动荡的现实世界中像只鸵鸟似的逃来逃去。马伯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形象，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中，他是独特的，他身上负载着萧红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察。马伯乐出身于中国北部城市的一个绅士家庭，从小受的是西式教育，后又到上海一所大学做过旁听生。他身上具有现代青年的民主思想与叛逆性格，他读大学时十分激进，学生运动总是冲在前面，爱看革命小说，他痛恨他那个“平庸沉寂、无生气”的封建洋奴式的家庭，“这个家庭，实在是要不得了，都是看着大洋钱在那里活着，都是些没有道德的，没有信仰的。”他鄙弃与有钱人交往，喜欢与穷朋友往来。他对中国人没有好脸色，口头禅是一句“真他妈的中国人”，却对洋人低头哈腰，受了洋人的损害，自己却连声抱歉。他对自己的懒散、懦弱无能以及十分困窘的处境是非常敏感的。逃到上海后，日本人来了，他更是以难民自居，逃得飞快。“逃”是他对待现实困窘的一个终生法宝。
文章刻画了在抗日战争这个动荡时期马伯乐的种种窘相和丑态。他是以仓皇出逃著称的,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民族抗战观念，一旦事变，逃在万事之先，甚至事未变就先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一响，他便从青岛家中逃到上海。他不去抱怨日本侵略者为何侵吞华北平原，倒抱怨日本人为何不快点打倒青岛，好让他的太太带钱来，以救济他的贫穷。作品以拙而能巧的讽刺，对那种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只顾个人安危而忘记民族大义，贪生怕死而落荒逃难的庸才和懦夫，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马伯乐是穿上西服的阿Q，他让我们看到一种渗入骨髓的国民病态是怎样侵入他的体内而形成一种荒诞的畸形人生的。在《马伯乐》里，我们完全看不到激烈悲壮的战争场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只是马伯乐一家由上海到汉口的一段经历，他们由南京到武昌在船上的情形以及街上一些难民和伤兵的零碎片断。作者在这里尽量避免描写战争的“伟大场面”，反而不厌其烦地描写战时人们慌张茫然的心情，卑琐、无聊、混乱、慌张、狼狈的生活。在这里，看不到“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有的只是国民劣根性的大曝光。
《马伯乐》在内容和格调上与两年前写的《逃难》一脉相承，可以看出，萧红没有消退《黄河》时期关心民族命运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经过岁月的洗礼、沉淀，变得冷峻不禁，化为讽刺了。马伯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典型形象，在中国现代讽刺文学中，他是独特的，他身上负载着萧红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察，如说不完道不尽的阿Q一样，马伯乐的文化内涵也是说不完道不尽的，绝非“可笑”一词就能简单地概括完。
二、吴廉――知识分子的自私、无耻和堕落
《龙子》中的吴廉是林郯家的大女婿,和马伯乐一样都是知识分子，早年在南京城经商。从小说一开头,我们看到的吴廉是一个大敌当前，学生鼓吹抵制洋货，生意受损而总是长吁短叹的人。他总在说：“如果学生不鼓动的话，人家从来不问货是从哪里来的，做生意和学生，和爱国这类事有什么干系。”敌人慢慢在逼近，而他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生意或者说利益。他很清楚，“打起仗来，他的生意就要毁了，还有许多人跟他一样都会破产。只有在和平时期，人们才能发家致富，而在战争中一切都会失去的。”因此，他总是常到城里最大的茶馆去探听消息。在他的铺子被砸了以后，他想通过到人群中去，看看人们是否还像以前一样招呼他，以此来试探自己“是不是还可以叫做好商人，还是应该算卖国贼”。当人们对他不理不睬时，他感到心情沉重，哀叹道：“我成了卖国贼了。”时势变化之快，令所有人都感到猝不及防。他为此也气馁过，说：“我再也不进货了。我破产了，我和我的家都完了。我死也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生老老实实做生意，到头来却害了自己，反倒成了罪人。”这时的吴廉还只是个心里只有自个儿生意的商人而已，而且还因自己无意中成了民族罪人而感到委屈。当南京城已经被日军占领了之后，吴廉却收拾了自己的店铺后打出了“出售东洋货”的招牌开张了。他的想法似乎很简单：“‘爱自己的国家，把店里的好端端的货物捣毁，这是爱自己的国家吗?有理智的人应该这样来互相对待吗?’他认为，自己与那些学生相比，他更爱国。”他用自己的逻辑为自己做了解脱。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存逻辑，他才会在汉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接着，他就想到，作为一个安分守己之人，他“应该从占领者那里搞一张具有某种保护性的凭证，证明他是个良民”。这种想法是他进一步投靠日本侵略军的一个前提。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自私的、只考虑既得利益的形象。
而在吴廉投靠日军的过程中，作者同样也写了他的痛苦和思考。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抵抗，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非颠倒之人，竟然要受害者的父亲来承担遇难的责任。当吴廉回到家中，把敌人颁发给他的那面旗挂上后，他感到自己从此安全了。没想到的是，到晚上商店打烊时，他的旗子已经被人撕成了碎片。而这时他所想到的不是自己投奔敌人后遭人唾弃的愧疚感或是罪恶感，而是自己的安全。“他眼瞪着那破旗条，害怕起来。”而且据此判断，“这是敌人干的。附近就有我的敌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口中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侵略者了，而是自己的同胞。无疑，他已经站到了日军的一面，从而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三、被殖民者的话语――从被压抑到失语
由于萧红与赛珍珠一个是中国的本土作家，一个是美国作家，她们在揭示中国人战时心态的变化方面，萧红侧重于表现知识分子心态的复杂性，赛珍珠则平面式地刻画了中国人的阳刚之气的反抗精神，然而赛珍珠的独到之处在于她从更深的层面揭示了侵略战争使被殖民者的话语从被压抑到失语的事实。
根据赛义德在《东方主义导言》中的论述，西方任何关于“东方”的话语交流往往体现出文化霸权。从后殖民主义批评视角看，在追求东西方异质文化融通的过程中，萧红表示出对日本殖民者行为的极为不满，她在对这些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冷漠和无知进行无情鞭挞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中国衰败的哀叹。
殖民侵略最大的破坏性影响就是对文化心理的统治，通过文化殖民的形式来改变被殖民地人民的心理，使其在灵魂深处就接受西方殖民统治，抛弃其自有文化底蕴，而赛义德的《东方学》就是要对被排斥和被驱逐到边缘的加以兼容，释放出为东方学所遮蔽和压制的声音和能量，让沉默恢复它的呼喊，颠覆这些叙述策略，警醒东方，帮助东方走出长期被西方凝视、言说和书写的状态，重新确立自己发展文化的策略。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导言中指出：“所有的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糅的，异质性的，内部千差万别，而不是铁板一块的。”
《龙子》所描述的日军侵华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侵略，而且还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扩张。在这里，战争意识形态成为殖民侵略的共谋，它借助自身的殖民思维建构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并由此决定接受主体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充塞着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与蛮横谬误的逻辑。日本侵华战争用建设所谓的“东亚共荣圈”这个虚假的文化代码来掩盖其殖民侵略的本质，企图用一种所谓高等的经济、文化模式来整合整个亚洲，这一方面麻痹前往参战的日军官兵，颠倒他们的是非观，认为其侵略行为是正当和必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全部描述为受“白种人”侵略的历史，无形中将自己摆在同样是黄皮肤的中国人的同一阵线上。通过虚假的主体认同，把自己由敌人变成了朋友。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和西方殖民者的做法如出一辙，建构了中国的“他者”，这个“软弱、无能、兵力匮乏”的“他者”与“慷慨”、“不图回报”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二元对立，在满足了日本至高无上的帝国心理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殖民的合法性。这样，被压迫者的意识和话语权必然要被压制而逐步走向“边缘化”。
殖民意识形态在极力强化自己的权力话语的同时，也加强被殖民地反抗话语的压制，切断了他们的知识获取途径和话语传播途径，在使他们“失语”的同时制造被殖民地的话语“不在场”。后殖民理论认为，世界和意识是由语言组成的，语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识决定的，语言的范畴中包含着世界和意识的范畴。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无言状态或失语状态说明言说者被另一种力量强行置于“盲点”之中，这表明占领区的民众对外界信息的渴望，对“自由国土”上能够帮助他们建立独立的个体意识的话语权的渴望。这个看上去是个文化领域的活动究其本质则是政治活动，文化领域的斗争实质上就是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受压迫、受排斥、受统治的“边缘”群体的反文化霸权斗争，就是用一种对于自身及自身与他者的关系的更加真实、更加正确的“再现”来取代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对自身错误的歪曲的“再现”。
[1]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M].人民出版社，1998.
[2] 赛珍珠.龙子[M].漓江出版社，1998.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