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叶维廉的诗学观看中西语言的不同与翻译策略:中西语言文化差异
时间：2019-02-12 05:45: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叶维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均有染指的双重身份使得他在深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具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并提出了许多深具启发意义的诗学概念和翻译理论，为中西比较诗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范式。本文立足于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对叶维廉的诗学理论进行了再阐发和再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西文化在哲学、诗学方面本质上的差异，从而为中西诗歌翻译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
关键词：叶维廉 中西诗学 翻译策略
叶维廉作为一个对中国诗学颇感兴趣并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对中西诗学各自的理路和深刻内涵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切合中西诗学实际的理论观点，不仅为正在成长中的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生长点，而且还深刻启发了一批痴迷于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从而对新时期中西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深度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其致力的有关中西诗学的研究更是像一颗璀璨的明珠照亮了中西几千年的文化和文人精神，也照亮了新时期仍匍匐在这条路上的诗人学者。
叶维廉的诗学理论、语言思想以及译介认识是建立在中西语言哲学以及道家思想的高度之上的，基于对中西语言哲学、观物感悟形态的深刻认识，叶维廉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他在一篇名为《破信达雅：翻译后起的生命》的文章中，提出了 “意义可复制性”以及“理想读者”、“重建作者的原意”、“客观的诠释”等翻译思想。同时作者指出，一篇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定的和可以“载”可以“剥取”的东西，而是文辞在美学空间开放地交流、参化、衍变和生长的活动。叶维廉从小浸泡在中国环境里，同时也有过出国学习的经历，可以说对研究中西比较诗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因为他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始终保持着双脚走路，所以才能在这一领域里有了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叶维廉的理论火花直接来源于对中西古典诗歌的翻译，通过中英文的互译让他认识到了存在于中西诗歌中语言的不同表现形态，并试图对这种不同的表现形态加以阐释说明，虽然，这种尝试并未能全尽人意，也并没有从根源上发现并指出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但是其指出这种现象以及阐释这种现象时提出的具有启发性的术语已足以让我们眼前为之一亮，认真学习了。
要了解叶维廉的问题源点还是得回到其中西诗歌的互译和互比上，我们从中可以意识到叶维廉的翻译，在很多意义上，正是这样一种“别动/让风说话”式的翻译（或者说，是一种“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式的翻译）。在他的译作中，有一种直接呈现的诗歌感受力，事物本身历历在目，诗感强烈而又富有语言的质地。他真正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避免白话的一些陷阱而回到现象本身”、“回到‘具体经验’与‘纯粹情景’里去”；他出色地运用了那种“电影式的表现手法――透过水银灯的活动，而不是分析，在火花一闪中，使我们冲入具体的经验里”。他创造了“一种只唤起某种感受但并不加以说明的境界，任读者移入、出现，做一瞬间的停驻，然后溶入境中”。《众树歌唱》中的很多译作，就是这种诗学理想的体现。对此，我们来看叶维廉所译的蒙塔莱《正午时竭息》一诗：“正午时竭息，淡然入神的/紧靠着灼烧的花园的墙/在荆棘和枝桠间听/黑鸟的嘎嘎，蛇的骚动/在龟裂的缝里，在野豌豆藤间/窥一列一列的红蚂蚁/溃散然后再穿织/在小堆小堆的峰顶/穿过疏枝密叶去观察/遥远的海之鳞的悸动/而蝉的抖抖的嘶叫/自光秃的山头升起/移入头昏目眩的太阳/在忧郁的惊异里感到/所有的生命及操作/都依从一度墙/墙上，锋锐的破瓶的碎片。”具体的物象和细节一一呈现、上演，带着诗人强烈、敏锐而又不动声色的内在感受，而到了诗的最后“墙上，锋锐的破瓶的碎片”，则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其细节的表现力也到了最强烈的程度。
叶维廉举了一首李白的诗，利用英文逐字的直译与其他既有的译文来比较，看看语法和表现的密切关系。李白的诗如下：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下面是逐字的直译（括号中的文字或标点是英文语意中所必需增添的）：
Greenmountain[s] lie across[the]north wall’
White water wind[s] [the]east city．
Here once [we] part．
Lone tumbleweed[；] [a] millon mile（ｓ） [to] travel．
Floafing cloud[s] [；] a wanderer[’s] mood．
Setting sun（；）[an] old friened [’s] feeling．
[We] wave hand[s] [you]go from here．
Neigh，neigh，goes [the] horse at parting．
再找一例加以说明：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Where bllie hills cross the northern Sky，
Beyond the moat Which girds the town，
（Ｔ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 ｓｔｏｐｐｅｄ ｔｏ ｓａｙ Ｇｏｏｄ ｂｙｅ！）
―――Giles
国破山河在
这一行先后被译成
Though a country be sundered，hills and rivers endure．
―――Bynner
A nation though fallen，the land yet remains
――W．J．B．Fletcllez
The state may fall，but the hilis and streams remain
―――David Hawkes
通过直译，叶维廉得出了几个中西翻译在语言方面的不同，其中一条是人称代词的使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语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一如大部分的旧诗，李白在这首诗中没有提到人称代词如“你”“我”怎么样，而是直接采用意象来限定情景和意义，即使这样，我们依然不会对这首诗产生疑义，也不会误解其语言和动作的发出者。对于人称代词而言，常识的理解和认识是其有将发言人或主角直接指明的主要作用，通过人称代词的使用，把诗中的经验或情境限定为某个人的经验或情境。但在中国的诗中，语言本身具有意义的开放性，已经超出了这种限指，中国诗歌更多的是不直接点明意思，而是要借助有限的词语，以点带面还原一种情境，进而准确把握作者的主旨。可以说，这主要得益于中文意指的语言习惯。我们知道，中国文字有“尚简”的传统，而文言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最好诠释，文言超脱某一特定时间的囿限，通过语境和情景限定语言和行为的发出者，从而才有了纷繁多样的句式句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省略句的大量出现。读者通过语境来理解句意，充分体现了汉语灵活多变的语言特点。与此不同的是，印欧语系的诗中往往把一件事置于某时某地发生，从而导致大量动词的时态变化。汉语中的动词倾向于回到 “现象”本身，而现象本身并不具有时间性。通过对这种语言现象的不同分析，叶维廉指出中国人根本的美感感应形态和西方人重知性分析的感应形态的重大分别，这就是语言所反映的中西文化的差异。
可见，中国的诗歌给人更多的是视觉上、心灵上画面性的审美效应，在中文里，尤其是在古典诗歌里几个意象并发所构成的对比和张力，在这几个并发的意象之间，正是潜藏着许多可能的感受和解释。但这几个意象之间的丰富性是由几个意象之间的“关系未决定性”来产生，一旦诗人在文字里“决定了”关系。这一个情境只能有一个解释，一种可能性，原句里的多重可能性完全丧失了。这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是不能理解和解释的。西方民族追求的是主客观的对立性，发达的自然科学让西方民族有了足够的自信征服和利用自然，因此，在思维方式上也是要求对象的精确性，追求的是科学和实用，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求“真”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在主客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形成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大宇宙观，本质上是一种求“美”的文化。这种思维方式让中国人从容地审视自然，也谦虚地认识自己，在这种从容之下发展了“外观”和“内省”的良好品质，更为重要的是一种浑然天成和审美意象的诗学观的形成，表现在诗歌里就是追求表达的含蓄、意境的优美、隐喻的高妙和视觉的跳跃。“水中花”、“境中月”正是中国人不断追求的审美境界， “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作品也常常被奉为圭臬。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言意之辨”、“有无之辨”、“形神之辨”等几个重要命题的反复出现，则可见这种文学诗学观念的一斑了。这是层次逐级递增的三种诗歌形态，叶维廉指出，西方的诗歌是介于一二种之间的，而中国古典诗歌属于第三种。从这种客观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异质文化语境中文学的不同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虽然西方重再现、中国重表现的一贯认识应该给予适当的深入阐发，但仍然可以反映这种不同旨趣的全貌。只有从根本上认清两种文化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才能促进中西文化在新的语境中进行深度的交流和对话，彰显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 叶维廉.叶维廉诗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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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