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体:《紫颜色》中主人公成长叙事|18世纪书信体小说
时间：2019-02-12 05:45: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作为一部代表性的书信体小说，《紫颜色》继承和突破了传统书信体小说的叙事形式，展现了一个深受压抑的黑人女性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成长历程。作者运用个体化叙事策略，一步一步建立起主体的话语权，最终实现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关键词：《紫颜色》 书信体 叙事 成长
前 言
书信体小说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英国作家塞缪尔・理查逊（Ｓａｍｕｅｌ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的《克拉丽莎》（Ｃｌａｒｉｓｓａ，１７４９）是书信体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经历了１９世纪的衰退，书信体小说通过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在20世纪重放异彩。小说由九十二封信件组成，这些信件是黑人女主人西丽困苦生活的见证，记录了她艰难的成长历程，它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美国黑人女性创作的书信体小说”。
一、内心的对话：写给上帝的信
组成《紫颜色》的九十二封信中，五十六封信是西丽写给上帝的，西丽开始写信给上帝是因为男性主导的社会压制了她的声音，她心中的苦闷无处可诉。故事一开始，西丽就受到继父的警告：“你最好什么人都不告诉，只告诉上帝。否则，会害了你的妈妈。”①遭受继父奸污后西丽怀孕了，对生理知识仍然一无所知的她不知所措。面对生病的母亲她不敢说出自己的痛苦；妹妹年龄尚小，即使告诉她，她也没法理解发生在姐姐身上的事情；面对周围的其他人，她得到的只是冷漠和嘲笑。由于找不到倾诉的对象，万般痛苦的西丽只能给上帝写她无法用口向上帝说出来的故事，写她的痛苦、恐惧、秘密、困惑和忧虑。给上帝这个不确定也无须确定的对象写信是她孤独无助时唯一可倾诉其痛苦并寻求慰藉的方式，上帝这位虚无的听众则成了她理想的倾听者。这些信件没有日期，没有地址，没有结束语，没有签名，因为上帝是万能的，他知晓谁是写信人，所以没有必要签名，也没有必要留下地址。尽管写给上帝的信不会有回音，但是写信本身这一行为使她进入能向世人展示其生存的世界，并且赋予她重写自我的机会。在白人父权社会，黑人女性受双重压迫，她们的社会地位低下。西丽被继父摧残多年后就像牲口一样卖给某某先生，新的家庭丝毫没有带给她愉悦。她只是丈夫的泄欲工具，家庭的劳动机器和继子们的奴仆。她把所遭遇的痛苦以信件的格式记录下来，忍气吞声和麻木的她把自己的声音移到信件这些无声的文本中来，真正的自我也埋藏其中。
巴赫金说：“书信本身的一个特点，便是总敏锐地感到有交谈者、收信人的存在。书信如同对话中的对话，总是对某个人而发的，考虑到那人可能的种种反映和可能的回答。”通常，书信都是写给某个人的，某人在收到信后会回信，写信人和收信人就在这种交流之中，“写”出自己的故事。然而，由于收信人是虚无缥缈、从未谋过面的上帝，因此收信人是不确定的，不知道它的真实地址所在，写信人根本不会也无法寄出这些信，更谈不上能收到回信了。这些信件没法邮递，也就没有受述人，没有读者或听众的介入，所以事实是西丽自己在对自己说话，她无须应对收信人的反应，这些信件是她内心真实的对话，是自己的内心独白，内容真实、自然，读者通过这些信件一下进入她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一个处在父权制压力下的“失语症”的黑人女人形象。
二、精神上成熟：写给耐蒂的信
先前给上帝写信，西丽希望上帝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的痛苦，把她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在无数个凄苦的日子里，上帝成了她唯一的倾诉对象和陪伴者，她相信上帝无所不能。在她的脑海里，上帝是个“白人老头”。是西丽的情人莎格改变了她对上帝的认识，莎格告诉西丽：“上帝在你心里，也在大家心里。你跟上帝一起来到人间，但是只有在心里找寻它的人才能找到……它什么都不像……我相信上帝就是一切……现在的一切，从前的一切，将来的一切。”莎格开导西丽：“上帝既不是他，也不是她，而是它。……我觉得它是万物的一部分……”在莎格的启发下，一向逆来顺受的西丽开始向这位至高无上的权威者发出了挑战，“上帝为我做了什么？……他是个大魔鬼，（他的）举止就像我认得的其他男人一样：轻薄，健忘而卑鄙。”莎格的开导使西丽认识到她心中的上帝没法明白黑人女性的痛苦，她不再把上帝当做精神偶像，不再给无能和无情的上帝写信，而是转向给失散多年的妹妹耐蒂写信，把内心的感受向妹妹倾诉。从第五十六封信开始，西丽给妹妹耐蒂写道，“亲爱的耐蒂，我不再给上帝写信了，我给你写信。”在妹妹身上她找到了真正的倾诉对象，对上帝也有了新的诠释，上帝应该不是一个男的，而是存在与万事万物之中。在西丽最后一封信的称呼中，她对自己的身份已经了然于胸，并且能够在外界事物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将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向宇宙间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进行诉说。她这样称呼，“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树林，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万物，亲爱的上帝”，这里上帝融于万物。上帝在西丽脑海中由白人男人这一具体形象变为物物平等的这一概念，从收信人的变化中说明了西丽在精神上逐渐地成熟起来了，这时候她的信出现了“阿门”的结束语并在随后的信中签了名。此时，信件中空白格式的消失说明女主人公已经完全觉醒，经济上逐渐走向独立，并成长为一位有自尊的新女性。
伴随着西丽精神的觉醒和对自我的顿悟，她开始敢于同某某先生的男权主义意识作斗争。当得知某某先生多年来刻意藏匿耐蒂的来信时，西丽一改以往的默默忍受欺凌而爆发了女性的愤怒，她拿着一把剃刀想杀死某某先生。在西丽宣布要跟着莎格去北方时，某某先生讥讽她：“你是黑人，你很穷，你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你一钱不值”时，她勇敢地反驳：“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不过我就在这里。”西丽的话表明了她对自我的承认与肯定，这是一个充满自信，有尊严有个性的女性的独立宣言。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的觉醒促使西丽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跟着莎格去了北方。在莎格的鼓励下，西丽开始以做裤子谋生并最终获得成功，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她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照顾其他的黑人姐妹。事业的成功和经济的独立让西丽更加肯定自己的生存价值和面对人生的考验。在莎格爱上一个小伙子离她而去，并传来耐蒂和她的孩子所乘坐的船在途中遇难的噩耗之后，西丽在经过痛苦的心路历程后，不再迷失。她重新认识了自己和莎格的关系，她发现她没有莎格也能活得很快活。她说：“她如果回来的话，我很高兴。她如果不来的话，我也心满意足。”这表明西丽精神上不再依附他人，最终获得了精神上的独立。经历了重重苦难和考验的小说女主人公西丽最终跨入了成熟之门，获得了对自我和对人生的重新认识。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他们认为我、耐蒂……都老了，不太懂得身边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老，我们真快活。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从来没像现在觉得这么年轻过。”可以看出，一个全新的西丽正怀着从来没有过的年轻心态开始了新的生活。
三、个人化叙事：话语权的建立
艾丽斯・沃克的小说《紫颜色》成功地在叙事形式上建立了个体化叙述声音。这种叙事通过虚构的女性人物讲故事的行为建构自我形象和话语权威，这是成长的必要前提。小说虽然采用18世纪英国很流行的书信体小说形式，但语言是20世纪的美国黑人方言。美国黑人方言是黑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反映了黑人的生活环境、教育程度、民族文化、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美国黑人英语根植于丰富的黑人文化，拥有完整的语言结构、典型的词汇和修辞手段，是与标准英语平行运用的语言。沃克用最美、最具有诗意和韵律的美国黑人英语让西丽向读者讲述自己成长的故事，为她的声音找到了听者，重建了语言环境，构建了女主人公自己的文本。美国黑人英语的口语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却不被主导文化价值观所接受，沃克意识到文学作品中人物个人语言特点的重要性，她摆脱了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创造性地通过西丽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将黑人英语变成了“标准的语言”。西丽自然、淳朴的语言代表美国南部乡村黑人女性反抗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压迫成长的历史。主人公西丽既是叙述者又是小说人物，从而将“私下的声音移置到某种半公开化的叙事形式中”，这样颠覆了书信体小说的传统，是对黑人女性作家写作权利的肯定，使得读者听到黑人女性的“声音”。它“推翻了父权文化秩序，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
小说让西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信，意味着作者要给她说话的机会，记录了西丽寻求话语权的过程。写信是西丽自我表达、自我宣泄、打破沉默获得话语权的途径，读者通过西丽的信件了解她的内心感受以及她的所见所闻，同时看到她反抗压迫获得自由的历程。沃克借用书信体形式给予西丽一个宣泄的场所，一个自由倾诉的空间，同时也揭示书信的隐私性对于黑人女性话语权威有积极作用。西丽信件的称呼由上帝到耐蒂再到最后的“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树木，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万物。亲爱的上帝”。这表明西丽的声音一开始无人倾听，最后周围万物倾听，这使得黑人女性的声音达到完全公开，彻底瓦解了白人的话语权。西丽的话语权威最终获得的标志并不是对男性话语的完全抵制和逃避，而是与男性平等对话，“某某先生望着我，认真地考虑我的话”。最后某某先生听西丽讲耐蒂的故事，帮助西丽经营衬裤公司，这时某某先生已经成为一位黑人女性话语的倾听者和对话者。这种叙述对于打破父权制话语一手遮天的局面，对黑人女性话语权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结 语
《紫颜色》以书信体形式由女主人公西丽向读者讲述美国黑人女性所遭受的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白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使得她们成为无声的“物体”，她们无处述说，被置于社会边缘。为摆脱霸权话语的控制，沃克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手法，采用个人化叙述声音，美国黑人英语等叙事话语策略赋予女性说话的权利，让读者听到黑人女性的声音，建立起以女性为中心的叙事话语和叙事结构，成为黑人女性文学史上的典范。
①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陶洁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文中引用均来自本书，其余引用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苏珊・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转引自李小鹿.《克拉丽莎》的狂欢化特点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Christina Froula.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Sexual Violence and Literary History[A].转引自Feminist Practice in Practice and Process[M]. Micheline R. Malson et al.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