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双手编《文讯》] 双手画虾第一人
时间：2019-02-13 05:43:5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八年抗战，一朝胜利结束，看别人纷纷复员，各奔前程。我，一个穷作家，既无机关可属，又无去处可奔，滞留在重庆歌乐山中达一年之久，听啼血杜鹃一声声“不如归去”。一九四六年七月，我爱人工作的机关复员去南京，作为她的一名眷属，我叨光乘船前去，逗留七天，无计可施，最后决定凭孤舟之身去茫茫大上海，碰一碰命运。幸赖友人陈流沙同志的关注，把我介绍到他的工作单位――《侨声报》去编《星河》文艺周刊，一枝可栖，苟安度日。好事不常，该报因销路惨跌而关门大吉。我失业了，肚子却不能失饭。惶惶终日，百无一计！正在这无可奈何之天，老友白寿彝同志来访，我失掉饭碗，他是知道的。那时，他与顾颉刚先生合力为“文通书局”负责搞了个编译所，出版了不少书籍，还编了一个文化学术月刊――《文讯》。寿彝见到我，亲切地笑一笑说：“我现在工作比较忙，分不出时间来照顾刊物，你就替我负责编一编吧，驾轻就熟。”
一听这话，百感交集。先是感动。在那样的旧社会里，只见锦上添花，雪里送炭的少啊。可是，又一想，搞文艺我还有点门儿，编文化学术刊物，实在力所不逮，怕搞不好，对不住朋友的一片好心。寿彝看透了我的心，他“劝驾”说：“写稿的，全是顾先生和我的老朋友，这一点你不必顾忌，学术界的朋友多，稿源决无问题。”我忽然又心生一计，诚恳地向老友建议：“你看这样行不行？出两期普通号，搞一期文艺专号。文艺界，我比较办法多点。”出乎意外地，我这一提议，寿彝马上就同意了，大笑一声：“好嘛！”
这样，一让一争，便“成交”了。我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七卷第五期起(也许还早一二期，这是凭手头保存的刊物约计的。)开始成为《文讯》月刊的负责人了。孤家寡人一个，主编，编辑，校对，拉稿子，送稿费……百事集于一身。工作虽清苦，而心中却大安，在饥饿线上，鸡肋，鸡肋，食之大有味。
《文讯》普通号，内容方面较丰富，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艺理论研究，国际问题，等等多门。撰稿人多系当时学术界著名人士。
社会科学方面：杜守素(国庠)、夏康农、李纯青、任白涛、流金、姜庆湘、孟宪章、王康、赵纪彬(纪玄冰)都发表过论文。
自然科学方面：杨锺健发表了《记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裴文中写了题为《闲话英国皇家学会》，这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类学家，是举世皆知的。卢于道发表了论文：《科学与新时代》。
文艺评论方面：郭绍虞、陆侃如、谭丕谟、陈觉玄(中凡)、徐中玉、田仲济、熊佛西、李长之、蒋天佐、许幸之、何家槐、黎先耀……都有论著发表，蔡仪写了《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方法略论》。
石啸冲，发表过国际论文。
我刚接办时，普通号出两期，然后才出一次文艺专号，自第九卷起改为间期而出了。记得普通号每期印一千本，而文艺专号却是四千。这样，书局高兴，我个人也把注意力集中在搞文艺专号上。普通号每期七万余字，薄薄一大本，而文艺专号分量却大多了。
一九四七年，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真可谓作家如林。老一辈的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雪峰、郑振铎、杨晦……都在；中年作家那就更多了。我不但在上海组稿，还把手伸向千里外的昆明、重庆、北平，以及南京、杭州等处。当时上海的文艺刊物不太多，比较惹人注目的有郑振铎、李健吾负责的《文艺复兴》、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凤子编的《人世间》、洪深、赵清阁等主编的《文潮》等。在革命斗争剧烈的时候，多一份刊物，多一个文艺阵地啊。
稿件来源，投来的少而组来的多。那时文艺界的同志都处在白色恐怖之下，声气相投也相应。彼此不时见面，传递消息，相濡以沫。郭老和茅盾同志处，我几乎每周去拜访，同住北四川路，相距咫尺。郭老狄司威路的那座花园洋房里，我是一位常客，有时文化界少数同志在这儿开会；有时碰到郭老在那条长长的条桌上为人家写字，我给他镇纸。因为关系熟，索稿并不太难。
在七卷五期第一个文艺专号上，第一篇文章就是郭老的《再谈郁达夫》。这篇文章写好之后，不待我去取，于立群同志亲自送到我的日本式的斗室来。我们一起赞赏郭老对朋友的诚挚之情。同期还有茅盾的《卡泰耶夫访问记》，叶圣陶的《工余随笔》，朱自清的《论百读不厌》，冯雪峰的《寓言》，吕荧的《论果戈里》，许杰的《局部与整体》。此外，唐、李健吾、碧野、戈宝权、袁水拍、汪曾棋、刘北汜、陈敬容、方敬、金克木、劳辛、范泉都有作品或译作发表，阵容甚盛，内容也颇丰富。
文艺专号，一共出了六期。其中论文方面有高寒(楚图南)的《关于介绍惠特曼》、杨晦的《中国新文艺发展的道路》、《再谈农民文艺》、林辰的《鲁迅著作需要疏证》、陈白尘的《“五四”谈电影》、洪深的《论者谓易卜生非思想家》。李广田在国立大学教文学理论，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班好友，经常有论文寄来发表。杨晦先生写文章极慎重，他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搁不住我一再催促，他给文艺专号写了两篇论文，第一篇提出了农民文艺的观点，潘凝提出异议，所以又“再谈”。
谈到创作，那就更多了。沙汀、艾芜、王西彦、端木蕻良、何家槐、碧野、田涛、魏金枝、徐迟、丰村、徐盈、刘北汜、方蒙、一文、黄贤俊、穆歌、康定、何达、田地、唐、吴越、刃锋、刘岚山、苏、单复、肖蔓若、王采等人都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文艺作品在文艺专号上发表，有的还不止一次。王统照先生的《灰脊大衣》，是他短篇的名作之一。《文讯》还发表了黄永玉的好几幅木刻。
翻译的文学作品，也刊登过不少，文艺专号上几乎每期都有。巴金译了奈米诺夫的《笑》，曹靖华译了潘诺瓦的《琳娜》，李健吾译了柴霍甫的《大路上》，戴望舒译了V・雨果的诗《良心》，冯沅君译了杜彭的《工人歌》，施蛰存、孙用、方平等也有译文发表。第九卷第一期文艺专号，一开头就是五篇谈论翻译的文章，成为一个特辑。作者董秋斯、李健吾、穆木天、黎烈文、戈宝权，都是著名的翻译家。彭慧、方敬，在这一期上也都有译作发表。特别值得提出来谈一谈的，是冯至译的海涅名作《哈尔次山游记》，连载了好几期。冯至同志，与我年相若，但他成名早，我上中学时，就读他的诗集，始终并未见过面。我到上海主编《侨声报》文艺副刊时，就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教书与广田同事，而且他们对文艺的见解我认为是很正确的，就函件往还起来了，成为要好的朋友，直到今天。
朱自清先生久闻大名，并不识其人。我到上海不久，他已自西南联大回到了北平。为了编辑闻一多先生全集的事，给我来过四封信。我对他的为人、学识，本来就极为崇敬，通信以后，更觉得他平易近人，感到十分亲切。
虽未“即之”，也觉其“温”。不意一九四八年八月中旬突然传来他逝世的消息，沉痛之感，自不待言。他为拒绝美国的面粉甘愿吃苦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更加使人敬佩！噩耗传来，我立即到处组稿，在第九卷第三期文艺专号上，出了《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辑》，一共约来了二十二篇纪念文章。其中有：郭绍虞的《忆佩弦》，郑振铎的《哭佩弦》，叶圣陶的《谈佩弦的一首诗》，杨晦的《追悼朱自清学长》，杨振声的《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王统照的《悼朱佩弦先生》，冯至的《这损失是无法补偿的》，吴组缃的《敬悼佩弦先生》，余冠英的《悲忆佩弦师》，王瑶的《十日间》，朱乔森的《我最敬爱的爸爸》以及许、魏金枝、穆木天、李长之、徐中玉、刘北汜、任钧、牧野、渐离、青勃诸人的悼念文章。这些作者，有的是朱自清先生大学同班同学，如杨晦先生；有的是多年老友；有的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同事；有的是他的崇拜者。还特约当时清华大学同学郑敬之写了《清华园里的追悼会》，这是一篇纪实的特写。这个追念特辑还用道林纸插页刊登了朱自清先生摄于一九四○年的西装照片；介绍了朱先生的生平以及他的手迹。这手迹，就是他给我的一封信，其余三封，焚于十年浩劫之火，这一封，因刊于这个特辑而幸存下来。
这个追念特辑的作者与朱先生关系密切，写来不但笔下有情，眼中有泪，而且对朱先生的人品与生平事迹、文学和教学活动，有亲切生动的记述。去年我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一位同志的短文，谈到这个《特辑》，说它对研究朱自清先生，是珍贵的资料。当然，他不知道《文讯》编者是谁。为了谦逊一点，我在《文讯》不落名字，同时，我一共主编了十几期，极少发个人的作品，在第八卷第二期文艺专号上发表了一首比较有点影响的诗《冬天》，登在篇末。
在我主编《文讯》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有一件事，留下的印象很深。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冯乃超同志从香港带口信给我，要我组织文章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得到这消息之后，我就找了李健吾同志，我希望他写，他太忙抽不出时间，仿佛由他介绍中央大学教授孙晋三先生写了一篇，题名《所谓存在主义》。文章扼要地评述了存在主义产生的根源、时代背景、代表人物与作品，及其哲学基础和对欧洲文学方面的消极影响。文章虽不太长，但态度比较科学，分析批评都比较实事求是，今日读起来，觉得还有它的现实意义。此文，刊于第七卷第六期上。昨天上午，刚写到乃超同志的事，下午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回忆历历往事，不觉双眼泪垂。
当年我编《文讯》，工资每月记得是二十五万，数目惊人！钱不值钱，以万当一。稿费也较低。而且每次凭支票亲自去银行领取，一次半麻袋，回头一点，一叠中有缺十元一张的。记得去给郭老送稿费，定的是最高额，见了面，有点抱愧地说：我们的稿酬太低了。郭老笑笑，风趣地说：“你们穷，我不在乎多少。”
一九四八年，我党在全国展开了全面大反攻，国民党在战场上连连失败，在后方的反动措施却更加紧了。郭老、茅盾先生已潜往香港，留在上海的同志们日子更不好过了。有人送消息给我，说：特务将把你列入“黑名单”，罪状有三：一是主编《文讯》，作者都是左翼文人；二是写诗“骂娘”；三是“星群出版社”是共党出钱搞的，我参与其事。记得十分真切，一九四八年元旦，就有三位关心我的文艺界朋友，接连送消息给我，一致地说：特务已经在监视你了！七月间，杨晦先生将去香港来辞行，也劝我走。一个人走了，剩下三口家人怎么办？我在踌躇。到了十二月，风声越来越紧，一日数迁，到处逃躲。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实在不能再混下去了，终于与党组织联系，下定决心，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踏上去广州转香港的火车。《文讯》未了的事情，只有交给我爱人处理了。到了香港之后，收到她的信，信上说：“你走后，寿彝先生挂心我们的生活，还问我，最后一期的《文讯》你走后出版了，稿费、工资，书局发给了没有？”读至此，我深以寿彝同志笃于友情、关心朋友的赤诚所感动！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