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圣人”的寻求与绝望|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时间：2019-02-14 05:46: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严复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和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代表著作的启蒙学者，由此他获得了“西学圣人”的名望。他的终其一生的翻译，满足了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急切了解西方真理的愿望，又激发了他们继续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热情。严复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研究，则在显示他自己独特的西方文明观的同时，也表明了西方文明在一个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独特价值，从而为西方学者反省自家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正是这后一方面，严复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兹教授于六十年代写成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就是致力于此种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几次再版，在欧美颇有影响，被誉为对西方“了解中国近代史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对“一种文化影响另一种文化的渠道这一令人迷惑的复杂问题”进行了可喜的探索。从我国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严复与西方》较为客观地论述了严复始而寻求西方真理、最终又对其产生绝望与幻灭的思想历程，它能够帮助我们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一
一八四○年以来中国屡屡败于西方列强的枪弹炮火之下，使西方远较中国富强这一基本事实突出地浮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于是西方富强的秘密何在，就成了中国爱国志士苦苦探索的一个基本问题。从一八七七年开始到英国深造的二年过程中，严复带着这一疑问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导致他留心于当时英国的思想。他终于发现，在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西方富强的秘密。一八九五年中国在与日本交战中的惨败，使严复更加感到中国最终会被世界瓜分的恐惧。他满怀忧虑而又奋笔疾书，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表达他对于西方富强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即造成东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的领域里去寻找。”(第39页)
在当时一般人只留意于摄取西方技术、或者想在中国直接搬用西方制度的情况下，严复此声虽然没有抓住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关键点，但也不啻为是振聩发聋的呐喊。他的这声呐喊主要来自于他几乎奉行终身的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特别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
在严复看来，达尔文的理论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更主要的是对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的规定。由此他对达尔文主义作了“社会化”的理解：“‘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原强》)严复强调的是竞争的价值观，强调的是在竞争中的潜在能力的发挥。他认为斯宾塞将达尔文的真理在人类争夺中的重要运用，揭示了整个社会各阶段进化和特定社会中个人进化的原则。斯宾塞在论述社会有机体在达尔文主义环境中的竞争机制的问题时指出：社会“群体”的质量有赖于“各个单位”或各个细胞的质量，而各个个人又被想象为具有潜在活力的单位，即体力、智力和道德的三结合体。这些活力是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原则下运动起来的。这种追求不是消费的利己主义，而是对自身利益有节制的追求，其结果将积极推进人的“建设性的”能力――体力和智力。这些能力发挥出来出现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在竞争中各人“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另一方面，发挥个人的能力又是与个人的意志自由不能分割的。严复从斯宾塞的上述思想中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牢固的信念：“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说是通过驾御文明的利己来加强的，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文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体、智、德的潜在能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第55页)一句话，在西方，竞争过程不受约束地进行，这就是严复所发现的西方富强的秘密所在。这一“秘密”，的确道出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历史真相。不过，严复没有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所发挥的潜力，只限于资产阶级自身，至于创造财富的雇佣劳动者的潜力，则是往往被扼杀和摧残了。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同时却把一部分劳动者抛回到野蛮的劳动，而使另一部分劳动者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却注定了劳动者的愚钝、痴呆。”(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在斯宾塞那里，以发挥个人能力为旨归的“利己主义”又是同制止个人忽视他人自由的先天道德感的概念调和在一起的。这条由“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而增进社会有机体最高利益的道路，使严复找到了通过个人发展达到国家富强的思想武器。不过在他看来，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不过是对个人才能的解放，国家的富强才是运用这种才能的进一步目标。自由与国家富强相比，不过是从属的、工具性的东西。严复没有把自由看成优于国家富强的最高价值，这说明他毕竟不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他在信奉斯宾塞的同时，也对斯宾塞作了一些适合自己需要的改造。
一方面是基于对斯宾塞的理解，一方面是基于对英国生活的实地考察，严复进一步阐明，西方特别是英国富强的奇迹，在于它有能力促进个人的建设性的自我利益，在于它能解放个人的能力并能利用这些能力去达到集体的目的。严复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还发现了基督教，特别是英国的清教派乃是公共美德的杰出教员。严复对西方“公心”即“集体能力”的价值表示了由衷地敬羡和赞美。这一点，正是西方思想家从严复那儿发现的连他们自己也未曾觉察到的西方文化的“内在涵义”。这一“涵义”，说穿了，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商品流通中“等价交换”原则的道德展现而已。众所周知，这种“等价交换”是建立在资本家对劳动力购买的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之上的。
二
西方富强秘密的另一极，便是中国贫弱的秘密。严复又以发现阻碍中国富强的“秘密”为己任，并对造成中国贫弱的传统思想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与抗争。
既然达尔文和斯宾塞所描述的不具人格的进化动力是无所不在的，那么，为什么这种动力只在西方得以发挥作用，而在中国却无以发挥呢？严复认为，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圣人和中国的文化从未真正了解过进化的作用过程，他(它)们虽然不能转移“运会(按：进化过程)”，却能够有能力通过抑制的手段阻碍进化。不过，严复并不是一个“反传统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他既不像守旧派那样认为所有西方思想文化均发源于中国，也不像极端派那样认为中国思想文化均系糟粕，须统统抛弃。但他的富强理想却导致他更多注意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落后面和消极面。这种落后面集中表现在它把人类以生存和优势为目的的孜孜追求视为恶魔般的最大灾难。它不提倡发挥人的潜力，而主张在人类成就的低水平上建立和谐、协调和秩序。于是，在西方，宣称力的范畴是宇宙方面的“终极的终极”的斯宾塞，把“才能”作为人类的关键之项；在中国，儒家却赞扬忍受、宁静、回避斗争和冲突，以及绝对地害怕维护人类生命的活力。严复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总体批判，可算是抓住了它的要害。
自由、平等、民主，乃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题中应有主义。――只有肯定这些，竞争才由以进行和发展。严复认为，这些价值历来为中国文化所不齿，于是中国缺少竞争，进化缓慢，贫穷落后。严复指出，关于自由，儒家的“恕道”虽然和西方的自由概念有某些共同特征，即都倡明只有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才可以得到保护。但是中国的“恕道”伦理只是通过降低所有人的能力，即通过各方面的削减去达到目的。而斯宾塞理解的自由却是通过促进所有人的利益，也就是提高整个社会的能力来达到。关于平等，它在西方所包含的实际上是对人人都享有自由的认可，这是一种基于施展能力和艰苦斗争之上的平等，是那些值得生存的人们之间的平等。而中国的所谓平等，只是通过削弱人们的能力而达到的虚弱和节俭的平等。关于民主，在西方是政府为实现个人自由所提供的理想环境的制度，在那里，国家被认为是人民的公产，统治者则是人民的仆役。而中国在秦以后的统治者则是尽力去压制人民。
严复对包容和混合了上述价值而弥漫于西方社会的“公心”价值的肯定，又导致了他对中国所谓“社会美德”的批判。他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中国的个人社会感充其量表现在有限的“特殊的”关系之中，即与其他个人的关系和同很小的团体的关系之中。当中国人追求他自己的或家庭的利益时，这肯定是在损害国家的情况下发生的。他所追求的这种自我利益是一种只能削弱整个社会机体的恶性的消费性的自我利益，而不是西方创业者建设性的自我利益。这里缺少的是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相一致的观念。
在严复以他的“西方文明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批判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目光锐利的启蒙思想家的许多精辟洞见。但是，由于他缺少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他看到的只是较为笼统的中西方文化的对立，看不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思想文化的对立，看不到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中表面的一面和实质的一面的对立，也看不到中国思想文化中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对立。所以，严复思想启蒙的社会意义固然不可低估，但历史和阶级的限制决定了他不可能为中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提供有效的思想武器。
三
不独如此。在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究竟何去何从这一最紧迫的政治问题上，当时的严复首先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之间发生了尖锐的、严重的分歧。
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描述的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进化过程，它只能小步地前进，并无革命和跳跃。严复在他所熟悉的西方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赫胥黎、穆勒那里也找不到对突变的赞同。
不过严复也主张改革。他的改革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几无政治色彩而一味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既然严复把改革建立在各项任务先后有序的清晰的意识之上，因而他反对梁启超等人的“全方位”的改革。如果说康梁从他们特殊的儒教形式中得出的观念是“制可改”，严复从他的斯宾塞主义中得出的观念是“变革难”。他在《拟上皇帝书》中提到了两类改革：一类治“标”，即经武、理财、择交、善邻之类；一类治“本”，即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类。他特别看重的则是包括在治“本”以内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项。他所迫切希望的，是全方位的“变人心”，即彻底改变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阶级的价值观念。在“鼓民力”一项中，严复详述了中国摆脱鸦片祸害的必要性，以及要扭转中国人对身体健康价值的看法。在“开民智”一项中，他反对腐朽不堪的科举教育，主张西方的科学教育，认为它能使人们直接面对实际，通过严格归纳从实际中得出与富强最直接有关的不可动摇的真理。在“新民德”一项中，他甚至建议设立议院，引导个人认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进而创立忠于国家的风气。严复全身心关注的是广义的教育，因而在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之中，他基本上是一个局外人。
严复把中国的贫弱不是主要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它只因中国无法适应国际竞争的潮流，这就致使他对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封建走狗的资产阶级革命持消极、反对的态度。当革命处于酝酿阶段时，严复兴致勃勃地从事翻译。革命迫近的那几年，他的“教育救国论”受到了革命派的敌视，清政府只把他看作“无害”的君主立宪分子。革命爆发时，他虽然一度认为革命也许是由非人格的进化力量所产生的，它可能导致中国以比他所预期的更快速度达到富强。但随着革命的失败，他的这种看法不但立刻烟消云散，而且反把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袁世凯视为扭转中国混乱局面的强人。他甚至认为孙中山等人企图在中国进行革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中国人民还不具备实行共和主义或民主政体的条件。在他看来，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现代化的这样一些方面，即组织性、力量的统一和自上而下的指导，开明专制主义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必要。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失败只使严复对“革命救国”彻底绝望，那么，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对“西方文明救国”也彻底地绝望了！一方面是西方在战争中加强了集权制，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这使严复看到了西方“公心”价值的实质，看到了曾被他否定的中国传统文明的“优越”：“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与熊纯如书・第七十五封信》)严复最后几年转向老庄的神秘主义，逃入了“空寂”之门，于是“槁木死灰”般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严复的悲剧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颇具典型意义。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之心和对于封建文化本能的反感，使他们把目光转向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企图以它来批判封建文化，开启民智，富国强兵。但是封建主义的腐朽顽固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最终打破了他们学习西方的幻想。“西方思想文化不适合中国国情或已经过时”，就是他们的结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历史真理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还为时尚早。于是他们从启蒙活动中停下步来，或者走向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消沉颓唐，也有的转入反动营垒。他们的结局表明，把中国富强的出路仅仅寄托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在中国的移植上，是根本行不通的。
今天，随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严复等人的悲剧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他们的悲剧生涯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在这个意义上说，史华滋的这本书是值得一顾的。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月第一版，2.9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