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在人生边上》|走到人生边上免费阅读

时间：2019-02-15 05:36:5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读过钱锺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的人，大概都会被他冷峭的讽刺、机智的幽默、妥帖而出人意表的比喻以及洞烛入微的心理分析所吸引；读过《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的，也会为他的学识和精深的理论而倾倒。但摊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薄薄的散文集――钱先生早年所作的《写在人生边上》，可以说早就兼具了上述两类魅力。至于涵盖《围城》的人生探索，贯串《管锥编》的哲学思辨，也已在此开其端绪。所以这是一本值得深入研究的作品。
　　本书第八篇的《一个偏见》似乎应是我们窥探作者思维结构的一个“窗口”。作者在《序》中说自己属于这样一种人，这种人读人生这部大书“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象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其实，“偏见”也好，“消遣”也好，都是庄言谐出，看似自嘲，实在是严肃之极。“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象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所谓正道公理压根儿也是偏见”，“只有人生边上的随笔、热恋时的情书等等，那才是老老实实、痛痛快快的一偏之见。”这些看起来确实很偏的对“偏见”的偏见，其实都是钱先生的心里话，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钱先生思维方式的特点所在。本来，连谬误都不是真理的绝对对立(见莱依的《现代哲学》)，更何况钱先生之所谓“偏见”，是一种佯谬，真理往往隐藏在佯谬背后，而对真理的探求，恰是钱锺书一生的根本。冠以《一个偏见》之题的这篇文章，就是一个现成的例证。它指出“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你愈听得见喧闹，你愈听不清声音”。因为“寂静能使人听见平常所听不到的声息”(这仿佛《窗》中说的：“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拿天籁来作比，说天籁是“一种有声音的寂静”，能和寂静“相安相得”，“溶为一片”。乍看起来，你会觉得这是多么自相矛盾，违背形式逻辑，但细细想来，却又确有道理。四十年以后，钱先生在《管锥编》里考察了更多的例子，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并把空间感觉也引入这种“同时反衬现象”之中：“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虚空之辽广者，每以有事物点缀而愈见其广。”这样的分析和运用不仅深得辩证法之奥，也是符合心理科学的，他引用过的大量中外文学遗产和思辨结晶都可以说明，“偏见”之下，是对真理的热忱探求。
　　蕴涵着真理的佯谬可以说是钱先生许多启神益智的思想和妙趣横生的警句的基本特点。如《魔鬼夜访钱锺书先生》中说：“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围城》里写方遁翁记日记一段妙文，可以拿来作对比)《窗》里说：“学问的捷径，在乎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我们也许能从李梅亭的卡片箱悟得个中奥秘吧？)《论快乐》：“有最洁白的良心，跟全没有良心或有最漆黑的良心，效果是相等的。”《谈教训》：“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释文盲》：“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利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人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一段运用佯谬的妙文，最精彩的是《围城》里方鸿渐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中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这番话曾被方鸿渐的乡人理解为提倡抽烟狎妓，也被很多《围城》的读者当成荒唐的笑话。但是我们如果好好的想一下，这不就是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历史里悲剧的喜剧化表现吗？这些话或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或形同悖论，或正经话作荒唐语，充满了佯谬，又充满了真理；好象一切的矛盾都集中在一块儿并且统一在一块儿了。“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而智慧就在于从矛盾中发现为人们所忽视或所误会或所掩盖的内在统一。这是钱先生用佯谬蕴涵真理的思维结构的本质。在《管锥编》中，钱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对矛盾与统一、一与不一的思辨艺术。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结构。美国精神心理学家A.卢森堡总结出一种他称之为“两面神思维”的高级思维结构，即“同时积极地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和(或者)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的或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在表现违反逻辑或者违反自然法则情况下，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制定了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物，而这样的表述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我们认为可以移来作为“用佯谬蕴涵真理”的思维结构的心理学描述和界定。
　　根据结构主义的思想，语言思维的结构与作家认识中的世界深层结构形成一种同构，钱锺书的这种思维结构启示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除了通常的思维方法以外，还可以采取一种更加深入的看法，即善于从许多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看出矛盾和悖论，转而从它们的内部联系中发现佯谬并最终导致对真理的认识。我们还可以尝试透过钱先生的作品，来看他如何把这种语言的思维结构拓展为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整体意义上的思维结构。如本书书名所示，这是一本探索人生的著作，但它摒弃了一切堂而皇之的教训，甚至没有任何令人尊敬、令人神往、令人昂奋的格言警句，从平凡入手，从矛盾入手，从佯谬入手。《论快乐》从快乐的快字，看到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永远快乐”的悖论式矛盾，又指出“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然后总结：“我们希望它(引者按指“快乐”)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但“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消费的筹码，活了一世不过是为那一世的岁月充当殉葬品，根本不会享到快乐。但是我们到死也不明白是上了当，我们还理想死后有个天堂……”(12――13页)看起来好象很有点悲观，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者，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含有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事实上，这本散文集和钱先生以后的所有著作，都是他追求和探索真理的轨迹，其中对人生大欲的研究是他的小说、散文的主要题旨。人生大欲，就高尚的一类而言，是对理想、事业、友谊、爱情的追求，就卑微的一类而言，则是饮食男女、虚荣妄名等等。不过这样说也许是教科书的准确却刻板的分类。钱锺书要运用佯谬打破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所以他说受魔鬼引诱时，只知道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而开窗关门(《窗》)，吃“饭”还是吃“菜”(《吃饭》)，却引起了他的一连串深思。在稍后几年写的短篇小说《纪念》中，他以极其出色的细腻笔触描写了一个少妇从希望被另一个男人追求的虚荣开始，逐渐地跌入情网，而一旦爱情达到高潮，她才明白原来这所谓爱情只不过仅是“结实、平凡的肉体恋爱”而已，“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当那男人不幸战死，对她来说，他又重新值得怜爱，但同时她又感到“不由自主地寒栗”。这个毫无玫瑰色的爱情故事刻划了这样的心理过程：她总是不满足现状，要追求爱情，这种动机里面掺杂着虚荣，也不乏真诚的爱情；但恋爱的完成也就是爱情的完毕；而恋爱的完结同时又是爱情的净炼，新的感情的开端。这是一个充满佯谬的复杂过程。它决不是仅仅在这个特定的情节里才有，也不是仅仅在爱情的层次上才有。到了写《围城》的时候，钱锺书就把这种心理过程放到整个人生的系统之中，把《纪念》中隐含的象征、《论快乐》等文中的零星议论拓展为整体的、丰蕴的、深沉的象征。《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状态：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着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这一包含着无数组经过佯谬处理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悖论性矛盾的象征，使我们再也不会为了结果与目的的虚妄而堕入虚无，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贯串于钱锺书的小说与散文中的对人生大欲的研究，至此臻于成熟；而贯串于其中的由矛盾引出佯谬继而求得真理的“两面神思维”结构则延伸到后来的一部部学术巨著之中――这正是我们研究《写在人生边上》及其作者的思维结构的主要动机。
　　
　　(《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著，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0.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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