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 经济发展的创新理论是谁提出的
时间：2019-02-15 05:39:0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好几种有关经济控制论的著作和译著。就中，杨小凯所著的《经济控制论初步》，是别具特色的一种。 “经济控制论”的名称可能会使人误解，以为它不过是数量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已。实际上，经济控制论有两种含义。其一，指的是由数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经济系统科学、运筹学等与控制论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基本上属于数量经济学的范畴。它把人和物及各种经济参数视为被动的控制对象，对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动态特性和控制方式进行研究。杨著所着力探讨的，并非这一意义上的经济控制论，而是另外一种。这种经济控制论高度重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人与人之间既协作又竞争的关系，研究在经济系统中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与经济分工结构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物质利益、责任问题、竞争的控制功能等等，实际上是把控制论所特有的逻辑结构应用于经济学领域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经济理论学科。为了与前面那种经济控制论相区别，有人认为后者实际上应称之为“控制论经济学”，而非“经济控制论”。
尽管在这本书中所大量运用的数学符号和控制论术语，可能会使人误以为它仅仅是一本数量经济学论著，但只要仔细阅读过此书后就不难发现，作者对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如分工度、反馈效率、竞争水平、流通效率等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大量分析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富于独创性的见解。纵观全书，不仅从字里行间而且从全书的布局谋篇之中，都可使人呼吸到一股清新的气息，领会到某种理论创新的信息。
作者把经济系统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生产技术效率，不同个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分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第二个层次是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的组织结构，如工厂、公司、托拉斯等等；第三个层次是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来控制分配，构成反馈回路；第四个层次是通过经济立法来控制前三个层次。这四个层次相互作用，使经济系统不断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作者深入分析了这个发展过程及其运行机制。显而易见，这里的经济系统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系统。但是，作者对商品经济的研究探讨却与传统理论有别。他另辟蹊径，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开拓。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商品经济的关系，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内学术界也很快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但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应当怎样搞，却没有一个现实的经济模式可供效法，也没有一个现存的理论模式可作指导。由于历史的原因，商品经济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是把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考察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表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商品经济，有其内在的规律、机制和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不过是在一种缺乏自觉认识的前提下，被动地适应了这些规律和机制的要求，并把它们纳入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而已。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必要了解商品经济本身的性质，因此，把商品经济这种特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研究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探讨自觉掌握和运用这些规律和机制的途径，就成为当前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据笔者个人的体会，在杨小凯的这部著作中，作者正是把这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标的的。尽管作者本人对于这一点并未作明确的表述和声明，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他确实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丰富素材作为研究背景，运用经济控制论的方法，把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商品经济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剥离出来，对其发展过程及运行机制进行了富于创新性的研究。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够完善之处，但应当承认，作者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远在一九八二年即已完成，这充分显示了作者的理论见地。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近来已有大量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不少突破。但是，纵观这些文章，总有一点不够令人满意之处。它们或从社会分工和利益的差别性来论述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或从分工、交换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和性质来论述商品经济的普遍性，或论述价值规律的一般性质，或探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大多数仍沿袭了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局限在一般抽象领域对一些本质性范畴作定性的探讨。即使联系到具体实践的成果，大多也是以这些具体实践的经验赋予这些本质范畴以新的含义，给它们以新的发展。这些工作无疑都是十分需要的，但是，埋头进行这方面探讨的人却都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针对比一般的本质规定要较为具体的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如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这后一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当前这场规模宏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更是如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所谓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与不成熟的商品经济之间的区别，大抵都是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发育程度的区别。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从自然经济模式或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转化的结构变革。在广大农村，将尚处在低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抚育成熟，更是发展的关键之所在。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往往并不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定问题，而是如何使“人的积极性之主动结构”得以充分发挥功能，如何具备良好的宏观控制功能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切合实际并实现优化的商品经济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问题，是在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结构如何运行、演化和发展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实践的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它们迫切需要借助于理论的分析给出解答，以便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条件，并避免失误。如果经济理论仍然恪守传统，把自己封闭在对一般抽象规定的定性探讨之中，对上述问题倒表现出一致的沉默，那么这样的理论对实践就很难产生指导作用，而只能成为实践的尾巴。
与此相对照，在传统经济理论十分薄弱的地方，本书却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细致深入的研究。作者始终着力于探讨分工组织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以及通过价格、收入、利润、利息等商品经济的展开范畴对这个过程的调节控制机制，给我们揭示出以前很少论及到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这一侧面，深化了我们对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也给我们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少启迪。
例如，货币范畴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出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本书中，作者却把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关系放在商品经济的展开层次中来考虑，揭示了货币在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中的功能：它是传输经济信息的标准语言。经济效果的差异经由一定的传输通道最终转化为生产者或经营者本身收益的差异，这就是信息的传输。信息传输是保证经济系统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必要手段。由于各个不同的经济单位都有自己的千差万别的“内部语言”，如资源的可利用性、稀缺性，生产的产量、质量、效率、品种、规格、消耗、占用，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强度等等。如果要求直接传输，必将使经济信息传输效能降低。而货币却能将各种各样的信息语言综合成统一的标准语言进行传输，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传输效能，这就是货币的标准语言功能。如果对它施加限制，就会使经济效率受到损失。
又如，通过对商品经济中分工组织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作者很自然地揭示了从事调节价格、利息、分工度、比例平衡度等参数的超级分工产生的必然性。商品经济中典型的超级分工活动有专业金融活动、交易所活动等等。由于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分工度的放大效应、竞争的放大效应、比例平衡度的放大效应、价格变化的放大效应等等，这类活动调节着这些参数的变化，不仅使经济系统自动趋向于最优结构，而且往往能在短期内创造很高效益。分析超级分工在经济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不难发现它们是商品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范畴。它们可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成为资本家剥削工人不劳而获的方便工具；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成为国家对经济系统进行分层控制的一个层次，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调节和控制；在这里，超级分工经营者与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经营者之间应当是一种特殊的分工协作关系。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必要存在超级分工和超级分工经营者，并非什么难以理喻之事，而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国家通过分层控制方式参与并控制这些活动，能够取得比直接控制生产经营更好的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
总之，杨小凯的这本著作，对经济系统的结构演化和运行机制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与传统经济理论截然不同的鲜明的特色。它启发笔者想到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究竟应当如何建立、如何发展？
笔者认为，传统的经济理论在四个方面存在着畸重畸轻的弊病，即重本质轻现象，重抽象轻具体，重原则轻机制，重定性轻定量。换言之，传统经济理论十分热衷于对经济范畴的抽象的本质规定方面进行分析，而疏于探讨这些范畴在现象形态的具体联系；热衷于从本质规定中引申出经济活动的原则，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热衷于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定性分析，而疏于研究经济系统中的数量关系。这种在四个方面畸重畸轻的理论框架，抽掉了联系本质规定与具体现实的一系列中介环节，形成某种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它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本质规定当成具体的行动计划和指导方案的传统经济模式在理论上的翻版。
体制改革不仅冲破了传统的经济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理论模式。传统理论由于在一般规定与经济现实之间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地带，失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纽带，因而只能成为高悬于空中的孤立、封闭的权威和教条，同改革中多维多向、立体交叉的社会现实结构，形成尖锐的矛盾。在改革过程中，搞实际工作的，常常抱怨理论上的条条框框对于人们手脚的严重束缚；搞理论工作的，却不管怎样手忙脚乱地修补原有理论结构，也无法跟上实践的飞速发展。事情往往弄成这样，起初，是改革者们顶着理论的压力先干起来，待到事情干好了，成功了，马上就有许多理论文章去论述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理论的指导作用何在呢？传统的理论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指导作用，于是乎，一种重经验轻理论的风气便悄悄地潜入了人们的脑海。这是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年来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提示我们，仅仅靠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办法，是很难顺利完成这场错综复杂、工程浩大的体制改革的。在沸腾的现实生活中，不仅有对旧理论的反思，更有对于理论创新的热切呼唤。改革的实践在迫切要求经济理论的系统分析和论证。经济理论必须尽快冲破传统理论的框框，打破封闭化的理论结构，开拓出一条创新之路。
经济理论的创新，首要的任务就是形成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同传统理论相比，强调运行机制，是在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一个重要转换。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中，盛行着事事到经典著作中去找根据，以引证代替论证，照搬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风气，而不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细致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现实。这不能不造成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上的“系统偏差”。
笔者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一整套完整的以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主要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不列颠博物馆中堆积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史料也已汗牛充栋。马克思在这个基础上占有了充分的资料，仔细深入地分析了各种经济现象，从中得出了最一般的抽象概括，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从发生、发展到消亡的一系列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一般概括并揭示其运动的一般规律，是《资本论》的理论目标。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当然要重视并且必须继承《资本论》的科学成果，但继承决不等于照搬照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人们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在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确立的条件下，如何建立起更为具体的体制结构，以及经济系统如何才能良好运转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提供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目标和研究重点。
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往往致力于对社会主义作一般抽象概括，试图建立一个类似《资本论》的一般理论体系。近年来，一些同志察觉到，这种想法很难实现，其中一大困难，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至今尚未为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提供充分的材料，因此不知从何着手进行分析。由于社会主义现在仍处在发展阶段，各个具体形式远未充分展开。如果没有对各种具体形式的深入思考，就很难正确地作出一般概括。即使勉强建立起理论体系，往往会将某种理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出发点。这很容易导致将某种既定的经济体制模式当做唯一有效的模式，用它来指导和约束经济实践，而不是从具体的经济结构在实践中的动态发生过程来探讨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这就难免造成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失误。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索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在做不出一般概括的地方，我们何不先去分析具体的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运行的机制，先做好这项按顺序必须首先完成的工作呢？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规定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也作了一些大致设想。但当时究竟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难以形成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系统化认识。而形成这样一个系统化的认识，就成为当代理论经济学的重要任务。这不仅需要随时总结实践经验，而且需要总结发展商品经济的规律，并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把商品经济的一般机制放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环境中进行考察，形成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由于运行机制是从基本原则到经济现实的中介环节，它比具体的现象要抽象，比本质规定要更复杂更具体。要把握住它，就必须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在更为综合和系统的角度上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换言之，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运用经济控制论所提供的观察角度、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之所以希望读书界对杨小凯的这本著作予以充分重视，就在于作者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为我们寻求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很多启示。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经济控制论初步》，杨小凯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一月第一版，2.9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