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求新声于异邦别求新声于异邦出处

时间：2019-02-15 05:51:4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在不同人种和民族朝夕摩肩接踵的全球市场里，硬要坚持某个产品是纯美国货或中国制造，已越来越没有意义。这种对混杂的认识，是理解文化产品甚至文化样态的一个启迪。因为在现代历史上，一种文化样态常常是由多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挟杂互渗而形成。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着眼这个现象的历史变动，讨论基于翻译的文化生产中的“搭档”或“合作”。它描述了本世纪初至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中国与西方语言文化的会面与冲撞时所产生的现代性体验。这时期历经了“现代文学的兴起和早期经典的奠定”。中国现代文化诞生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挑战，是东西方文化资源的混血儿，这已是老生常谈。但作者完全无意炒冷饭，重蹈民族文学间互相影响的研究，重弹文化杂质性、理论旅行或文化迁徙的老调。相反，这本书的研究方法，恰恰是要揭露隐伏在现今批评理论、中国学和跨文化分析中僵死的东西方两元对峙。
　　该书标题中的称谓：跨语言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Prac－tice)和“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edModernity)蕴含着一个放大了的翻译概念。这个概念是理解这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在痛苦中诞生和立足的书的钥匙。翻译在这里，不仅仅是个文字间的意义转换行为，而且是个隐喻。当然，作为一位兼具语言学造诣的文学史家，刘禾对翻译的文字层面给予极大的重视和细致的处理。这从她对外借词和新造词的梳理中可见出。她详细、广泛地描述了这些词语从西方转译至中国而日本，接着又自日本而中国。正文之后的附录，收集了迄今数量最大、涉面最广的从英法德俄日译至中文的外来语、新造语，显示了仅是翻译的文字层面，研究的工程已繁浩得令人惊异。如此众多的外来语、新造语改变了中文，促成了白话的产生。基于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作者有力地论证，要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不可能不论述西方文学和话语译文的巨大储存。中国现代文学经跨文化资源哺育，借翻译之途而生。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翻译作为统帅全书论述的隐喻。翻译和借用本身并不足以导向新文学或民族新文化的崛起，还有翻译什么，为什么要译的问题。刘禾这样提出这个问题：“以谁的名义，为哪种语言，根据何种知识和话语权进行文化间的翻译？”她用跨语言的“跨语际实践”来指称中西方的历史遭遇中变动不居的文化建设和意义的生发。“从广义上讲，译实践的研究探讨新造词、意义、话语、象征模式如何在本土语言里产生，传播并取得合法性。这一切与本土语言跟外来语的接触和冲撞有或大或小的关联。当词语概念从外来语传进本土语时，与其说意义单位被转化，不如说在本土的具体环境中被再创。”
　　跨语际实践的概念为跨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对一系列的成见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一种成见强调文化的共性，认为不同语言文化间存在理想的、恒常的意义对等值，有如一部双语辞典。另一种是文化相对论，竭力捍卫某种封闭珍藏于文化精髓里的、不可译的个性。译实践还质疑爱德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的论说。在赛义德那里，一种理论的身影自动出门旅行，自得其乐，全不在乎谁发起、策划行程或译路程，也不关心“为什么旅行”这样的权力攸关的问题。跨语际实践在方法上的独创将会对中国或第三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产生刺激和影响。有关第三世界社会变动的讨论常常囿于文化精粹论的语言，固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的樊篱；在中国学研究中则死守冲击和回应两极；在后殖民研究中则划分西方统治和本土的抗拒两端。结果，我们心中浮现的形象常是一被动的本地佬从千百年的慵懒自适中创痛巨深地被震撼惊起，开始了从传统至现代的跋涉和转型。刘禾没有重演这套语言，而是注重那些“偶然突发的事件、争端，中国、日本和西方在翻译的对峙时的曲折和突变，或任何语言交汇碰撞时所产生的不测和扭转。因为翻译，或语言交汇处，恰是本土和外来语之间无法消弭的差异取予定夺、权力得以使唤和颠覆、含混得以澄清或加剧的所在。
　　从这跨语际的话语实践活动中涌现的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巨大的独创性。他们并不光是借用或跟着西方词汇和意象学舌，而是主动积极地转译，批评，曲解，嘲弄，利用，重塑西方文学和话语。这一切都为我所用：为一个新文化正名，为本土和国际斗争添力。这里关键的是跨语际实践的政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翻译技巧和美学。这是因为，“预设的意义对等”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得以建立，而且仍然不断地在建立。无休止地、抽象地强调翻译者是叛逆者是毫无结果的。我们的任务是研究意义对等的“形成方式，因为，正是预设的对等意义的建立，生发了译实践及其政治的运作方式”。
　　本书第三章分析个人主义的话语实践，可作为一个建立假设意义对等值的好例。虽然“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来自明治维新的日本的舶来词，但中文不乏可翻译这个词的词语，如“自我”，“我”，“己”等。现今围绕它的争论，要么偏重这个概念中国版本的本真性和贴切，或它与中国国情的不契合。有的论点则着重此概念中个人和集体，如家庭、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作者避开这类寻找个人主义最精粹意义的努力，仔细追踪“个人主义”一词在民国早期的争论中的曲折行迹，揭示了可称为“个人主义”概念的微型话语词源学，及此概念的政治效用。她有说服力地论证，个人主义话语投入到权力的不断重组过程，无法实行简明划一的概括。个人主义的意义，在于人们在这一旗号下，在权威、权力和需求的网络中为应对历史语境的事变所做的种种权宜之举。
　　据我所知，研究翻译怎样促成中国新文化的产生，仅有一些零星的论文散见各处。这本书在理论的深度和原材料的广度上都胜过类似的研究。这是比较文学研究，同时又是文化史和理论思考。它融文学批评、本文分析、语言学、语言哲学为一炉，它的成功也得益于作者多种东西语言知识。作者在全书的八个章节中分别讨论民族文化建设中跨语际实践的某个具体现象。并以敏锐的理论眼光分析了文学作品，深入探讨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翻新、第一人称的叙述指称、性别作为表达现代性的隐喻、内在心理的呈现和心理分析的象征等。有时作者的分析和叙述似乎偏离了跨语际实践这一中心论题，但这些篇幅写得热情丰沛，富于见地。书中《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的故事讲得引人人胜，表现了作者在文学批评之外还善于写史。这本书在激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重新思考，为今后跨文化的分析，为中国现代性的讨论、东西方文化交流及比较文学研究上，建立了有益的概念和理论架构。
　　(LydiaH.Liu，Transling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Stanford，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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