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部长 开国林垦部长

　　 　　 牌子挂了，可以摘。摘了，还可以挂。不过，这牌子肯定不是那牌子了。不变的东西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东西在变。 　　 最初的林业部不叫林业部，地址也不在北京和平里东街18号。据说，哪会儿的和平里到处是烂泥和水塘，里面的螃蟹和泥鳅多着呢。岁月如刀，锋利得很，一闪，五十年就过去了，烂泥和水塘也没了。和平里长出好多高楼，长出好多大的机关。还从城里扯过来好多大马路，东一条，西一条，东西中间还有二四五六条，走车，走人，走一些一撅尾巴就拉屎的东西，拥拥挤挤，闹闹哄哄，整天不得空闲。马路牙子上的钻天杨、毛白杨和国槐树比别处的树长得都壮，劲儿也足得很。知底细的人说，和平里的地下边肥着呢，全是螃蟹和泥鳅沤成的泥，那树能不呼呼疯长吗？最初的林业部叫林垦部，不但管着树，还管着垦殖方面的事情呢。大街上跑的汽车、拖拉机、自行车，实际上都与林垦部有关。国产轮胎需要大量橡胶，而中国本土没有一株橡胶树，咋办？要是这会儿，想都不用想，进口呗，因为兜里有美元啊。那会儿可不行，兜里羞涩得很。穷有穷的办法，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指示林垦部：引种自己种
　　 林垦部果然不是孬种，先勘察后设计再建设，很短时间里就在南方建成了一批橡胶园。胶林翠，胶林茂，胶液哗哗淌出来，很快实现了橡胶自给。
　　 新中国的轮子转起来了。
　　
　　 开国林垦部部长就是梁希。中央人民政府“内阁”组成人员任命名单上，排在梁希之后的是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排在傅作义之后的是梁希的同乡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就是那个写《林家铺子》，写《白杨礼赞》的茅盾）。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梁希笑着对沈雁冰说，今后，搞林业的都可以称自己是“林家铺子”的人了。沈雁冰顿了一会儿，憋出一句：“对，多种白杨树。”
　　 66岁的梁希，长得瘦瘦的，嘴巴尖尖的，如果摘下鼻梁上的眼镜就有点像那个说相声的马三立了。梁希是否喜欢听相声？不知道，但梁希喜欢看京戏是可以肯定的。在重庆教书时，他宿舍的墙上挂的东西就是无锡泥制的大大小小的京戏脸谱。有牛皋、张飞、程咬金，还有……，那些我就叫不出名字了。我是受命撰写《梁希传》时，开始接触有关梁希材料的。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头,连周恩来都尊称他梁公叔五先生呢。
　　 1883年，梁希出生于浙江省湖州市双林镇。梁家是湖州的名门望族，梁希和他的哥哥都是清末的秀才，祖父是直隶（南京）州判，父亲是直隶知州。州判相当于现在的中级法院院长吧，而知州可能比市长或专员还大一点，要知道，那可是直隶的知州。
　　 梁希的故居位于双林镇的城南，板桥江在梁家老房子的边上静静流淌，偶有帆船驶过，万道霞光撒向江面，如诗如画。春天最好看，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梦一般盛开着，烘托着灰色的老屋。院落里生长着一株老银杏。很小的时候，他就在银杏树下读书练字，能把《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梁希的父亲认为，银杏树体内有一种力，人借了这种力，就会灵智聪颖。梁希先是在浙江武备学堂学军事， 后来，由于体质方面的原因，就去日本学林学了，再后来，去了德国学林化。归国后，一直从事林学教育，著述甚丰。来北京赴任前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的校长已逃往台湾，实际上，梁希就是临时校长。
　　 或许，梁希对绿色的认识就是从那株银杏树开始。而新中国的绿色脚步，则是从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起步的――“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的牌子，最早挂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一个小四合院的门口。小说家汪曾祺曾在一篇短文中提过无量大人胡同，他说，这个胡同里住过一个有名的大人物。但这位有名的大人物是谁，汪曾祺却没有说。后来，我偶尔翻阅翁立的一本书，才搞清楚，无量大人胡同原叫吴良大人胡同，吴良是明朝的开国功臣。至于何时改叫无量大人胡同的，已无从查考。无量，没有肚量？还是前程远大，无可丈量？
　　 我曾委托搞民俗摄影的朋友王兴国，去无量大人胡同拍些照片以备刊用，这老兄跑遍了东四一带也没有找到。最后问派出所的人才知晓，五十年代后期无量大人胡同已改称了红星胡同。胡同的变迁比人生的变迁还要快，好多事都来不及回忆，来不及感叹，它就已经变了或者迅速消失了。名字是时代的符号。似乎改名字就意味着进步，不改就意味着倒退。结果，改来改去改乱了记忆，改乱了历史，害的后人还得猫腰撅腚地考证。
　　 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大门的油漆早已剥落，青砖灰墙、石鼓影壁也已斑斑驳驳。门前一株老槐树静静地守望着沧桑的岁月。过往的行人都向小四合院里望几眼，咦，这不起眼的胡同里竟也藏着一个大机关。
　　 事实上，这个机关只是牌子大，院子并不大，人也不多。那时，林垦部加上部长在内总共才有12 个人，宿舍就是办公室。机构设置四司一厅：林政司、森林经理司、造林司、森林利用司和办公厅。
　　 别看人少，效率却相当的高，硬是把经纬万端的中国林业在短短的时间内理出了头绪。瞧瞧，那劲头。这会儿的人能比吗？
　　
　　 在这个小四合院里，共和国的绿色日历一干人说翻就给翻开了。
　　 刚刚翻开，就遇上一件棘手的事。1950年夏，林垦部收到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寄来的公函。公函内容：西北修筑天宝铁路，需要大量枕木。拟在小陇山铺设窄轨铁路，架设钢索道，开发小陇山森林。
　　 看着这封公函，梁希的眉头紧锁――小陇山的森林资源底数不清，可供利用的大材有多少呢？梁希起身来到地图前，用铅笔找出小陇山的位置。小陇山位于陕甘交界，北缘在渭河一线，以天水和宝鸡为界点，东缘至川陕公路，西北至川甘公路和从天水到宝鸡一线。
　　 梁希在地图前久久伫立。一丝烟雾弥漫开来。梁希也吸烟，吸得很轻，平时一天也就吸两支，是固定的牌子――“大前门”。但今天有些反常，已连续吸五支了。
　　 小陇山林区地形险峻，北面尤甚，稠密的河流多数向北流入渭河，近则相距15公里，远则相距20公里，水流湍急。而渭河一直奔腾向东投入黄河的怀抱。
　　 梁希的目光在地图上搜寻着，当他把小陇山――渭河――黄河，这三者联系到一起之后，心中突然打了个激灵。黄河的水为什么是黄的？因为黄河的中游水土流失严重，而水土流失主要是因为没有森林。梁希摇通水利部的电话，那时的电话还是摇把子。“傅部长，我是林垦部的梁希呀，能否帮我搞些黄河的资料？”傅作义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着特殊的贡献，他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没问题，过会儿，我让秘书送过去。”“不，我派秘书去取，她叫周慧明。”“也好。”
　　 黄河无小事。
　　 黄河从周代到现在已流了2450年，傅作义提供的资料表明，黄河平均每10年就有四次决口，几乎两年一患。黄河的水患给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过去的治黄办法一直是在堤防上做文章，一方面把它加高，一方面把它培厚。西周时黄河的堤防就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当时的筑堤方法是“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固堤的方法是“树之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由于长期淤积，黄河的河床不断增高增大，以致于黄河的许多地方形成了悬河。这样做，每年要消耗一笔巨款，耗去许多劳力，而修堤取土，又要破坏大量良田。1950 年，黄河的工程费一亿四千万斤小米，绝大部分都用在堤防上了。
　　 作为林学家，梁希心里清楚，治理黄河仅仅在黄河的堤防上下功夫，功效甚微。若是中游的渭、泾、洛、汾、无定河五大支流，还是日夜不断地把泥土冲刷下来，非但黄河的堤防失去作用，潼关以上修筑的水库也会被淤成泥库，而不能控制洪水。
　　 梁希重新确定了一下小陇山所处的的方位，然后用铅笔在地图上重重地做了一个标记。他仿佛感到黄河下游的千千万万双眼睛都在看着大西北，看着小陇山，看着那片弥足珍贵的绿色。不过，新生的共和国建设天宝铁路，急需枕木，这也是事实，能否找到既能解决枕木，又不砍伐小陇山森林的办法？
　　 走，去西北看看。
　　 1950年9月初，梁希率领一行六人的考察组从北京出发了。秘书周慧明也随行前往。她手里提一个皮箱，里面装着牙具、笔记本、地图、有关西北的资料，还有梁希日常穿的衣物和两包“大前门”香烟。临走前，本来已经扣好箱盖，但她又打开了，把那件灰色的中山装也放进里面。到底是女人心细，万一山上凉怎么办？她知道，对梁希来说，这件灰色的中山装具有特殊的意义，梁希就是穿着它参加开国大典的。
　　 那时候，解放战争刚刚结束，西北的交通条件很差，火车上既无软卧也无硬卧。梁希及随行人员乘的是一列货车加挂的一节战时用的救护车厢。一到西安，梁希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白天，听取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同志关于黄河主要支流渭河、泾水、洛河诸河流域的林业情况汇报，以及拟在小陇山林区修建窄轨铁路、采伐森林的计划。晚上，在灯下埋头于一大堆材料中，直到东方微明，才稍事休息。天一亮，便直奔渭河。渭河的情形怎样？
　　 梁希的心中充满忧虑.。他在一段文字中写道――
　　
　　 我们站在宝鸡的渭河大桥上一看，岸上岸下成了一幅连环画：两岸的山上有毫无树木庇护的梯田，岸畔有宽阔的泥滩，河中则有几十丈宽几里长的沙滩，挡住了浊得像泥浆一样的流水，把渭河分成两条河道。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山上的土是这样流失的，河床是这样淤塞的，水灾是这样酿成的。我们上了一课，大家面面相觑，默默无言。这里虽然同泾水不一样，含泥量达65%，然而，淤积的情形已令人咋舌。不单是宝鸡，就是渭河的源头――渭源县，河水依然是混浊的，整个一条渭河自西至东绵延千里都是这样。
　　
　　 梁希接着写道――“这，不得不归咎于山田。照理，山土如果不垦而由森林来覆盖着，表土是极不容易被冲刷的。”“我们在渭河，尤其是在渭河上游极倾斜的山地上所见到的山田，他们耕了三年就放弃了，再去找一片新地开垦，这不能叫耕地，只能叫运土。他们年年拼命把山土运到河里，自己所得极微，而河流则酿成极大的灾害。”
　　
　　 梁希写下上面这段话时，距中央在西部大规模实施退耕还林的决策还有50年。蝇头小楷还没有写完，梁希蘸了一下墨汁，在砚台上理了理狼毫笔尖――
　　 “渭河如此，泾水如此，洛、汾、无定河都如此。黄河哪得不泛滥，哪得不成大灾害？要正本清源，只有护林和造林。”这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道理，但认识它、接受它，中国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25度以上的坡耕地约9100万亩，其中大部分分布在黄河流域，这里是中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农民每生产一吨粮食就要流失157吨表土。肥土肥水就这样眼看着白白流掉了。
　　 梁希痛心极了。
　　 中国的事情，最要紧的都是不能说出来的，可以说出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黄河的问题是可以说出来的，但黄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
　　 终于，2000年中央果断做出决定：退耕还林。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用林子换粮食。国家给你粮食，你把耕地退出来种树，种树钱不用你自己掏国家掏。目的就一个――要让黄河流碧水。黄河中上游的农民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200斤，苗木费50元。农民这个乐。当然，梁希若能知晓这一切肯定比农民还乐。很难说今日的退耕还林与当年梁希的主张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否认，至少50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了退耕还林的思想。
　　 在中国真正认识黄河的人不多，梁希当算一个。
　　 而有着怪脾气的黄河并不买这个瘦老头的帐。
　　 一个月后，在潼关渡口夜渡黄河时，黄河着实把老头折腾够呛。潼关渡口的淤泥非常之厚，把泊位上的水都吃掉了，木船不能靠近渡口，只能泊在离渡口还有几十米的水中。夜幕下，梁希挽起裤腿准备涉泥上船。船工哪里肯让？一猫腰，一撅腚，背起梁希，深一脚浅一脚地涉过烂泥，就把老头背上船。
　　 木船由多人操桨，喊号前行，到了中流，水急浪大，几次险些把船掀翻。泥水乱溅，好个生猛，梁希双手紧紧抓住船舷，牙齿咯咯打颤，几乎成了泥人水人。周慧明赶忙从皮箱中取出那件灰色的中山装，给梁希披上。
　　 终于在对岸的风陵渡渡口上得岸来，泥泥水水的一行人，只好在渡口的一家小客栈投宿。人多店小，大家便在泥地上铺上苇席，凑合一宿。
　　 早晨醒来，梁希见小客栈周围布满岗哨。原来，风陵渡的匪患严重，为防不测，当地部队连夜调兵，加强了警戒。“嘘，我这把老骨头没那么值钱。”梁希苦笑着摇了摇头。
　　 上路时，梁希不经意地回头望了一眼小客栈，这才发现，小客栈的名字叫“半分利”，泥墙草屋，甚为间陋。他随口吟道：风陵渡口酒帘飘，黄土颓垣出市招，小店迎人半分利，盘餐杯茗到中宵。
　　 就在梁希转身的时候，周慧明发现他的背上一只硕大的蜘蛛正在往上爬。周慧明听梁希的学生吴中伦说过，先生平时最怕蜘蛛，他认为蜘蛛是最脏的东西。周慧明并没有声张，而是轻轻一抬手，将那只蜘蛛弹掉在地上。这个轻柔的动作把随行的人都逗笑了。
　　 一路上，周慧明格外细心地照料着梁希。
　　
　　 折回来，不知还能不能接上前边说的。
　　 离开渭河，梁希即赴小陇山考察。小陇山的林子该不该砍？
　　 实际上，在考察渭河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答案。不过，作为林学家，梁希要让科学数据和事实说话。梁希知道，小陇山在等着他呢。
　　 从宝鸡去小陇山必先到胡店。
　　 这一段铁路的运营尚未完全恢复正常。梁希及随行人员只能搭乘一节货车前往胡店，工作人员在装粮食的麻袋上为梁希铺上被褥，权当卧铺了。车厢停在宝鸡编组站，有关人员与铁路方面取得联系，铁路方面说，当晚车厢挂在一列工程车的后面带走。
　　 次日清晨，梁希一觉醒来，以为车早到了胡店，待仔细一看，车厢在原地却根本未动。原来铁路方面一时疏忽，忘了挂走车厢。而大家由于连日奔波，困倦不堪，一进车厢便找个角落，呼呼入睡，甚至连列车是否运行，竟全然不知。
　　 梁希没有责怪大家，他坐在麻袋上，一边吸烟，一边用一支铅笔在纸片上草就一首颇有风趣的诗：
　　 登车车不发，局促似鸡栖。
　　 一觉鸡鸣后，依然在宝鸡。
　　
　　 列车终于启动了。当时天宝铁路正在修复施工，火车常常出轨。工程车走走停停，从宝鸡到胡店50 公里，火车行驶了大半天才到达。那时，胡店附近的铁路工地上，爆破岩石的轰轰巨响不绝于耳。梁希召集当地干部，在秦岭林场的一栋简易平房里召开座谈会，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块脸盆大小的石头砸穿屋顶，从天而降，把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梁希风趣地说：“今天算是见识了天上掉馅饼，不过，这个馅饼还是够硬的”。接着，他镇定自若地招呼大家，继续开会。
　　 从胡店到小陇山主要林区东岔河流域，只有一条小道可通，汽车不能通行，梁希便乘一辆老牛车吱吱嘎嘎地进入了林区。
　　 梁希从衣兜里掏出一盒“大前门”，取出一支，刚要吸，忽然间想起什么，又放回去了――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梁希当即宣布一条纪律：在林区内谁也不准吸烟。周慧明后来回忆说，自打小陇山之行后，梁希再没有吸过烟。老人家说戒就戒了。
　　 森林里气候多变，一会儿是响晴的天，一会儿便又下起了蒙蒙细雨，车轮碾着泥路，泥浆四溅，老牛车艰难地行进着。有人劝梁希：“梁部长，不然，就到此为止吧，再往前走，恐怕您身体吃不消的。”
　　 梁希说：“从北京到这儿，我们跑了这么远的路，就是要亲眼看看小陇山的真实面目，怎么能刚看着点影子就打道回府呢？”
　　 无奈，地方同志只好把当地老乡家的毛驴牵来，总共四头。梁希非常高兴，他用手拍拍毛驴的屁股：“老伙计，我可不是东郭先生啊，他有那么多的竹简，我才只有45公斤呀。”
　　 梁希骑的那头驴是灰啦巴叽的杂毛驴，不尥蹶子，不大叫，性格温顺。梁希偶尔给它挠挠痒痒，它的两只耳朵一动一动的，样子乖得很。
　　 在古典文学中，驴都是蠢笨顽劣的形象。唐人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驴》，对驴的外强中干怯懦无能，与以辛辣讽刺。曹雪芹对不懂品茶的人讥为“饮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为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驴，不适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骑。骑驴的多是寒士。“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就是贾岛在驴背上吟出来的。
　　 驴不光是低头走路。
　　 东郭先生的驴比东郭先生更能认识狼的本质，所以才勇敢地向狼尥蹶子，并大叫引来赵简子。可惜，赵简子轻信了东郭先生的话，而忽略了驴。张果老的那头瘦驴一定有一副好脚力。不然，他怎么云游四方？阿凡提是机智的，阿凡提的毛驴一定同样机智。不然，阿凡提的那份机智里就少了许多东西。作为宰相，寇准从不骑高头大马耍威风，却骑一头犟驴深入民间，审案断案，哪个善哪个恶，哪个是哪个非，骑驴比骑马看得清楚，更不要说比坐小汽车了。
　　 那头灰啦吧叽的杂毛驴当然不知道，梁希的这次骑驴之行，决定了小陇山的命运。坐小汽车是上不了小陇山的，不上小陇山，而只到山下的什么宾馆里坐在沙发上听听汇报，也许，小陇山就是另外一种命运了。
　　 中国的一些事情就是坏在只坐在沙发上听汇报。听别人的汇报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绝对是两回事。
　　 大家继续向前行进，林场技术员杜擎天，一手拉着缰绳，一手握着笼头，给梁部长引路。大家担心老部长在颠颠簸簸的驴背上太寂寞，便鼓动两个长于歌唱的青年专家亮亮歌喉。“吆，嗬嗬――”“吆，嗬嗬――”山鸣谷应，颇壮声色。哪知，骑在驴背上的梁希部长也来了兴致：
　　
　　 高山流水路悠悠，红栎青松割漆沟。
　　 添个白头驴背客，许教入画更风流。
　　
　　 当晚，夜宿目的地东岔村。梁希不顾白天的劳累，晚上仍然在油灯下做调查笔记。次日天刚微明，梁希便把大家叫起来，部署考察任务。整整三日，早出晚归，钻密林，涉溪水。考察队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小陇山林地面积15万公顷，森林主要分布在东岔河右岸流域。林相非常糟糕，能做枕木的针叶树寥寥无几，大都是阔叶树，且灌木多于乔木。而乔木又枝桠横生，径小而不成用材。此外，这里山势险峻，在极倾斜的山坡上把林子砍伐了，很难更新。专家们把通过考察掌握的数据汇总到一起，得出结论：小陇山实际可利用的木材蓄积量仅为54 万立方米。
　　 梁希提笔写道：
　　
　　 巨材还有几，旦旦发樵夫，
　　 兔窟频移处，牛车劳载途。
　　 梓桐盈把仅，樗栎中绳无，
　　 莫枉伤乔木，嘤嘤鸟在呼。
　　
　　 那天，梁希有些愠怒了――他用一根木棍敲了敲身边的一株大树的树干，说：“这54万立方米的木材蓄积量，就是存在银行的老本，利用时不能用老本，而应该用他的利息。森林的利息就是木材生长量。假定这里的木材平均年生长率为2�5%，那么，54万立方米材积的年生长量就是1.35万立方米。”
　　 显然，梁希部长的这席话已经给小陇山的伐木问题定了基调。
　　 而在这之前，西北农林部一方面向中央林垦部发出请示公函，一方面已经把窄轨铁路材料调运东岔河流域，大规模的采伐作业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而梁希部长定下的基调无疑使西北农林部处于尴尬的境地。
　　 梁希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十分注意工作方法。他同西北农林部的几位负责同志反复商量，反复算账，在沟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停建窄轨铁路，把秦岭林场小陇山的经营方针由采伐森林改为重点护林和造林。鉴于天宝铁路建设急需枕木，梁部长决定，远调东北小兴安岭的木材进关，支援西北。
　　 西北方面提出，调东北木材进关，恐怕运费太高，难以承受。梁希说，我已同东北取得联系，那里的木材价格并不高，运到这里的成本，要比你们铺设窄轨铁路，再伐木的成本低得多。况且，小陇山的林子伐光了，将来恢复的成本更高。而小兴安岭正处在开发阶段，即便一棵不砍，日伪留下的困山材也足够运两年的了。
　　 这在当时是一个富有远见而大胆的决策。今天看，尤显其正确。这一决策与其说为西北人民保存了一片绿色，倒不如说为中华民族的血脉――黄河保住了一股清流。
　　 梁希部长就要离开小陇山的时候，林场的场长魏辛找来笔墨，请他题词。梁希略加思索，挥毫而就。周围的人齐声诵道：“却愿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谁都清楚，这句话对小陇山来说，其意味是多么深长啊。
　　
　　 梁希从小陇山返至西安，被安排住进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止园。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止园秘密谋划的。有人悄悄告诉梁希，这是彭老总特意安排的。彭老总，即是彭德怀，当时他正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这天，正好是中秋节，不多会儿，彭老总专程前来看望梁希，并带来月饼、石榴、苹果和糖炒板栗等礼品。
　　 彭总紧紧握着梁希的手说：“梁老一路辛苦了。骑毛驴上山，实在委屈你了。”
　　 梁希：“哪里，哪里，这点苦头同你当年保卫延安所吃的苦头比，差远了。”
　　 彭总：“唉，无定河两岸再不造林，可真要成害河了。”
　　 无定河曾是彭总当年用“蘑菇战术”同胡宗南作战的战场，他熟悉那里的一切。为了“剿共”，无定河两岸的树木几乎让胡宗南的部队给砍光烧光了
　　 梁希：“岂止是无定河，渭河、泾水、洛河、汾河都有这个问题。这次对西北是多有得罪了”
　　 彭总：“哪里话，小陇山的事情我刚才听了他们的汇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晚上，彭总在自己的家里宴请了梁希部长，四菜一汤。一碟花生米、一盘炒土豆丝、一盘肉沫烧豆角、一盘红烧豆腐，汤是排骨冬瓜汤。排骨只有两三块，彭总自己舍不得吃，就用筷子往梁希碗里夹，“梁老，你太瘦了，得多吃些肉补补。”最后那块排骨彭总夹了几次都没夹住，便索性端起汤盆，拨到梁希的碗里。酒喝的是陕西稠酒。这是梁希第一次喝这种酒，有一种微酸且甜润的感觉，怪怪的，不如家乡的加饭喝下去那么顺口。但梁希却没有说.。
　　 就在彭总与梁希就无定河等河流的治理问题进一步商谈的时候，彭总被一架苏制小型伊尔飞机接往北京。
　　
　　 比治理渭河、无定河和留住小陇山的林子更急迫的事情发生了。
　　 梁希看报纸才知晓，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军入侵朝鲜。彭总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率领26万大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彭老总赴朝，治理无定河流域的工作不能搁下呀。”梁希放下手里的报纸喃喃自语。梁希短暂休整后，又重返西北，继续考察汾河、泾水、延水、洛河和无定河。至此，梁希把黄河中游的几条水土流失严重的支流全部考察完毕。他亲自执笔写出了详尽的调查报告，为中央人民政府制定治理黄河的综合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周恩来总理把那叠厚厚的报告批转给水利部。傅作义说，梁部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梁希说，你也帮过我们么。北京无量大人胡同那个小四合院里的灯，亮了一夜又一夜。夜空中，那轮圆圆的月，已经瘦成一把弯弯的镰。
　　
　　 两年前，小陇山一位搞旅游的朋友来京，我向他讲起梁希骑毛驴上小陇山的故事，他听后瞪大疑惑的眼睛，问：“小陇山居然与这老头儿还有关系？”
　　 我说：“没有那老头儿，就可能没有小陇山的今天。”
　　 他半晌无语。闷头吸了一支烟，然后把烟屁股往烟灰缸里拧了拧，说：“老头儿骑驴考察的这条线路，我要把它开发出来，搞旅游。”
　　 我说：“你可别毁了小陇山。”
　　 他说：“没事，林子是看不没的。”
　　 不过，我还是生出某种担忧。嘴角动了动，却终于没有说出口。开发与破坏也许相距仅有一步之遥。进一步可能就是开发，退一步可能就是破坏。小陇山是脆弱的，中国的西部是脆弱的。眼下，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如果忽略了生态保护，忽略了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那么大开发无疑就是一场大灾难。
　　 谁知道呢？
　　
　　 “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这是梁希先生的名言。
　　 他在描绘中国的远景时用了这样的词句：“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
　　 有人说，这是梁希的梦。而我在想：梁希的梦不就是21 世纪的中国梦吗？历史是一条活着的根，生生不息，万古不朽。生长是一种力量，生长是一种精神。
　　我们现在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不过是昨天的延续。
　　 梁希担任林垦部（后改为林业部）部长，历时9年。1958 年12月10日，与世长辞，享年75岁。
　　 留下的东西有：一张病假条、一支派克钢笔、一个用了一半的笔记本、一个半旧的牛皮公文包、一架老花镜、一叠厚厚的诗稿。周慧明含着泪水，把那些遗物交给组织，而诗稿则放进自己的抽屉里，悄悄保存起来。
　　 梁希与妻子姚利贞生有二子，长子梁震，次子梁超。1921年，妻病故后，梁希再未结婚，二子一直寄养在亲戚家中。故自称“凡僧”。这老头儿真是有点怪。哦。
　　
　　 时令睁开新绿的眼睛。
　　 在三年前那个春天的早晨，我来到湖州。陆羽的《茶经》就是在湖州写成的，这里的湖笔和丝绸更是有名。据说，道光皇帝穿的衣服一定是湖州产的“湖绉”。有一回他的一条裤子上磨破了一个洞，道光舍不得扔，还差人去补呢。我在湖州档案馆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湖州出的大人物要比北京无量大人胡同里住过的大人物多得多，光是部级以上的官员就有近20 位。像陈其美、张静江、朱家骅、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等，简直可以说出一大串。
　　 不过，湖州人告诉我，这些大人物大部分都是给蒋介石干事的，不顶用。说，梁希虽是给中共干事，但家乡人也没沾什么光儿，甚至连给一棵树苗这样的事都没有办过。这老头，有点那个。哪个？那个。
　　 在梁希的家乡，我曾问过许多年轻人，知道梁希吗？几乎被问过的人都回答不知道。我不禁十分诧异。
　　 终于找到双林镇道士弄4号――梁希的故居，所见却是一副破败的景象，特别是那棵令梁希魂牵梦绕的老银杏的命运更是凄惨。树干满是烟熏火燎的伤痕，干枯的枝头鲜见生机。我试图量一量它的胸围，可想尽办法也未能靠近。双林客运公司、舒乐旅馆及餐馆、厕所等杂乱的建筑物如同紧箍咒般，把老银杏死死挤压住，根部根本无法渗水透气。老银杏的枯枝与枯枝之间编织出一张硕大的蜘蛛网，这是一只老蜘蛛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完成的一项大工程。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大阴谋，这个阴谋，经纬有序，疏密不紊。蛛网上粘住许多苍蝇和蚊子，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蛾子。不用说，这肯定都是蜘蛛的美味了。吃吃吃。
　　 没人能听到那只老蜘蛛的笑声。那笑声分明是对过去岁月所积淀下来的思想、传统和文化的鄙视，分明是对无法割断也不可能割断的历史之根的不屑一顾。
　　 舒乐旅馆的女老板告诉我，原来树上还结些果子，近些年却很少见到了。我问：“知道过去银杏的主人是谁吗？”她说：“不知道。做生意的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她在这里已经生活20余年了。当地一位林业专家说，这株银杏有300余年的树龄，从目前的树势看，如不及时抢救，用不了两年就会毙命。
　　 回到北京，我曾急火火地赶写了篇报道《愧对梁希》并配了张照片在报纸上发表出来，呼吁有关部门，尽快采取措施，抢救这棵古树。可并没有人理睬这件事。大家都在忙着搞关系，忙着赚钱，忙着上网，忙着蒸桑拿，忙着用手机与小蜜没完没了地聊天，谁会理会一棵树的死活呢？烦不烦？
　　 历史就这样凋零了。这是一个遗憾，不该有这种遗憾。
　　 问题是我们正在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个遗憾。
　　
　　 原林业部一位老领导告诉我，梁希去世的前几个月，还到地坛公园种过树，那是一棵银杏。银杏体内果真存在我们无法破译的神秘东西吗?去地坛种树不用骑驴，更不用坐小汽车，地坛离林垦部很近，马路对过儿再走几百米就是了。梁希散步常来这里，门口那位守门人认识他。说这话时，林垦部已不在无量大人胡同了。地坛里的银杏树很多，具体哪棵是梁希种的已经没人能说清了。
　　 不会有人把一棵树当事的。
　　 世事总在变化着。
　　 北京不是小陇山。北京的街头是很难见到驴的，这个走向现代化的城市里若到处是驴成何体统？再说，城市是不会有容纳驴的度量的。汽车、人流、高楼和物欲横流的喧嚣已经把驴赶得无处立足。偶尔有老乡赶着毛驴进城，也只能在夜黑人静时。不敢甩鞭，不敢吆喝，生怕惊醒城里人的美梦。
　　 梁希当年骑的那头灰啦吧叽的杂毛驴恐怕早被人宰了，吃肉了。
　　 1951年11月5日，林垦部改为林业部，并由无量大人胡同迁到和平里东街18 号。牌子挂在大门口，太阳一照，生辉耀眼。那牌子是用上等的榉木做成的，在水里浸过七七四十九天，风吹雨淋也不翘，也不裂，也不烂。结实得很。
　　 许多人在那块牌子旁边照过像，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我也照过，时间是1987年，那时大学刚毕业，啥事都挺新鲜呢。幸亏照过，要是这会儿，一来呢，没那个心气儿了；二来呢，就是想照也找不到那块牌子了。
　　 责任编辑：魏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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