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怨交织的往事──胡绳纪事 胡绳

　　也许是爱读书的缘故,也许是在大学期间就读胡绳的成名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因此,“胡绳”二字,一直在我的青年时代里闪闪发光。一九六三年我从厦门大学来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编辑部,当时我并不崇拜朱光潜、冯友兰这些老专家,认定他们已属于旧时代。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人文大学生,我心目中屹立着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星座,那是我内在的、隐秘的天空,最明亮的星星是历史“五老”,即郭(郭沫若)、范(范文澜)、侯(侯外庐)、翦(翦伯赞)、吕(吕振羽),但这五老都是学院里的学术元老,而胡绳则是直接为党为国立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此更是让我佩服。那时,我把他和胡乔木、艾思奇、周扬等列为特别星座,属于我的偶像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批判“二月提纲”,据说胡绳也是起草者,因此也成了“横扫”之列,变成了“牛鬼蛇神”与黑笔杆子。这使我经受了一场内心星空崩塌的大苦痛。我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干什么?不就是为了通过辛勤读书、研究、写作,最终成长为像胡绳这样的史学家、哲学家吗?但是他们被“揪”出来了,被放入被命名为“黑帮”的另册。这为我展示的人生前景如此恐怖,如此黑暗,我的天空真的“崩溃”了。
　　没想到,煎熬了八九年,胡绳解放了,并且来到了哲学社会科学部。我和他真是有缘,他一来就直接指导我的工作,那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后不久,而胡绳也随之进入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原来的一批党内主要笔杆子如胡乔木、邓力群又被重用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由刚解放的干部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等组成(王仲方为秘书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胡乔木、胡绳选中了原《新建设》这批人马,说要以《新建设》的班底为基础,办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刊物,但名字要改为《思想战线》,主编由林修德担任,主编之下组成一个五人筹备小组,根据时行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竟然成了“青”的成员。筹办这个刊物是件大事,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邓小平要办的一个与《红旗》叫阵的理论性刊物,一个与极左思潮唱反调的思想阵地。名为林修德主编,真正的领导者是胡乔木和胡绳。胡乔木所做的一切指示,林修德立即传达给筹备组,一九七六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做了检查,我才知道邓小平确实要办一个能执行自己路线的刊物。胡乔木只是出主意,并未到过编辑部,而胡绳则亲临《思想战线》的最前线,当我按照林修德的意见拟出创刊号的目录与约稿名单后,他来到了编辑部,对着我们筹备小组发表他的看法。他说,创刊号应当把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科第一流的学者请来亮相,登他们的文章。目录的选题不错,但一流的作者太少。我仗着年轻,就问,目录上的约稿名单已有任继愈、唐�等,您觉得还应当约请谁,没想到他立即就回答说:请钱锺书、何其芳、李泽厚嘛!他还指示我们:关于批《水浒》的讨论,可以组织不同意见的文章,但要在学术的层面上讨论。听了胡绳的指示,第二天我就去找何其芳、李泽厚约稿。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胡绳,也由此因缘,我第一次找到了何其芳与李泽厚。这之后,胡绳又来了多次,每次都是对已送来的稿件发表意见。因为有这一上下级共同工作的机会,我才认真地观赏了自己昔日的偶像,觉得他很和蔼可亲,谦虚而能决断。也许因为积淀于身上的亲切感,我竟然向他要了住处地址和电话,而他竟然给了我,说李泽厚到过我家,你可以问他。可是,没想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就来临,办《思想战线》成了邓小平翻案的一项罪证。我是刊物的筹备委员,本就有问题,而更直接地被抓住“把柄”的是与林英兄(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组的研究员,当时被借来协助办刊物)到福建组稿时大讲北京缅怀周总理的情况。福建为此派了五个人来北京调查。当时我又仗着年轻,就告诉林修德,关于《思想战线》的事,特别是诸位领导同志的指示,我一个标点也不会“交代”。也许因为这段时间的表现好,所以“四人帮”一垮,我就被通知和一些军队干部进驻《红旗》杂志社工作,参加撰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与社论,每天都忙到深夜两点。那段日子真美,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充满“胜利的喜悦”。大约半年之后,我又回到社会科学院,并被“重用”放入邓力群亲自主持的院部写作组,讨伐“四人帮”。那时胡乔木已任院长,副院长是邓力群和于光远,周扬则担任顾问。当时全院上下老少同仇敌忾,致力于拨乱反正。我个人则经历了人生中一段最开心开怀的日子。
　　没想到,在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胡绳却碰到了一件“倒霉”事(吴全衡大姐之语)。他因为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不像胡乔木、邓力群直接对邓小平负责,而是直接担当华国锋的笔杆子),故而徘徊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论辩之间,态度暧昧,以致被视为“两个凡是”的支持者。而“两个凡是”恰恰是阻挡邓小平恢复工作的严重事件。这可不是小事,邓力群的双周座谈会以及种种理论务虚会便大批“两个凡是”论,不久华国锋时代结束了。邓小平重新走上历史舞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使胡绳再次陷入困境。当我在写作组里听到议论说,胡绳是“两个凡是”的“炮制者”之后,立即想到应当去看看他。于是,我立即步行到东单史家胡同二号。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进门就见到吴大姐。大姐见到我,特别高兴,第一句话就说:“你和李泽厚,不管什么时候都来看我们。老胡就在里边,他最近情绪很不好,害怕又要被揪出来。”这个“揪”字,吴大姐讲得特别响亮,可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这个“揪”字,听了十年,还听不够吗?于是立即“反驳”吴大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会再揪人,更不会揪胡绳同志。绝对不可能!我说得斩钉截铁。说完我就走进胡绳的书房,他让我坐下,脸上虽有笑意但缺少光泽。不等他问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形势特别好,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又掌权了,他们对你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你放心吧!”我当时讲话的口气特别大,大约是那时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一直为“打倒四人帮”这事激动不已。胡绳听我一阵慷慨陈词之后就问我“学部”的情况,我自然是事无巨细地把所闻所见全部掏空给他了。他听完后挺高兴,说他最近又在整理旧稿写作新书,准备把《中国近代史》写出来。说完带我看了看他满院的藏书。所有的房间、过道都是书,有些书架太矮,我就蹲下来看,或趴着翻阅。当时我真是羡慕极了。出门后我一路走一路想:这么一个有思想有才华的党和人民的代言人,干嘛到现在还老是想到一个“揪”字呢?一路上,我的脑子全被这个“揪”字揪住了。
　　因为牵涉“两个凡是”,所以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三四年里,胡绳经历了一段政治上的寂寞,却创造了他自身史学研究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完成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写作,其间我总是把自己刚出版的书籍文章寄给他,也借此向他问候。一九八三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他亲自签名寄赠一套给我,是从邮局寄到我的劲松家里的。我收到后立即就读,其中关于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细节,到了这时我才真明白。他的文笔真好,读他的书就像读小说。那时我对他的全部论述只是接受,还没有质疑。直到我出国之后再度阅读时,才发现他完全悬搁近代史中“建构现代文明”这一线索,视洋务运动和改良运动为“死胡同”,把近代史描述成三大革命(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和辛亥革命)的单线历史。我读后充满和他商讨的冲动,但只是写了阅读笔记和批评提纲,一直未写成论文。我总是把人与理念分开,对于愈敬重的人,愈想和他商讨。商讨虽是批评,但也是请教。
　　记得是一九八四年三月召开人大、政协年会期间,我在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见到了胡绳(他只是全国政协委员),那是会间休息的时候,他当时的精神很好。“两个凡是”案已经放下,新史著已经出版,危机已被新的学术成就所替代,他的精神重新焕发起来了。我们谈得很热烈,第二次入场的会议铃响之后,他的谈兴正浓,就说,没什么好听的,我们还是坐在后边说话吧。他的建议正中我的下怀,连说几个“好”字。于是,我们坐在最后的一排小声又热烈地聊天了。谈起社会科学院的情况时,他非常熟悉,嘲笑建立社会学研究所是“没有和尚先有庙”,“一个空庙没什么意思”。这两句话我是记住了。因为当时我沉浸在忘年之交的情感中,没有把这句话和他过去曾指责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理念联系起来(在《枣下论丛》中他把社会学全都界定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在此次交谈中,我特别和他谈起李泽厚要求入党而哲学所的党组织却不接纳的事。我说我已在一九七八年入党了,李泽厚也申请,但党支部讨论时却用一些古怪理由,如他从不去打开水等理由加以拒绝(当时每个房里都有集体用的热水瓶,每个人都必须主动去打开水)。胡绳听后笑了,说:不让李泽厚入党是不对的,李泽厚至少不走邪门歪道嘛。没想到,过了一年多,胡绳被派到社会科学院当院长兼党组书记。他果然记得我说的这件事,就与哲学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孙耕夫打招呼,应当欢迎李泽厚入党。但李泽厚早已撤回申请书。
　　我是一九八四年底被选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可是,所长换届之后院长也换届,胡绳和我都是“新官”,都想把工作做好。我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在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从事创作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规模很大。会前发出四百份通知到全国各地,当然也发给胡绳和其他副院长。会前几天,所办公室通知我:胡院长有紧急事找你,让你立即到他的办公室。我放下笔,匆匆下楼梯跑到他的办公室。一开门,他就怒气冲冲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说:“再复同志,你就是自由主义,开俞平伯的会,这么大的事,通知都发出去了,我刚收到通知。连个请示报告都不写。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吗?怎么办?”他满脸通红,着实生气了。看他气得这个样子,我只好装糊涂说,我当所长不久,不知道开这种会还得写请示报告。其实,我和何西来等几位副所长早就明白,一旦写报告肯定开不成会。胡绳听我辩解,更生气了:这是毛主席定的案,能不请示吗?他这么一说,我也只能装傻跟着说“怎么办”三个字。他说:你通知都发到全国了,还能怎么办?赶紧补写一个报告,呈交中宣部。我说我不会写这种报告,他看了看我,或是相信我的话,或是担心我写得不好问题更麻烦,就说:那就由我替你写一个报告吧。我连忙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胡绳同志你真好。”胡绳接着说你可以走了。我如释重负,赶紧往外走。到了门边,他又把我叫住说:等等,俞先生的会我还是会去参加的。这可把我高兴死了,我立即“得寸进尺”说:你可得讲讲话。他点点头:讲几句吧。在胡绳的支持下,纪念俞先生的会成功召开了。那天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俞平伯、胡绳和我,还有刘导生、钱锺书先生等。气氛热烈极了。散会时,钱先生从人群里挤过来,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会开得太好了!”
　　仗着过去的情谊,我常常直接闯入胡绳的院长办公室。一九八六年初我的《论文学主体性》在《文学评论》发表之后不久,他让秘书打电话找我去,见面时说:你看到《光明日报》的一篇《春天的反思》文章没有?是针对你的。我拿过来一看,就说:你不要支持他们!他有点不高兴。过了三天,他约我到他家(新家在木樨地的公寓里)。那天吴大姐也在家,见到我时非常高兴,说你们在这里好好谈谈,有电话来我会挡住。胡绳和我对坐在两张沙发上,边上是他的办公桌,一坐下来他就指着满桌的信件说,你看,满桌都是控告你的信。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瞄了一眼,看到除了信件、文件之外,还有一本刊载《论文学主体性》的那一期《文学评论》,文章上划了许多红杠杠,还有我看不清的许多眉批文字,显然,他是认真读了我的文章才找我谈话的。我当即意识到,今天下午我将会与我往日的偶像进行一场论辩,必须借此认真阐释自己的学术理念。
　　胡绳开门见山地说,我不赞成有些人对你政治上纲,但也不支持你的观点。你的主体论与胡风的主观论有什么区别?我看没有太大区别。我是批判过舒芜的主观论的,不会同意你的论点。我听了之后,就直接答辩说:“主体论确实强调作家的内心和内在主观宇宙,但不等于就是主观论。主体是指人、人类,既有个体主体性,也有群体主体性。个体与群体的历史实践,尤其是人类整体历史实践,是主观活动,更是大客观活动。我虽强调个体主体性,但也是指主客体关系中的主体能动性,并不否定关系中客体的那一面。再说,主体论即使涵盖主观性,也不应当因为胡风说过就觉得不对。”听了我这些话,胡绳开始激动了,脸色涨红。我知道他写过批判主观论的文章,这些话不能不刺激他。于是他又说:照你这么看,文学反映论也不对了,也该推倒了。我说,我讲主体论正是为了用主体论取代反映论,这个哲学基点不变,我们只能跟着苏联的教科书跑到底了。关于主体与主观的问题,来回辩了一小时左右,声音愈来愈大,以致让吴大姐跑到我们的门口看了两回。这个问题讨论之后,胡绳又严肃地说:“我问你,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难道也不对吗?你讲超越性不就讲超越党性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带头质疑党性,可以吗?”我又认真地回答:作为现实主体的党员,当然应该讲党性,但从事文学活动,党员不应当以现实主体的身份去参加,而应以艺术主体的身份去参加。现实主体讲党性,艺术主体则要讲个性。我说的超越性,是指对现实主体的超越。看到我寸步不让,他的嗓门提高了:“总之,你的主体论是会腐蚀集体主义原则的。别人的意见你应当好好听听。”一说起别人,我更亢奋了,就说:“我就是不爱跟别人跑。”声音太大,把房外的吴大姐惊动了,她跑进来问:怎么回事,吵得这么凶!?胡绳从沙发上站起来,我也跟着站起来。他安慰吴大姐说:没什么,我和再复讨论问题,讨论得很认真,你看再复还送了我们一瓶水仙花。他把水仙花从桌上提起,放在吴大姐手上,吴大姐眉开眼笑地说:我就喜欢你们福建的水仙花!
　　在家中的这一场辩论之后,我才知道胡绳在理念上站在我的论敌一边,因此心里暗暗“恨”他,好几个星期都不到他的办公室。有什么公事,只让我的秘书找他的秘书。这次争论还只是学术争论,另一次争论就更激烈了。激烈到“剑拔弩张”的时候是在一九八七年的一天,院部秘书突然通知我们,说胡绳在二楼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要文学所正副所长、《文学评论》正副主编以及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立即到会。如此紧急,是我担任所长以后未曾经历过的。一进会议厅坐下,胡绳就宣布,这次院党组与文学所干部的紧急会议,要处理一件事,就是《文学评论》这一期开天窗的问题。我一下听不明白,问:“什么叫开天窗?”胡绳继续说:“这一期发表了刘宾雁的文章,中央文件下达后还继续出版,文章抽出了,但目录还留着,这不是开天窗吗?这是当年我们共产党对付国民党的办法,现在你们拿来对付共产党啦!”一下子就上纲上线到吓人的高度。“怎么办?大家讨论一下吧!”胡绳让我们表态。我兼任《文学评论》主编,自然是需要第一个表态。我说:“我不同意这样的批评。此事只是印刷厂技术上的疏忽,忘了在目录上删掉。何况刘宾雁的文章本只是一篇谈小说的文章,没有什么政治错误,我们能拿下来就已经和中央保持一致了。”胡绳听了,火气一下子上来了,瞪着我说:“你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刘宾雁没有政治错误?你的政治敏感这么差,那你就别当这个主编了!”原来这个会是要免我的职。“好,我本来就不想做行政工作,所长也是你们要我当的,我现在就宣布,我不仅不当《文学评论》的主编,也不当文学所所长了。”胡绳没想到我如此顶撞,气得连忙划火柴抽烟,激动之下,竟把烟头倒反过来了,拿火柴的手颤抖着说:“我只说《文学评论》主编不要当,没说所长不要当!”第二天,我便向院部递交了辞呈。这个下午的争吵成了院里的大新闻,我每天都接到许多电话。大约过了五天,赵复三副院长找我,说党组开了会,胡绳同志表示收回那天对你的批评,你也收回辞呈,还当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你现在身体不好,党组决定让你到南方休息两三个月。为了慎重起见,明天就召开全所干部会,让我宣布党组的决定,把刚才这些话告诉全所,你可正常工作了。赵复三的态度非常诚恳。我真没想到胡绳会收回他的批评,那一刻,我不仅怨恨全消,而且觉得我昔日的偶像身上还保留着一种书生人性,于是,我对赵复三表示,我愿意到广东休养三个月,那一天我也太激动了,请胡绳同志也别生气了。这之后,我曾把此事的经过告诉北大的王瑶教授,他说:在党的高层领导人中,胡绳算是很难得的。在这之前的一九八五年,聂绀弩还拿出胡绳给他的赠诗以及他的和诗给我看,也说胡绳是个老实人,只是当了领导,不能不执行指示,说“开天窗”的重话,出处肯定在上头。
　　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从广东休养回京后,胡绳约见了我,并交给我一份新的聘书,让我当社科院文学语言片学位委员会的召集人,也就是中国文学所、外国文学所、少数民族文学所、语言所等四所学位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由冯至、吴世昌、唐�等几位著名学者组成。这个学位委员会是裁决谁可担任博士生导师和最后通过博士学位的学术机构,权力很大。这份聘书我至今还保留着,但从不张扬,只把它看做胡绳对我的信赖。
　　第二年,又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温暖。一九八八年中央决定打破历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只有“挨批”的倒霉地位,想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文、史、哲征文比赛,以表彰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此事对社会科学院构成了压力,如果几个大所拿不到一等奖,就有失“面子”,因此院领导十分重视,讨论了一下,决定文学所一定要我写一篇论文,由副院长汝信通知我。当时我也觉得必须尽点责任,便想了一个题目,叫做“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正要着笔,又想到胡绳对我的主体论的批评,便犹豫起来,跑到办公室问胡绳,说我选这个题目,你觉得合适吗?没想到他的态度极亲切,说:“这回你要放开手笔写,不要管别人的意见,你选这个大题目,关键是要能驾驭得住。”听他这么一说,我更有精神了,就在劲松寓所里闭门谢客,三易其稿,终于写出了近两万字的论文,而且获得一等奖。当时全国各大学、各社科院共应征写出了将近一千篇论文,有二十二篇得了一等奖,分布于各学科,文学方面有两篇得一等奖,其中一篇是我的“遵命论文”。消息公布后,钱锺书先生特写给我一封贺信,说我的文章“有目共赏”,让我高兴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得钱先生的四个字,一字千钧,是对我最高的奖励,奖金奖状倒在其次。颁奖仪式很隆重,发奖人是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胡绳。我从胡绳手里接过了奖状,并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最没想到的是,一九八九年我出国后他还继续牵挂着我。记得是这一年的冬季,原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董乐山先生来美国访问,他找到正在芝加哥大学东亚系担任研究中心主任的李欧梵教授,说胡绳、李慎之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转达刘再复,欧梵问我要不要给董先生电话号码?我说:当然要给。第二天,我接到董乐山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胡绳、李慎之还有院部其他负责同志都很关心你,他们让我带给你一句重要的话:中央已指示社科院,希望你回国,但我们的意见是你暂时不要回国。”我听了十分惊讶,既震动又感动。那一瞬间我感受到胡绳、李慎之的巨大关怀。这一想象不到的暖流使我挂下话筒时还激动不已。我知道无论是中央要我回国还是胡绳、李慎之要我暂不回国,都是好意,但胡绳除了关怀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谊,他和李慎之知道我的肠子太直,遇事太任性太难转弯,一旦回国,肯定又有一番“胡来”,肯定又会“添乱”。因此他们的意见并非“抗上”,而是在“化解”矛盾,既保护我,也免得让“上头”增加新的烦恼。此事在我心中震荡了很久,我最终没有回国,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但胡绳、李慎之的厚爱,却给我在海外孤独的生活中,注入了人间的温馨。此事让我确信在沧海的另一岸,还有许多真挚爱我的老师和友人。他们不但没有抛弃我,而且知道我需要赢得时间进入深邃的精神空间。我虽然在理念上与胡绳常常发生冲突,而且还会抱着“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的态度与他商榷一些论题,但是个人交往上的这些真切的情感体验,又总是压倒冲突,总是让我在大海彼岸对他缅怀不已和思念不已。
　　(本文收入刘再复:《师友纪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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