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四同行刘_和“五四”同行

　　九十六岁高龄的刘绪贻先生,最近完成了他的口述自传。这本口述自传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讲述了刘先生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而且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写出了这一大转变时代中的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与追求,以及许多相关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不是小说,却同样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可以帮助人们认识那个时代,并进而领悟百年来中国历史变迁中的某些因果是非。
　　书名《箫声剑影》来自清人龚自珍的诗。龚自珍在多首诗里写到箫和剑,抒发他的“箫剑情怀”;一种既沉郁苍凉又激越昂扬的情感意蕴。刘先生自幼爱读龚自珍的诗文,后来更是仰慕这位爱国的先觉者的思想和人品。既忧国忧民,又愤世嫉俗,这是大转变时代中国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特征,相距百年而同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刘绪贻和龚自珍,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箫韵幽忧,剑气如虹。
　　在刘先生身上,确有这种看似矛盾的箫剑组合:土与洋,传统与现代,潜心学术与直面现实,已经著作等身却依然笔耕不辍,早就蜚声世界却始终只是一位学者、教授,不入庙堂也未涉世场,所获头衔和荣誉,全都是学术性的、民间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思想淡出,学术突显”之说,我认为其中掩藏着一种逃避现实的犬儒主义倾向。正是在这种文化颓风日益蔓延之际,刘先生先后出版了他的主要著作:一九四七年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一九四八年的社会批评文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以及后来的美国历史专著。这都是真正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对现当代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的探索与回答――中国的现代化何以如此艰难?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的轨迹: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放眼世界,要求一方面革除自身的弊陋积习,一方面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贯穿其中的主要思想主张也很明确,就是反对专制主义,呼唤民主、法治。
　　刘先生命名所居为“求索斋”,以上所说的就是他的求索之路,这条路也就是“五四”之路。刘先生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从一九一九年入塾读书,到今年出版这本自传,中间刚好九十年,与“五四”九十周年同步。这九十年的历史包含了三个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的旧中国、旧社会;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的“十七年”+“文革”时期;一九七九至二○○八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这是一条“之”字形的道路:第一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得到继承发展的时期;第二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发生蜕变、逆转的时期;第三个三十年是“五四”精神艰难回归的时期。刘先生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和这一历史进程同步,也就是和“五四”精神同步。这本《箫声剑影》所记述的,就是他在“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求索的经历。
　　读这本书,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更促使我对一些问题的重新思索和重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五四”的认识问题。刘先生在书里并没有正面谈“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没有谈那以后的学生运动,但书中所叙述的一切,无不与“五四”密切相关,他在那三十年里的成长、成熟和成就,都是在“五四”新文化潮流中浮泳前进而取得的。由此,使我想到了“两个五四”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两个“五四”、“五四运动”。毛泽东和胡适都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论》里说的“五四运动”,指的就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学生上街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群众运动,并以此为界标,区分历史阶段和两种文化的性质。胡适则不同,他认为“一九一九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胡适口述自传》,206页)。――二人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都认为有两个“五四运动”,但价值判断刚好相反,一个肯定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政治性的学生运动,而否定那以前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一个肯定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政治性学生运动有保留。显然,这是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思潮。
　　“五四”时期属于一个大的时代,即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社会转型,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大变革时代。这一变局是外部挑战引起的,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上述两种思潮,就是应这一时代要求而产生的应变之道,救亡之策:一个重在政治――革命造反,一个重在文化思想启蒙。这两种思潮对“五四”的界定和解说大不相同,说的是两个不同的“五四”;一个是政治的“五四”,一个是文化的“五四”;它们提出的总的口号也不同,一个是“反帝反封建”(即后来的“反美反蒋”),一个是“民主与科学”;二者的目标和途径也大不一样:一个是要通过暴力革命以夺取政权;一个是要通过思想启蒙,促使中国人的觉醒以改造“国民性”。显然,一个旨在打败敌人,一个力求改造自身。长期以来,一般人都把二者混同,虽有所侧重,却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根本区别,更没有意识到文化与政治的歧途(也就是鲁迅所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人们只看到表面上所打的“五四”旗号,所发表的赞扬“五四”的言辞,却很少人注意到同一旗帜和名目之下,竟然有极其不同、相互冲突的两种思想主张,两股思潮。
　　以往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在讲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全都着重谈论爱国学生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而左翼文艺运动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一股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一种服务于政治斗争的意识形态。《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肯定并改造了这股思潮,使之具有权威性。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各种读物,凡涉及“五四”和鲁迅的,基本上都是对这本小册子里的几段语录的演绎。如今年在八十岁以下的人,大都是受这种教育,从这类读物中了解“五四”运动的。他们读到当时的一些激烈言辞,结合对自身所处荒漠化的文化环境的感受,就自然会把荒漠化的责任推到“五四”先驱者的身上,说他们“激进”,“全面反传统”,“造成了文化断裂”等等。这种误判,主要原因是不知道那个文化的“五四”,更不知道“五四”以后那三十年间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程及其巨大成就。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近年来兴起了一种新的“考据学”――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学校和旧知识分子,如谢泳和傅国涌等所作的,特别是谢泳对西南联大和《观察》的研究。――刘绪贻先生就正是西南联大出身,又是《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把他这本自传与谢泳的研究著作对照阅读,当会相得益彰,更深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些人物。
　　刘先生讲述的,主要是他求学的经历:从私塾转入新式小学,然后是中学、大学,直到出国留学归来,这正好是“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新文化运动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发展,当然主要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不可能是在工农兵中间。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人的解放和社会的改造,其活动和成就,首先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和新闻出版事业上,体现在一届又一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体现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和成熟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上――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一直到西南联大和《观察》,这中间的全国各级学校和各种出版物,才是新文化思潮和运动的主流主体之所在,应该从这里去辨识其性质和意义,评判其是非功过。刘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这份个人经历实证材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的历史真相。
　　人们也许不曾注意到,今天正在实行的从小学到中学一共十二年的这种学制,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在全国实行的。当年主持其事的,正是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蔡元培、胡适和蒋梦麟。这种新学制是对废除科举以后的“学堂”的彻底改造,除采用西方的分段式规定年限外,最重要的是:一废除尊孔读经,二教授新知识,这是“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化。
　　这本书里最精彩也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刘先生对西南联合大学那段经历的记述和评说。他提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易社强,花了十五年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一本七百页的西南联大校史:《联大――在战争与革命里的一所中国大学》。这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进行研究。”
　　说到西南联大的办学精神,刘先生概括为十个字:“爱国、民主、科学、艰苦、团结。”照他的解释,后面两项与当年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间的合作有关。这实际上是前面三种精神的具体体现,所以关键还是前面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爱国就是抗日救亡,民主与科学也就是“五四”启蒙精神,这不正是“救亡与启蒙”吗?西南联大的校歌里就有“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很清楚,救亡与启蒙紧密相关。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刘先生列举了那些大师级“人杰”的名单,同时也谈到了另一个方面;联大师生“教书、读书不忘救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特别是一九四四年,在那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中,西南联大有一千多人投笔从戎,走上了战场,有的还为国捐躯,再没有回来。而更其不幸的是,不少人竟因此而成为“历史反革命”,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坎坷以终。
　　由此可见,民主与科学,才是联大办学精神的根本之所在。说到民主,刘先生谈了三个方面:学术思想自由、学校管理民主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贪污、腐败的统治。联大的教学不用统一教材,也没有什么“教学大纲”,而是由教师各自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各种见解,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左、中、右,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达到相当水平,都可以在课堂讲授、在课外演说。但同时也必须听取不同意见,接受问难,进行讨论――这不就是当年蔡元培在北大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吗?关于学校的民主管理,关键在选举,民主选举,而且是在教授中选举,各级领导全部是从教授中选举产生的,没有那种“外行领导内行”的领导。当时联大全校的专职行政人员不足二百人,其地位和待遇都低于教学人员。学生是自己管理自己,有学生自治会,同样是民主选举,更没有专职干部。总之,自主办学,教授治校,思想自由。
　　西南联大办学精神中的“科学”这两个字,是九十年前“五四”先驱者所倡导所坚持的现代人的精神、态度、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这种精神表现为尊重学术、尊重真理。为了学术和真理,西南联大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联大教师一般都不愿做官,而乐于在教学之余从事学术研究。联大师生不论贫富、资历、权位,谁愈有学问,愈掌握真理,谁就愈会受人尊敬,官僚和党棍,在西南联大难有容身之地。蒋梦麟虽然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但他远不如陈寅恪、冯友兰、吴有训、周培源、华罗庚等学术大师更受人尊敬。
　　冯友兰先生所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有这样几句话:“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种精神,这种景象,这样的人物,这样的风尚,千真万确的存在过。在国民党统治下专制腐败的旧社会,大学校园确实是民主清廉之地,穷教授、穷学生确实是受人尊敬的群体,因为他们代表着民族的良知、正义和智慧。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的揭露批评,大都来自大学、大学教授,一些政府要员因此而下台。冯友兰的“谔谔”之誉是恰切的。
　　刘先生深情怀念他的老师,重点介绍了七位大师级的教授。他们都是引领青年学子研究学问、追求真理的亦师亦友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那种“温良恭俭让”,fair play,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人类的文明的传承和积淀。刘先生用了六个小节分别介绍的七位教授是:陈达、吴文藻、谢冰心、潘光旦、费孝通、吴宓、冯友兰。我注意到,在这七位大师级人物中,刘先生给予潘光旦先生的赞誉最多也最全面:博学、济世、宽容、风趣。实际上,这四个形容词同样适用于其他几位:说博学,他们都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兼及文理;说济世,他们也都在治学和教学的同时,能直面现实,关心社会并勇于干预时政;说宽容,他们都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民主、平等地处理朋友及师生间的关系。至于风趣,当然是潘先生个人的性格特征、精神风貌。其他人也各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风貌,即使是比较严格、刻板的陈达教授,也有他高超的打猎技艺。事实上,这是那个时代的真知识分子的共同的精神特征;在当时,平庸、自私、褊狭、乏味的人,是很难融入这一群体的。
　　刘先生的讲述,敬重、宽容之中是非分明。这集中反映在对潘光旦、吴宓的评述中。潘光旦先生真的是古今中外、文法理工无所不知的通才大家。更其重要的是,他的博学与济世高度统一:他一生所从事的多种学科研究,无论是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学,还是教育学、人类学、谱牒学,这一切种种,其目的全在于社会的改造、社会的进步;而其中心则是人、人的素质,改善和提高国人的素质。虽然,他的某些观点,比如对妇女问题、婚姻问题、工业化利弊问题的看法,刘先生并不同意;他在一九五九年以后思想改造中表现出的令人惊讶的“左”,刘先生认为可能是因为他生平研习儒经太多太久、中毒太深之故,但总的说来、他的为人为学,是不能不令人赞佩的,是大体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的。
　　与之相对照,是关于吴宓和冯友兰的勾神摄魄的介绍。刘先生曾受业于吴宓,后来他们又是同事和邻居,但因吴宓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思想保守,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相互间并没有直接交往。但刘先生依然热情地赞扬吴宓在中西文学方面的修养,特别是在教学上的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和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等值得称道的种种。但也同时指出,吴宓身上确实存在不少矛盾和奇特之处,违背常理常情,可以宽容也可以理解乃至同情,却不能像前些年一些论著那样,不加分析的一概称颂。――说到冯友兰,刘先生以冯氏自己的话“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来概括其学术成就,承认他的一家之言,还赞扬他的理论逻辑严密,自成体系,文风朴素流畅,能吸引人。但也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意见:认为冯氏的理论过“空”过“旧”,不能救中国,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冯氏的为人多“变”,在以往那样险恶的政治风浪中,能够随波逐流、有惊无险地度过一生,实属不易。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先生的治学持论一如当年,完全符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既尊重对方,又坚持自己的观点,明确表达了他那反对儒学统治的一贯主张。这让我想起了以往曾不断受到批判的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以我的生命保卫你说出自己观点的权利。”在“五四”以后的三十年中,这种符合近现代文明的学术文化生态环境已经形成,当然主要是在大城市和知识界,这是“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先生着重谈的是西南联大,但联大并不是一个孤立、偶然的存在,而是一种典型,集中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教育界知识界的状况――在战乱年代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五四”精神,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先秦轴心期的诸子百家之后,有过两个思想文化高峰:魏晋六朝和明清之际。二十世纪前半期的这场新文化运动,应该是第三个这样的思想文化高峰。这三个时期都是“乱世”,又同时都是“盛世”――政治上的乱世,文化上的盛世。战事连绵,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民生艰难。但另一方面,王纲解纽带来了思想解放,文化繁荣,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前两个高峰――魏晋六朝和明清之际,早已有定评且早已成为历史常识,这最后也是最近的一个文化高峰,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并逐渐得到承认的。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这段历史,这个高峰。
　　可以说,这是两种传统,《资治通鉴》所代表的是那种胜王败寇、治乱更迭的传统;这里所说的是与之不同的另一种传统,可称之为“改革开放”的传统。前者是政治传统;后者是文化传统。前者所显示的“一治一乱”的“天下大势”,被鲁迅归结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所寻求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前一种传统的主角、传承者,是转换中的“王”与“寇”;后一种传统的主角、传承者是读书人、知识分子。如鲁迅所说:“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醒的知识者的任务。”――改朝换代不等于改革。改朝换代是凭借暴力和谋略夺取统治权,改革则不同,是由人的觉醒所引发的对自由的追求。魏晋六朝、明清之际、二十世纪前半期,就都是由觉醒的知识者所发动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这三个时期的知识者都致力于两大任务:对内改革,打破儒家独尊的文化专制主义;对外开放,接纳异邦的思想文化――魏晋的非议孔孟、复活老庄,接纳佛教;明清之际的拒绝空谈心性,倡导经世致用,引进西方历算之学和耶稣教等等;“五四”时期的反对儒学和重视老庄墨释诸家,热情呼唤“德”“赛”二先生,走的是同一条改革开放之路,因而在几十年间成为历史上的又一个思想文化高峰。所不同的是,“五四”以后的这个文化高峰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现代性,重视人的个性和主体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成了思想的主流;二是具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发展中的现代大城市,形成中的公民社会。有了这样的精神和物质条件,知识分子才从那种“皮毛”关系中脱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新的社会群体,承担起引领社会不断改革前进的历史使命。作为个人,他们也才能有那种“谔谔”的胆识和风度。
　　刘先生是在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上审视、讲述这一切的,真的是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让人一目了然地看清楚了这一百年中的四股思潮和社会形态――古典资本主义、新型资本主义、极权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变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正是在这四种思潮和力量的影响之下,艰难曲折地走过来的。
　　这本书的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具体谈到了这条路的两端:一端是以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为基本特征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另一端是对内实行民主法治而对外扩张的先进富强的美国。当年那些坚持“五四”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二者之间,同时也是在上述四种思潮之间,找到这条改革开放之路,做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成绩也积累了经验。当然,这一切都是冲破国民党当局的压迫和干扰才取得的。不幸的是,这些大师级人物和他们的学术成就,在接踵而来的历史大变动中,统统成了被扫荡清除的对象。后来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在“回归五四”“重新启蒙”的呼声中,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续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才逐渐被发现而受到重视。对照当年胡适提出的新文化运动的四项任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弄清楚了“五四”以后三十年里到底都有哪些思想学术成就,那些以“反思”的名义向“五四”发出的无端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
　　刘绪贻先生走过的路是和“五四”同行的,他们那一代人中有的就自称或被称为“五四之子”,如费孝通、殷海光等。应该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这些人,了解这些人的人品和学术成果(而不是名誉地位),让他们知道:真正的“五四”,文化的“五四”在这里。
　　刘先生今年已经进入九十七岁,身体健康,思维敏捷,他要以百岁之身为百年沧桑作证,这实在是难得,也实在令人感动。现在他已经在接着往下写,而且是用电脑写。我们等待着,等着看这本书的续篇,看他在以后的地覆天翻历史巨变中,是怎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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