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思想史 关于日本近现代思想史
时间：2019-02-16 05:48:0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历史研究中,由于理论先行所引起的许多论争、发表的许多论著,不论作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其出发点就决定了他的“研究”不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而只能是掩盖历史的真相;他的“成果”也称不上“历史著作”,只不过是对“我执”或“妄念”的一个注脚。史学理论的生命力来源于其解释史实范围的广度和阐发历史进程之所以然的深度。一旦离开与史料的真正的肉搏和对史实的辩证,任何史学理论的生气都将丧失殆尽,也很难再发挥任何积极作用。或许可以一时蒙蔽读者的耳目,但是历史终究会揭穿其面目。在历史研究中,理论先行的做法是探究欲衰退与投机欲增强表现。
这样说,并非一概否定“理论”的重要意义,只不过是在史实与理论的权衡之间,表明一种最原初的态度而已。这种态度是无关紧要还是至关重要,不是在这里可以三言两语讨论得清楚的。好在“历史”也是“宽容”的,即便是那样的“理论”,即便被揭穿面目,也可以构成“历史”的一分子而成为一种新的史实,既然如此,就可以说它在一定意义上也参与了“创造”历史的过程。因为“历史”本身毕竟也不可能就是像任何一部“历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真实”。
有些人埋怨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特别是思想史研究缺乏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自觉,与国际历史学界流行过的诸如美国的“观念史”、英国的“剑桥思想史”学派以及一些新兴的研究“范式”都联系不上,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这或许不无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而我更加关注的是,对中国日本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最起码的“专业化要求”还有待加强。所谓日本学研究的“专业化要求”,主要是指“专业化的态度”和“专业化的训练”。所谓专业化的态度,就是首先是把日本学“纯粹地作为学术”来研究的态度,而不是在出发点上就将日本学作为寻找启示或总结经验的手段。所谓专业化的训练,就是首先要独立地掌握能够客观地研究和分析日本这一研究对象的各种基本技能――当然包括日语的学习――与方法,而不是在出发点上就将日本学只是当做与别的研究对象相比附的存在。应这种专业化要求所需,我依然认为,为了提高中国日本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以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日本,系统的、可靠的、必要的知识或常识的介绍及基本文献的翻译,比竞相出版大部头的所谓“研究”论著,更是我们今天日本学建设的当务之急。如果基本的历史叙述工作做得不扎实,便眩之以各种外来流行的理论或研究“范式”,那一定会出现百鬼夜行、鸡犬不宁的局面。
我为自己不熟悉各种流行的史学理论或研究“范式”而汗颜,但同时,我也为自己没有先入为主地照搬任何理论、套用任何范式而欣慰。
在日本近现代史中,“明治维新”、“大正维新”、“昭和维新”以至于“平成维新”的呼声不绝于耳,其社会、政治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复杂的社会变革表现在思想领域,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日本与世界(当然也包括日本与亚洲)、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日本固有的传统思想与信仰以及被日本化了的儒学、佛教与大量涌入的近现代西方各种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日本这个国家由东亚一隅的岛国通过所谓“脱亚入欧”而膨胀为“大日本帝国”,再到力图在国际社会中寻求一“普通国家”的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国体”意识与国家战略;以及在上述历史状况下,作为“日本人”(“臣民”或“国民”)或作为生命的个体(“自然”或“精神”意义上的)应该如何生存、如何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成为疏理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主要线索。
《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作为一本“历史著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近现代思想发展的“历史”的“真实”,当然也是一个问题。这里的“思想”主要是从作为“理论形态结晶”的狭义思想史的意义上着眼的,但是,比如在论述昭和时代的“超国家主义者”的人生观、国家观、宗教观时,也涉及一些没有理论化的情绪性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表现。从主观上说,我是力图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梳理和解读,去展现思想史所蕴涵的丰富性和各种可能性。比如,对于明治维新这场社会变革,本书一方面提到“不同的解释的共存,不仅可以加深对解释对象本身所可能蕴涵的丰富意义的理解,而且也展现出解释者所处时代的创造力与包容力”。同时,指出:“如果因此而忽视这场社会变革的戏剧性、探索性和妥协性,而仅仅以一个简单的历史必然性来概括的话,那么也无异于以一种既定的历史现实去掩盖这种现实背后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可能性。这样的思想史也就容易陷入对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粉饰与追逐。”等等。
其中也有许多问题只是提到而未能很好地展开。比如日本的传统思想与流入的各种近现代西方思想的冲突与交融问题。虽然近年来一直关注传统思想中的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形态及其与近现代思想的关系问题,但是在这本书中没有更多地论及。如果说在这方面主观上有有意回避的意向,但是对佛学在近代日本的发展形态及其与近现代思想的关系问题没有深入论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功力不逮。但是我觉得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这样一种视角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中国经验”的问题。这里的“中国经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反思并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意义上的“中国经验”(实际上是一种“中国认识”或“中国观”),将这种“经验”作为一种“方法”来与日本进行比较,并阐发其意义,这已经为竹内好等思想家所关注,这种阐发本身也构成了日本现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可以指近现代史上日本人是如何将他们在中国的“实际体验”转化为其自身以至于整个近现代日本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的; 或者日本人是如何将他们在当时所寻找到、或挖掘出的中国思想“经验”加以利用、并使之转化为当时日本的思想资源的。从后者来看,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来探讨。
第一,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传统思想派别中的中国经验。比如在明治时代以来出现的以复兴和倡导“孔子教”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的中国经验就很值得研究。服部宇之吉在京师大学堂的经验,很多人研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积极贡献,这固然重要。但是这一经历对他倡导“孔子教”的影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如何被日本的农本主义者利用的; 比如日本的右翼分子是如何利用汉奸的言论为其“王道”思想做宣传的等等,都属于这类问题。
第二,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思想和民主主义者的中国经验。内田良平、北一辉、井上日召、朝日平吾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有着各自独特的中国经验;大正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不仅拥有非同寻常的中国经验,而且留下了有关中国方面的论著。这些经验对他们的思想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中的中国经验。野坂参三的延安经验、中西功战后“民主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的关系、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很早就已经成为日本战后思想史研究的课题,这由日本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礼赞者”据说甚至喊出“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日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口号可见一斑。
全面而深入地研究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的中国经验,不仅可以增加一个观察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的新视角,丰富思想史的内容,而且通过中日近现代思想文化交流史中的这种“交融性”来深化其交流的“双向性”,可以突破近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些固有模式,同时也可以增加一个观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参照系。
总之,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中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果这本“历史著作”能够从一个侧面为读者理解近现代日本的历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深入思考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与现代、日本与世界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思想问题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线索或素材。
(《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刘岳兵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