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和生命无关的人和事耗着 生命化：屯堡人和写屯堡的人
时间：2019-02-16 05:48:5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所谓“生命化”是这样一种法则：当“我”失真到一定程度时，其内部声音会本能地发出命令，要求突围以返其真，生命化就在这突围之中。它不过是对非生命状态的一种适时的反拨，没有定式。
屯堡是这样一块地方。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朱元璋以酒壮行，发兵三十万进攻西南，消灭元朝残余。战事既平，朝廷没有把军队召回江南而留在了贵州，亦军亦农，“遇敌则战，寇去则耕”，并且下令将留戍者的父母妻子儿女送到戍地。军人和军属就这样逐渐变成了一去不回的农民。漫长的六百年过去了，中国经过了无数的变局，屯堡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不解冻的冰箱，然而在这样一个社区里，屯堡人的服饰、建筑、语言、礼俗、娱乐、艺术以及文化心理在不断地“建构与生成”中，仍能一以贯之，不离其宗。
这样一个已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亚稳定结构”，无疑为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矿”。这本《建构与生成》所报告的，正是作者们通过艰苦踏察而得来的各色矿产及其成因分析。当然，它对屯堡的学术探究，除“地戏”部分外，也许还只是原材料的初加工，但我不怀疑它所勾勒的素描式的矿产图能引起国内外相关学界持久的注意。
在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之外，我考虑的更多的是：这样一个被放逐了的边缘而又边缘的族群，为什么没有相应地生长出异质的文化类型，而似乎比中心地区有着更大的同一性？难道真有一种人群可以勾销个体的生命诉求，而笃定于“唯忠为上”的文化秩序？如果有这种可能，这在精神分析学上如何解释？如果没有这样的可能，其生命的野马又是怎样表现的？它与文化的同一性之缰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屯堡武士不过是朱皇帝一箭三雕（军事、政治、经济）的工具，但是以明王朝和汉族强势文化的代表，“高头大马”地进入贵州的。所以屯堡人立足之初，唯忠为大，一切以正统意识自居而傲视蛮夷，礼俗一仍其旧，说官话打官腔，不屑与土著为伍。这都不难理解。
奇怪的是，当地位一落千丈，宠子成弃儿，在不仅生计艰难，连汉人的身份都不被承认的几百年中，屯堡不仅从没有过贰心之举，农民常有的谤君之声也不得见。他们太有理由发出这种反抗了，然而没有。秣马厉兵演战习武倒是常有，但那是对着各种“强盗”的，而与逆昏君无涉。在屯堡人的精神世界里，正统汉王朝中是没有昏庸皇帝的，似乎天下无不是的君主。即使正统史学界也诟病为贪杯好色尚兵无赖的明武宗正德皇帝，在其地戏《沈应龙征西》中，也是仁义英明的贤德天子。根据这个价值坐标，接下来的当然是辅佐朝廷安邦定国的高官，所以屯堡人的英雄偶像，几乎都是镇压番邦，得胜还朝的元帅。这种价值观一脉相承而至于今。参观者很容易在屯堡感受到“大明”情结，博物馆大书的字样是“大明遗风”，最突出的绘画、塑像是君临万民的洪武皇帝和威风凛凛的征南将军。“近几年屯堡社区许多大姓热衷于撰写家谱，而几乎所有的家谱都会强调自己的祖上是征南来的军人，在镇宁甘宁家谱中我们还看到后人凭想象绘出的身着明戎装的入黔祖像。”（152页）
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何以有如此的顽固性？似可归因于“愚忠”，也可释之以“教化论”。但都不能让人满意，它不能说明其他地区的“大明”后代中为什么没有如此遗风，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统治者在屯堡有过特别措施的纲常教化。“化石”论似乎可以马虎过去，但这不过是形容，人不可能是化石：人有能动的身体。况且古代屯堡人不曾中断过与外界交往。
一如体制权力与身体权力相悖，忠君与人性是一定有冲突的。因此无论怎样的教化，都不能范围人性的冲撞。人有摆脱同一性的突围本能。这一法则不可能在屯堡人那里失效。既有身体意志，它就一定要寻找表达，以确证其存在。那么屯堡人是怎样“确证”的呢？
这是流行于屯堡的两首祝词或两首诗：
一为新郎戴帽时所颂：“这顶帽子圆又圆，金银珠宝镶金边，今朝来把此帽戴，定是高官点状元。此帽乃是紫金冠，今往贵人头上戴，今朝你把此帽戴，子子孙孙做高官。”
二是孩子满月剃头时所念：“手拿一把剃头刀，专剃胎头和长毛，我今来把头剃过，后来一品在当朝。……”
二诗的核心概念是“官”。男女结合是被锯开的两半身体重归于一的美好事件，是人类最自然的身体语言。然而祝词既不见土著闹婚时无所顾忌的语言释放，也没有斯文含蓄的爱情比兴，而只是念念不忘男女结合之外的一个白日梦：“做高官。”也许可借此佐证上述“官”意识，但是如果稍作分辨，就会发现此官非彼官。“忠君”、“愚忠”的官意识在这里不只是淡化，甚至根本没有，“官”权力不过是身体权力的一种折射。婚诗如此，满月诗亦然。如果继续分辨，屯堡人崇尚“敬祖”恐怕亦非单纯的伦理古风，它也同样是身体权力之欲的折射。不然所敬之祖为什么多是“高头大马”的将军而不是供人役使的马弁、小卒、伙夫，虽然后者更可能是多数屯堡人真正的祖宗。
这种“官”梦在价值观上当然陈腐不堪，它无疑包含了这个族群曾经的“人上人”记忆：“明朝军队大举入黔，驻守屯田，抢尽良田好土，驱赶世居百姓；卫所军队依仗权势，勒派差，强征牛马，烧杀掳掠，百般欺压辖内各族百姓。”（49页）但在精神分析上讲，这白日梦却是一种来自力比多的驱力，是对被压抑的奴隶状态的一种不甘，一种发泄。也许源出于人的恶本能，但在一个丧失权势备受迫压几百年的族群中，却是一种慰藉，一种畸形化了的生命诉求。
与附近和周边的村寨相比，屯堡明显是礼教最严密的地方，屯堡人向来以讲规矩、礼数多著称。在这里，山歌被视为“不正经”、“风骚”的表现，没有人敢大胆地在村里唱山歌，也无人愿意承认自己会唱山歌。然而，爱唱和会唱山歌者却不乏其人，偶有礼教失控失察的机会，腼腆的女人们会一反常态，聚在僻处过把瘾，并且酣畅淋漓。作者们在屯堡收集到的各种唱本中，有孝歌、佛歌、地戏，唯缺山歌。正经文学可以公开出版，不正经的山歌属于地下文学。不过不要紧，屯堡人说，“山歌无本，全凭嘴狠”。没有脚本倒是一种成全，身体的火焰得以通过那张无遮拦的嘴，“不正经”地喷发出来。这便是屯堡妇女的谱系学。
屯堡的正统编码主要是通过“孝歌”、“修佛”和“地戏”完成的。然而这以正统教化为旨归的活动中，屯堡人也忘不了做一种反编码的文化偏斜，忘不了借题发挥，展开其生命化叙事。
“‘哭灵’是办丧事期间从头到尾都会出现的悲伤场面……哭得愈发不可开交，旁边的人费很大的劲才能劝其收住哭泣声。”除了哭，还要唱孝歌，“有颂二十四孝的，有叙述父母养育之苦的”。但歌师们唱到后来，不知不觉地忘却了他们的劝孝职责，“轮番上阵，此唱彼和，争奇斗巧，在音调、口才、知识上暗暗较劲”。对歌师们这种概念暗换的渎职行为，无论是家属还是看客，没有人感到不满，大家似乎更乐意如此，久久不愿散去，以致“整个晚上唱的人和听的人都津津有味”。为什么可以有由庄入谐的悄然滑动？生命化法则使然。
修佛，是屯堡妇女最严肃的精神活动，完全可以习惯性地归结为“神权统治”。然而作者用很大篇幅分析指出，这是苦难妇女的精神慰藉方式，并且认为“屯堡妇女热衷于修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群体交往中寻求集体认同与自我满足”。“上庙或赶庙会就让她们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机会理直气壮地走出家门，和同年龄的‘姨妈姐妹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有机会在同伴面前比较和欣赏一番，这是让一切妇女都心醉神迷的事。” 他们认定，屯堡妇女热衷于修佛“或许更多地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单纯的宗教现象”。
屯堡地戏，其剧情内容大多可以“唯忠为上”蔽之。而且，“娱乐性并不很强，整个演出相对单调，武打队列和唱腔都有固定模式，技巧性不强又高度重复，没有专门训练的不太清晰的吐字，使不熟悉情节的人只能看热闹，这使它很难成为一种真正具有观赏性的娱乐演出。”
然而就这么一种演出，却是全民自发参与的盛事。在“你喜欢不喜欢看地戏”的调查中，屯堡男性有78.1%、女性有59.5%做了肯定的回答。而在“跳地戏能得到家里人的支持吗”一问中，几乎是100%的演员做了肯定的回答。
地戏为什么在屯堡如此盛行？有人从“演习武事”、“寓兵于农”、“不忘祖宗功德”上归结。然而，只有政治伦理维系而没有切己的生命动因在其中的“戏”，全民自发参与并且持续数百年，是不可能的事。
“戏”这个词本身就表明，它是常规的某种拧巴或反讽。在这类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暂时超越官方的思想观念，置身于原有的生活制度之外”（巴赫金）。屯堡地戏在总体上当然不属于这种民间狂欢，但也不要过分相信它的“唯忠为上”。从深层心理而论，也许可以说，它言在此而意在彼。研究者这样揭示了地戏的奥秘：“‘屯堡人’是从强势沦为弱势的群体，‘曾经的辉煌’成为他们执著的精神寄托。屯堡文化最核心的‘原点’是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依附与自我重构，最特殊之处是以民间底层身份对官方正统的追捧，具有‘在野’状态中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它的形成更像是屯堡人的一种‘集体有意识’，体现的是一种群体生存的本能。……从这个角度看，地戏这种集体艺术，也是一种满足社区自恋心理的仪式剧。”这样的自恋当然是一种精神障碍，但它却出于一个族群的自我保护机制或生命价值感。人们不难想象破落了的屯堡后代们在地戏中看到祖宗阔气时的那种得意。借助祖先伟大补偿生命的无力与匮乏是地戏得以继续的一个原动力。原动力无常形，当其生命冲动一旦有了更适宜的寄托（或者具有了新的价值观后），屯堡人不会像过去那样执著于地戏，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今天的参观者已很难看到村民自发的地戏，那一半原因是他们有了新的代偿品。
研究者们就“为什么学跳地戏”向演员做过问卷调查，受试者在“好玩”、“村里人高看自己”等栏上，都做了50 %以上的肯定回答。以“好玩”言动因，可见当下屯堡，已“人心不古”。不过在我看来，在那百无聊赖的山村，通过喧天锣鼓、打打杀杀进行心理宣泄，从而感到“好玩”，未必不是昔日屯堡人的心理，受试者不过将屯堡人的潜在动机挑明了。地戏演员是要戴面具的，一个以“好玩”为动机的演员在庄严的面具下面，恐怕常常是一张“好玩”的脸。
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样板戏”。新华社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讯：“有的工农兵观众自豪地说：‘样板戏好！一唱唱到咱工农兵的心里，一念念到咱工农兵的心里，这些戏才真是咱工农兵的。’”因此，“我们就是爱看，有一千出一万出也不觉得多”。过来人可以证明这不全是新闻的谎言。工农兵“爱看”，是因为舞台一下子陌生化了，不再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是与自己一个身份、一样装束的下层“同志”，而且往往是被“歌颂”者。自己做不到的事演员帮着做到了，白日梦由此得到了代偿，因此有“唱到咱工农兵心里”之陶醉。其实新华社报道得并不全面，在那别无选择的年代，非工农兵们也同样“爱看”。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多不忠于戏路，而将“高大全”解码为一个个机件，各取所需。
不管如何微不足道、畸形变态、可笑可哀，其中有生命的突围，有“我”的挣扎，这就让人感念。不要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屯堡吧，这个珍稀的地方不过是观察中国的一面珍稀的镜子，我这样想。
六个世纪过去了，青山绿水之间，灰白色的屯堡古村寨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安静地也是荣誉地定格在那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屯堡人远走他乡，村子里很难看到年轻的身影。他们在寻找祖辈所没有过的突围，从而展开自己的生命。这本书如实地报告了屯堡文化近十多年的剧变，虽然不无遗憾之笔，但没有冬烘先生的痛心疾首和慷慨陈词，也没有闲适文人的诗意感伤和历史幽情。在一个场合，我有幸同时认识了本书的全部作者，从他们的身影中，我读出了写者与被写者的某种重叠。有作者甚至将自己的被逐与屯堡人的被弃一起联想，这大概可证他们研究屯堡、同情和理解屯堡人的一个心理原因。
这也是一批突围着的人。过来的人都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十几年间，很多被迫中断学业而“下放”的年轻人，不甘死寂，以从城市带来的几箱破书为资源，纵论国家天下、宇宙人生，自发形成被后来名为“思想村落”的精神共同体。这本书的合作者，就出自贵州安顺的同一个思想村落。“文革”结束，村落解体，但他们不因聚散和沉浮而中断思想交往，不断地进行自我的更新与蜕变。大概是五年前，大家把注意力集中于当年熟视无睹的土地：安顺屯堡。于是也就有了这本书。
以“乡情”、“怀旧”言写作动机是一种时髦，但这显然不足以说明他们，虽然他们不乏乡情。以“民间”、“认同”相标榜是一种时尚，倘因此认为他们是一些民粹主义者，那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他们不齿于民间，而且其中几位至今“守望在山崖”。他们以极大的细致和耐心，年复一年地打捞与记录散落的知识，穷赶不舍地解读屯堡密码，但他们珍视屯堡文物却绝不希望屯堡人也一起文物化，永远是个大古董供阔人欣赏。
在全球背景下，将眼光扩展到自己所不太注意的复杂的现代性危机，也许是他们日后研究的一个生长点和这个群体继续生命化的一个突围方向。
（《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朱伟华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八年九月版，4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