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革命火种。他一生跌宕起伏，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著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吹响启聋振馈的号角
　　
　　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在安徽怀宁。他自幼丧父，随祖父陈章旭修习“四书五经”。陈独秀聪慧过人，但是不爱死记硬背，更不喜欢八股文章，故而常常背不出书来，挨了不少篾条。刚烈倔强的陈独秀总是一声不哭，也不讨饶，祖父似乎悟出了什么，他对人说：“这伢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进入20世纪，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当时，南京陆师学堂派驻日本东京的留学生学监姚煌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3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咋呼一声剪去了姚的辫子。有人说，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
　　1904年，陈独秀又与蔡元培一起加入了专事刺杀清廷要员的暗杀团，并密谋参与了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的事件。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曾对挚友断言：“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
　　1915年，陈独秀到上海，向老朋友出版商汪孟邹提出想创办杂志。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了他的两位朋友陈子沛、陈子寿，陈氏兄弟在上海开了一家群益书社。汪孟邹介绍双方见面后，陈氏兄弟表示同意合作。
　　这年9月15日，上海滩突然出现了一本“像春雷初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16开本的《青年杂志》。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的刊词，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为避免文字狱，陈独秀提出办杂志秉承“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宗旨，“批时评政，非其旨也”。据悉，《青年杂志》当期发行量1000余册。杂志创刊早期，大多都是陈独秀自己一个人写稿。
　　《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认为，“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汪孟邹见陈独秀一个人写稿、编稿很辛苦，便多次写信给远在美国念书的安徽同乡胡适，希望他能寄点稿子来。胡适终于回信，他在信中指出《新青年》刊登的一首文言长诗质量很差，他不明白陈独秀为何在按语中对这首文言长诗评价却很高，同时，胡适还提出了他关于白话文著名的“八不主义”。虽然这首文言长诗的作者是陈独秀的老朋友，但是陈独秀立即将胡适批评的信件原信刊登。
　　这封批评《新青年》杂志的书信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反响，它使陈独秀意识到，引起广泛争论是提高发行量的重要手段。此后，制造话题、制造争论的手法被陈独秀经常采用。当然，胡适的这封信也让陈独秀开始关注“文学革命”的话题，引发了后来的白话文运动。
　　很快，《新青年》在国内发行处增加到74处，国外已发行至新加坡。陈独秀计划撮合“亚东”和“群益”两书店合并成一家。1916年底，陈独秀和汪孟邹一起来到北京，为两家书店的合并募集资金。
　　这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原北洋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还没有上任便开始招兵买马，其中文科学长的人选难以定夺。在留法同学汤而和的家中，蔡元培看到了沈尹默转来的《新青年》杂志，这也是蔡元培第一次见到《新青年》。蔡元培原先组织暗杀团时就认识陈独秀。此刻，担任北大文科教授的沈尹默也大力推荐陈独秀。正巧陈独秀又到北京来募集资金，蔡元培、沈尹默等人便登门拜访，恳请陈独秀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接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他被安排住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一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在接受蔡元培聘请的同时，陈独秀向蔡元培热情推荐了胡适，蔡元培也欣然应允年仅27岁的胡适担任北大教授。
　　到了北京大学，陈独秀便将风靡时尚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带入北大，使这所高等学府顿时清新活泼，生意盎然。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舆论工具，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莘莘学子因此而获取独立的思想人格，敢于冲决封建思想的束缚，迅速行动起来，直接干预国家大事。
　　次年10月，北大学生邓中夏等创立《国民》杂志。接着，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新潮》社。青年学生结社组团的活动，得到陈独秀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他对傅斯年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费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邓中夏等还组织平民教育团，走街串巷，讲演宣传，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一行24名青年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来到北京。出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未像同伴那样走出国门。迫于生计，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助理馆员的差事。就是在这片立足之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可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非但没有收回主权，反要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几乎与此同时，上海也在召开所谓南北和平会议，这些割剧一方、鱼肉民众的军阀、政客，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和谈”自然毫无结果。
　　陈独秀对巴黎和会，从未存有幻想，他最早对这次列强的分赃会议提出质疑：“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取权力吗?”至于国内政治问题，他公 然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惟有如此，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内和平。
　　他的这些激进的政治主张，深受爱国青年的欢迎和支持，青年学生奉他为导师，成为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当年的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说，“五四”时期，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鼓动下，“五四”前夕，北大和其他院校的学生，“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举行示威游行，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场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上海就有6、7万产业工人参加罢工，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政治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军。
　　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其“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回答：“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
　　6月2日下午6时，张国焘等6位同学被军警逮捕。6月3日和4日，北洋政府出动军警，共逮捕了800多名进步学生。
　　陈独秀愤怒了，他要与反动当局拼死一搏。6月8日，他惊世骇俗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便是在黑暗、反动的政治挤压下迸发出来的。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其实到此时，形势已发生重大转变，被捕学生开始陆续放出，民愤极大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A免职问题也已不大。而运动的两位舵手陈独秀和李大钊却在商量着如何趁热打铁，把群众斗争引向深入。
　　6月9日，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全文为：“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力，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去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该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机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最后用括号强调“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这份宣言对内政外交提出了具体的5条要求，表达了他“平民征服政府”的思想。
　　6月11日晚，陈独秀不顾个人安危，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被军阀暗探逮捕。而新文化运动此时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他的被捕，在学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人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于9月16日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要求其“不得擅自离京”。
　　
　　点燃革命火种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等函邀，为筹办西南大学的事宜秘密来到上海。2月4日，他又溯江而上，来到武汉进行了多场讲演。当京师警察厅得知他已潜出北京多日时，便决定在他返京时将其逮捕囚禁。李大钊等得知后，立即将他密送别处，以暂避风头。2月14日，李大钊将陈独秀打扮成讨账的财主护送出京。这就是被后人传为佳话的“南陈北李，微服出京”。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堂而皇之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当此，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于是，到达上海不久，陈独秀便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将其作为图书正式出版。
　　4月初，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其任务是“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并决定由共产国际资助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同维经斯基的此次会面，加快了在上海乃至南方建党的步伐。5月，陈独秀秘密召集沈雁冰、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戴季陶、张东荪等人组织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共产党的建立作组织准备。
　　6月中旬，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纲10余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会在陈独秀渔阳里的寓所召开。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临时中央局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8月底，陈独秀托人将上海的建党情况转告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李大钊主持工作。两位历史巨人相约在南北方，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也就是在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印刷出来了。这本小书的发行，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如春雷，惊醒了国人。书中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词句，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进步人群，提供了难以估量的精神力量。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通过阅读这本书以后开始确立自己的信仰的。
　　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发起组，为初创的党，作了理论的奠基工作。早在1920年初，陈独秀就请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继《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出版后，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了《社会主义史》。除此以外，他和上海发起组还创办《共产党》月刊，他在撰写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实行“劳动专政的制度”，“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
　　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陈独秀在建党初期就注意宣传工人和鼓动工人。他和李汉俊、俞秀松等创办了《劳动界》和《伙友》两份工人刊物，并且亲自撰 写文章，为工人说话、立言，号召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正是在他的直接关心下，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随后，上海其他行业的工会也相继成立。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伊始，陈独秀便倡议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让发起组内最年青的俞秀松任书记。不久，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地也都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旧中国，处于黑暗中迷茫的青年为真理所召唤，不少人来到上海，来到《新青年》编辑部，希望陈独秀指条光明之路。陈独秀曾安排这些青年在上海发起组开办的外国语学校学习，学成后多送往苏联学习深造，他们中不少人由苏联回国后，成为忠诚的革命家，如罗亦农、王一飞、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因故未能出席，他写信致各代表，就党员的发展与教育、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党员的纪律和群众的路线等给大会提出了4条指导性的意见。大会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没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认为，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但不影响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海底飞尘终有日
　　
　　自1921年起，陈独秀一直是中共“一大”至“五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事变。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在党内的群起反对之下被迫辞职，并最终被开除出他一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此后，陈独秀便以中国的托派自居，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的反对派”。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此时的他却显示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傲骨。在从上海押到南京的火车上，他一路酣声如雷，视死如归。在被国民党法院起诉时，他为自己辩护道：“我一生言论，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公告国人……我无罪!如果有罪，那就是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罪在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
　　抗战开始，陈独秀被释放出狱。他拒不接受国民党的拉拢。自入川到江津，因不意城市的喧嚣，加上受开明人士杨庆馀邀请，陈独秀于1939年9月移居到杨氏祖业石墙院。这里离城市较远，少了打扰。他一可潜心于学说研究，整理在南京狱中初撰的《小学识字课本》等稿，二可帮助整理杨祖父杨鲁丞遗稿。
　　陈独秀晚年生活清苦，靠朋友支助和微薄的一点稿费过活。他深居简出，清茶淡饭，与世无争，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就在这石墙院，他曾题录李白诗赠邻居且以此比拟自己：“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他在赠友魏建功的诗中曰：“除去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诗人枉向汩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
　　1942年5月27日晚，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63岁。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某一个人在某一时期所犯错误的定性，从来没有像对陈独秀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定性那样曲折多变，从右倾投降到右倾机会主义到右倾错误。
　　198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陈独秀，毛主席曾这样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趋清晰与客观，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渐次公开，大革命时期陈独秀问题的真实情况也随之晓白，曾经加在陈独秀身上的一些罪名也一个个被否定。
　　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中陈独秀条目注释，摘除了原版注释中“投降主义”、“取消主义”两顶大帽子，肯定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党成立后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陈独秀”条目注释中又明确肯定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只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派取消主义”等统统没有了。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以后，重新修订、审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进一步具体地肯定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
　　陈独秀的一生，颂扬声与叹息声始终相伴。功过是非，后人评说。陈独秀的人生曲线，也折射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寻自由民主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迷茫与艰辛……
　　
　　责任编辑／吴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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