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剿匪演员【川西剿匪】

　　刚刚解放的四川，土匪活动猖獗。土匪分两种:一种是国民党的部队，有的宣布起义后，整师整团的又叛变;另外一种就是国民党布置的特务和惯匪及一些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成匪。我们剿匪的主要任务就是这后一种，因为这部分的量大。
　　
　　
　　以少胜多，歼灭叛军
　　
　　国民党部队宣布起义后，成建制师以上叛变的有四支队伍，我只简单地说一下。
　　第一支是国民党的新一军有组织地哗变。我们六十军一八○师的五三九团追到金堂县将其截住。那是1949年12月26日的事。这是一个以特务为骨干的军队，他们根本没有起义的准备，也不准备投降，目的是想趁我们部队还未完全合围的空隙，窜到巴山或湖北交界的山区去开辟游击根据地。
　　第二支就是西南游击第一路和第二路。第一路司令是王缵绪，他下面的部队叫治安总队，这一路在川西叛变中人数最多。而第二路我们则始终没有弄清楚他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只是他们起义后，我们安排他们待命，他们不听招呼，私自向绵竹方向跑。那里都是土匪控制的地方，那怎么行呢？我们就派部队对其实行了缴械。我们当时没有详细登记，其实他的人也不是很多。他们的司令叫唐式遵。这个唐式遵后来在西昌战役中的冕宁县甘相营被打死。
　　第三支就是国民党的三十八军。这是一个正规部队，在秦岭就一直和我们对着打，到四川广元还不断地和我们对着打。敌三十八军是1949年的12月11日才拨给裴昌会兵团的。裴昌会起义了，三十八军却不听他的，军长李振西，率着他的3500多人往茂县方向跑。我十八兵团就命令修都江堰的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去解决这个军。他们是一个军，我们只有一个师，从番号讲就小了;当时一八四师又只派了一个五五二团去消灭一个军，番号就更小了。于是五五二团一路上用计迷惑敌人，在电台上用明码呼喊，营长称为师长，团部称为前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没有大小了，指挥几个师也是指挥部，指挥三五个营也是指挥部。他们的电台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呼叫，我们把联络时间等都明码喊出来。五五二团先跟着走，还有六十军一七九师派了一个侦察连，带上电台，去了两个人，一个叫袁开喜，是位老红军，一个叫乔亚。袁是接收茂县专署的军事代表，乔是接收茂县县府的军事代表。
　　敌三十八军到茂县后，听说解放军来了就又向东跑了，跑到茂县以东的土地岭。那里有个土门镇，就是绵竹县那个大山翻下来的土门镇。这是一个要隘。我们派人给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送信去，那是贺龙司令员给他写的劝降信。但李振西接到信后，并无意投降，反而想到松潘有一个国防部的突击总队司令樊廷簧，还有国民党的一三四师，另外西康省主席贺国光也在西昌，当时的康定还有三一○师田中田的一部分人。李振西便和这些地方联系，准备联合对抗十八兵团，妄图以此来联合成立一个根据地。我们看出李振西在拖延，政委张敏说，拖起不行，必须把他打掉。就命令集中炮火打击。这下他们感到不是对手，就派人来求降。求降可以，但必须马上办，叫他们到茂县城东门外，把武器放在那里。他们就开始缴枪。
　　我们的部队就摆在两边山上。我们安排把投降的部队开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整顿。他们有3500多人，比我们一个团的人多，我们仍然不暴露目标。我们只给他们划定行军路线，要他们自己走，还对他们说:既然投降了，我们也不押送，相信你们，自己走。我们主要还是怕暴露自己人少的目标。我们每天都给他们安排好线路，规定必须按路线走。他们走到灌县后，我六十二军一八四师的师长接见了李振西，告诉他歼灭你这个军实际上我们只用了一个团。李振西当时很吃惊，他说解放军用兵如神，真是兵不厌诈，实在佩服。他是真的佩服，一个团敢去打他一个军，而且把他逼得投降，我们没有付出什么大的代价。后来还是给他们以起义待遇。我们宣布这个决定后，他们从上到下都比较高兴，很多人说，到底还是优待了。后来这支部队被合编到解放军六十二军去了，李振西被调到军区，由军区给他安排了工作。
　　
　　在解决这个军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的部队追到汶川威州后，威州有两个团，一个团长叫杨绳武，另一个团长叫桑梓侯，桑梓侯是杂谷脑的守备，他有2000多人，旗号是“反共救国团”。这里是我们去茂县和松潘的必经之路，我们就派人和他谈判。他看了我们的《川西日报》，知道作抵抗是没有用的，就同意了起义。并且很快把牌子挂出来，把番号改成“解放委员会”。他们那么多人，我们要不了，叫他们那些人都回家去。那些兵也愿意回家，因为他那些兵多数是自己带干粮来打仗的。我们只同意他的一个团留200人，两个团留400人。留下的人跟我们去打三十八军，但不让他们上前线，只要他们助威。我们又分了两个连的人去带上他们。占领岷江以西，沿着岷江从威州向茂县前进，他们一路上虚张声势凑热闹，还是起了一些作用，使李振西看到河东河西都有部队，被迫缴械。我们于1950年1月24日解决了三十八军。
　　第四支就是二十军的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这两个师是杨森二十军的主力部队，还有在金堂起义的二十九师、一三五师也属二十军的主力，但真正的主力是一三三师、一三四师。这两个师很反动，在山东沂蒙山区时破坏极大。该军曾多次被我们歼灭，因为反共有功，蒋介石要杨森把部队的番号保留着。杨森在重庆收罗他的残兵败将重新组织起来，成了他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的主力部队。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的装备挺好，服装枪炮都是美式的。二十军宣布起义(当时是杨汉烈任军长)，可是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不起义。一三三师在金堂，师长景嘉谟、副师长何学智带着全师往什邡方向跑。驻在什邡和安县交界的一三四师，师长叫萧传伦，率着队伍往茂县跑。
　　我六十二军决定马上追击他们，派出五五四团去追击。那时，我们追击国民党的一个师，大部分都是派一个团，从力量和装备上是较弱的。国民党的一三三师全是美式装备，有2000多人，我们的人要少些，装备就更差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旺，从士气上能压倒他们。五五四团的一个副团长叫杨青奎，率部追赶，没有暴露目标，沿途多造假象迷惑敌人，一直追到绵竹和什邡交界的地方。一三三师的景嘉谟和我们作战多年，知道我们的战略战术，相当狡猾。我们的部队一行动，他就知道了，他每天移动驻地，当我们马上就要追到他们时，他们就换防，要打他也比较麻烦。但我们的行动还是比他们快，追上后，马上派两个连断其后路。敌人拼死反扑无效，就在包围圈里和我们转圈。我们部队赶快收缩防线，把重要道口控制起来。后来他们又跑到绵竹和灌县交界的木瓜坪，我们立即把他们围起，叫他们投降。当时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还不可能，我们的兵力少，接受投降时不收他们枪支，怕强迫收枪出问题，就叫他们到广汉。他们在路上走得慢腾腾的，每天走二十里，最多走三十里，每到一处驻地，他们就修工事，挖交通沟，砍老乡的树，强迫群众送粮、送款，糟蹋妇女，军纪很坏。就这样磨磨蹭蹭地走，我们也没别的法子，只有提高防备。为了防止景嘉谟下令叛变，我们派了一个连指导员，带了两个人，景嘉谟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如果有情况，就先开枪打景嘉谟。每到一个驻地，五五四团就派部队把他的指挥部包围起来，形成一个小包围圈，使当官的接触不到部队。最后我们把他们带到了广汉。
　　广汉有条河，我记不清名字了。一三三师的部队到了河滩，我们便叫他们集中缴械，他们不缴械，还派了百余人的手枪队，带上二十响的驳壳枪要进广汉城，他们说要去号房。我们摸清了他们的底细，那些人进城是想控制要点，里应外合。他们一进城门，我们就把枪给缴了。外面的得不到消息，我们就命令他们投降。我们的团副政委程普哉和政治部主任李松贞给他们讲话，叫他们缴械。一三三师的一个军官下命令开枪，我们的两位领导当时就负了伤。实际上我们叫他们在那里缴枪，在周围已经埋伏好了部队。这下他们先开了枪，我们部队就开枪射击，不到一个小时，河坝就摆了五六百具尸体。景嘉谟、何学智和三个团长等2000余人投了降。
　　敌一三四师虽是战败之军，但却是二十军的主力之一。二十军起义时，一三四师驻在北川，师长萧传伦勾结一三三师师长景嘉谟叛逃。萧传伦率三个团逃至松潘，与国防部突击总队司令樊廷簧会合。
　　2月初，我六十军一七九师奉命歼敌。7日，五三五团团长兼政委姚晓程率两个营到达松潘南六十里的归化关，受到松潘各界人士组成的解放委员会代表的欢迎。据代表反映，敌人已到四天，到处抓人抢物，闹得鸡犬不宁;还构筑工事，准备据守。如果敌人血洗松潘，西逃草地，对我歼敌很不利。部队下决心，争取在松潘解决敌人。但松潘城城高墙厚，易守难攻，且敌人先到，以逸待劳。我两个营1000余人要强攻1300余人之敌，即使克城，也要付出极大代价。于是五三五团决定智取，由第一营插入敌后，断其退路，逼敌就范;第三营正面强攻。8日晨，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击毙萧传伦师长以下30人，俘敌843人。五三五团牺牲2人，伤9人。五星红旗插上了松潘城头。残敌向毛儿盖方向逃跑。10日，我追击部队在中岩羊角塘击毙樊廷簧等60人，俘139人。余匪逃至金川、黑水一带，多次暴乱，于1952年黑水战役被全歼。
　　
　　
　　川西匪乱四起
　　
　　我们对川西土匪的嚣张气焰，开始估计不足，没有预料到土匪大面积地攻我们的城镇。土匪开始是破坏交通，杀害我们的人员，我们先后共损失军政人员3000多人，比我们打一个大战役还要惨重。土匪还抢走我们许多粮食。成都的粮食当时非常困难，眼看着军队没有吃的，老百姓更困难，我们不能让人民饿死。我们的征粮政策是很明确的，对富人多征，对穷人少征或免征。刚解放，好些地方还是留用人员把持政权，他们不按我们的政策办，把征粮任务加在穷人头上。我们开始对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能够成为土匪的认识也是不足的，以后我们定了几条方针: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彻底消灭土匪;合理部署部队，搜集情报，探明匪情，实施重点进剿。首先聚歼主要土匪，零星的可以暂时不顾，有的地方也可以暂时退出，这期间我们就放弃了大邑县、崇庆县(今崇州市)，因为这些地方不好守。
　　在川西最早开始的就是龙潭寺的土匪暴动。我们原来也没有想到龙潭寺的土匪暴动会引起川西大面积大规模的叛乱。在川西的国民党游干班分子，大概有2000多人，由张跃明、王旭夫两个人负责。1950年2月5日的叛乱是这样起来的:有一个胡宗南委任的东山联合会会长，是个袍哥头子，洛带镇的镇长，叫刘惠安，被委任为川陕鄂反共游击第六纵队的司令;还有一个副司令是中统特务，是四川省会警察局的局长，叫刘崇朴。这就说明土匪的暴乱是有准备的，不是临时起来的。2月5日的叛乱，是由李干才、刘炳章等几人带头闹起来的。李干才是一个反动军官，30多岁，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入城后，他假装起义，混在国民党新九军里面。还有一个是刘锡廷领导的300人教导队，杀了我们的副营长、军代表赵德修及指导员刘伯周。刘锡廷鼓动300多人，四面串联、勾结。龙潭寺叛乱打死了我们负责改造国民党原三兵团的朱向离同志，那个枪手叫王荣芳，抓获后，我们在龙潭寺开了七千人的大会公审，枪毙了他。
　　土匪起事是在成都龙潭寺，他们的目标是新都石板滩，那里是我们改造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重要驻地。他们当时攻龙潭寺是怎么攻的，我的一个战友知道，但这个战友已去世了，他当时就是我们派出的五三二团团长的警卫员。土匪头子把八仙桌摆起，码起银元，弄得哗哗地响，还叫嚣:谁能攻到解放军的里头，拿下阵地，攻进去的人一人一百块。好多人在外面呵嗬连天地叫唤。我们部队的人并不多，枪手准备好了，看见一个起来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胸口穿过去;第二个起来又一枪撂倒了;第三个就不敢起来了。
　　起义的国民党原第三兵团的司令朱鼎卿，思想改造进步比较快，他给我们的部队领导提出来，能不能给发些枪，组织两到三个连队，跟解放军一块儿作战，共同来对付土匪。还说如果组织起来的部队有整连整排的叛变，由他来抵罪。朱鼎卿组织的几个连队，和我们共同作战，表现还是不错的，把石板滩的土匪剿灭后，他组织的人没有发现一个逃跑的。2月6日我们就开始派部队，派出五三二团的一部分去解围，直接到石板滩，总共才打了200多土匪。我们去的部队很少，东拼西凑才凑了五个连队，只是把土匪打跑了。
　　
　　土匪队伍形成以后，大股的有数千人，开始的时候是小股的，真正叛乱的还是胡宗南派系中的。叛乱开始时土匪就围我们的小部队，后攻城夺镇。在川西攻温江、崇庆、大邑这些县城，还攻过灌县。当时我在灌县城内带领部队守卫县城，不让敌人攻进城。土匪聚集起来在外边吼叫，我就站在东城门往下看。灌县城外的太平街，满街都是群众，土匪让群众在前面闹，他们就到后面去抢人，蹂躏妇女。我们没有开枪，土匪也没有开枪。我们当时的枪炮火力还是强大的，弹药也充足，但就是不能开枪，因为到处都是群众，土匪混在其中，难以区分。我们在城内时，就听说有一股土匪，要从城墙的一个洞钻进来，有二三百人，好里应外合。我们就命令部队去把那个洞守着，来一个杀一个。最后土匪也没有敢从那个洞钻进城。我们放哨的都是站在房上。城外的土匪晚上围着闹，白天又不见了，他们钻到竹林里、村子里睡觉去了，要打也打不得，主要是弄不清楚。真正把他们包围了，他们就把枪往水沟里一丢，说自己是老乡，是好老百姓。我们的部队当时很紧张，我们的一个山炮连守城墙，炮里面装的都是榴霰弹，这种弹一出去就爆炸，面积一大片。这是为了防止土匪冲击我们的阵地，只有等土匪冲到面前时才用。上面指示能守多久守多久，守不住就退出来。
　　王缵绪的几个部队挺坏，我们叫他缴了武器，听候改编，他们说武器有呀，都在崇庆州放着，你们去把它取回来就是了。当时土匪有几千人在攻崇庆城。这些人本身就是土匪，当然不愿把枪交出来。当时川西地区非常紧张，除了成都市到大面铺这一段路交通还可以外，其他地方一出城门不远就不通了。土匪消息灵通，你是小部队出来，他就把你围起，你向东去，他东面开枪，向西去，他西面开枪，把你围在当中。如果你大部队出来，他就四面打枪，一声吆喝不见了，打也不好打。出城后，好多地方不见走路的人，真是路断人稀。偶尔有人走也是解放军的部队。还有更厉害的，我们军长坐着装甲车从成都到灌县去视察，在路上，土匪还打装甲车呢!我们立即开火，打跑他们。起义的国民党九十五军有些人和土匪相互勾结。以后我们就想办法，穿上便衣，化装成商人，坐着车，戴着礼帽，看样子很有钱，他们就来抢。等他们一来到面前，我们就掏出手枪对着他，把他戴的符号扯下来，要他回去。我们拿着这个符号到北较场，找军长黄隐看。黄一看，就说还有这种事，把下级刮一顿胡子，下面才收敛了一点，要不然土匪还凶。当时土匪嚣张，奸商也嚣张，哄抬物价，特别是粮价，涨得更快。反动分子囤积粮食，群众买不到，人民的生活十分紧张。小商小贩营业，他们又鼓动小流氓去抢小商小贩，小商贩也不敢出来做生意，铺面也不开了。
　　因为我们的剿匪任务很重，而兵力又不足，因此给起义部队也分配了剿匪任务。多数还是执行了的，有的执行得很好，但也有支持土匪的，有的还当了土匪。剿匪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呢。我们在打土匪的时候，土匪就跑到一个起义部队驻的村子里去了，我们在后面撵，看到他们进村，于是我们就跟起义部队联系，请他们放人出来，交出来就没事。他们不交。我们一个营长叫李作军，有点脾气，问他们给不给？他们的一个营长说没有，并且顺手就给李营长一枪，子弹从其脖子上划过，擦了一点皮。李营长一怒之下命令战士们上刺刀冲，一下就冲到村子里头去了。他们看到“三八”式步枪上了刺刀冲进来便没有敢动。李营长也没有叫我们战士用刺刀戳人，只叫他们把枪放下就算了。后来我们把这个营弄到灌县，给他们上政治课，白天上课，晚上住在房子里不让出来。有时晚上给他们放电影，群众不愿和他们一块儿坐，都愿坐在我军一边，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教育。教育了八九天，上级命令说，他们也没有和解放军打，就算了，把他们全放回去，枪也还他们。
　　
　　平患川西匪乱
　　
　　1950年6月，开始重点剿匪。参加的部队，有六十二军的四个团，六十军的五三八团，一七九师的一个营，由川西军区的副司令王新亭率领，在郫县的吴家场、花园场歼灭了夏斗枢部。25日歼灭花园场、石羊场的土匪，击毙了司令黄承柱，毙土匪200多人，俘800多人。26日在吴家场，击毙司令陈利石等100多人，俘600多人，陈利石的主力基本垮了。土匪一经消灭，当时郫县的物价大幅度下降，猪肉从三万元(旧币)降到一万元。
　　6月初，我们还打了一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战斗。在双流、华阳、新津、彭山、仁寿一带，打的是刘苍林。这是第二次平息石板滩的暴乱。第一次是只打散了，第二次又起来，我们才正正规规地围歼，我们把他的大部分消灭以后，刘带了200多人逃跑，跑到成渝公路线上，在那里被我们的部队消灭了180多人;他们又向牧马山方向跑，又被我们的民兵打掉了十几个，这次才把这股土匪彻底消灭了，只是刘苍林跑掉了。
　　8月21日，我们又打夏斗枢。夏的主力在川西被消灭了，但夏逃脱了。他带着几个人钻到灌县以北的虹口山里，收容二十军、三十八军等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共有700多人。这时的夏斗枢不再和我们成群结队地打仗了，他把大股化成小股，小股再划小，一直划到小组，不知划了多少小股，但是都在那一片活动，并和当地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他不发饷，也不供粮，都是自己弄来自己吃，谁捞着算谁的。夏斗枢是川西暴乱的主要头子之一，这股土匪我们必须消灭。川西军区就调部队来打夏斗枢。我们分两路走，一路从灌县走，一路从彭县走。六十军五三七团带着灌县警卫营的一个连，五三五团带彭县警卫营一个连，去合围夏斗枢。合围比较困难。夏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当过杨森多年的副军长，中将衔。我们和他打，他就和我们周旋。我们部队的速度很快，把他打散了，最后把夏斗枢的老婆捉住了。她说夏到哪里她也不知道，因为跑不动才被捉住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她说的倒是实话。我们随即对夏斗枢开始四面八方地搜呀，找呀。没过几天，我们发现一个山洞，一查，夏的指挥部的确在山洞里头。
　　那个山洞在山上，是一个悬崖，部队从哪里也过不去，下面枪也打不到，用炸药去炸也不行，因为有一个60度的坡度盖过洞口，炸药掉不到洞里。夏斗枢利用洞口的石坎，在洞口还做了一个小暗堡。五三五团的3连攻那个洞，指挥所就在后面山头上，看着部队去攻打，攻了几次，怎么也接近不了那个洞。后来3连请求用炸药去爆破，通讯员来说要马上答复，指挥所同意。3连就把炸药包捆好。以前战场上当爆破手是要争的，大家争着去，这时就不允许争了，连长命令一个战士去，他叫吴志明。吴志明抱着炸药去爆破，3连用火力掩护。吴志明到洞前一看，这个洞很难炸，洞下有个石坎和洞有一定的距离，上面用石头垒了一个小碉堡，周围有一些树枝，还埋了几个地雷。吴志明绕过地雷爬到洞门前，他抱着20公斤的炸药，可放在地下不行，因有石坎挡着，且不知石坎有多厚，可能根本就炸不了洞;放在碉堡上头，敌人在里面看得见，可以将炸药包推下去。吴志明只好用手钩住悬崖的裂口，紧紧把炸药包抵在石坎上的小堡外，一手拉导火线……在指挥所里，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股青烟冒出，随着地动山摇的爆炸，战士们顺势冲了上去。夏斗枢等也被震得目瞪口呆，被捉了出来。夏的师级头目就被捉了五个。
　　吴志明壮烈牺牲了，连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只有两只脚在附近。我们把凡能捡到的都捡起来，用毛巾裹起，带去掩埋了。因为我当时在指挥所，这位烈士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没有搞宣传的人跟着去，这个烈士没有得到宣传，书上没有，文件里头没有，只有六十军的一个总结上说吴志明烈士在消灭夏斗枢时牺牲了，就这一句话。烈士牺牲的地方就是现在都江堰里面的虹口一带，我几十年没有去，那个地方能不能找到都说不清楚了。
　　我们在歼灭夏斗枢的同时，又派了部队去打赵洪文国。赵洪文国，传说是“双枪老太婆”，其实她不拿枪，她有双小脚，是个土匪婆。她的部队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不清楚。反正她出来后，也没有被国民党收编为正规军，一直就是一个没名堂的杂牌部队，从东北流到中南，又从中南转到四川，一路就这样走。据说她在东北就是土匪，到底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我弄不清楚，总之，从东北到西南都当她的土匪。她的儿子叫赵连仲，跑到重庆的国民党国防部，要了33挺机枪、300万发子弹、400颗手榴弹、2部汽车、2部电台和2000白洋，跑到川西来，组织了一个“人民救国自卫军”，就成了她的老底子。成都解放后，正规军跑了，她也跑了，跑到郫县、灌县。她看到那里不对，又纠合一些反动分子，共有2000多人，想跑到茂县去和国民党三十八军合在一块儿，共同建立根据地。后来她听说三十八军被我们缴械了，她就不敢去了。
　　我们为什么要先消灭这股土匪呢？因为土匪很容易影响起义部队，他们让什邡的十六兵团不要起义，反攻我们，又派人到彭县的九十五军策反。这样一个土匪头子，当然是我们要对付的首要对象。这一次我们还动用了起义部队(十六兵团的两个师)，叫他们从绵竹那里合围，我们的部队从灌县、彭县、茂县去合围。合围比较成功，到了6月26日，就把这股土匪打垮了，赵洪文国就跑到山里头去了。
　　赵洪文国哪里受过那样的苦，吃的不行，住的不行，又不得安宁。土匪婆命令两名部下给她弄个滑竿坐上，抬滑竿的慌慌张张地把老太婆摔了个大跟斗，老太婆痛得不得了，也顾不得了，爬起来就跑。要是平时，当兵的把她摔了，那还不打死。她在和她一起的叫宋桂名的医生帮助下，跑到一个叫余华富的农民家里，逼着农民不许声张。我们开始大规模地搜查。起义部队三○四团1营1连连长叫何建基，他们连把赵洪文国搜到了。一看她不像是当地农民，穿着也不同(当地农民穿不起那些衣服的)，心想肯定是土匪婆，拿出照片一对照，果然是她。一搜身就把蒋介石任命她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任命书、私章等都搜出来了。她看跑不脱了，但很快发现这个何建基是起义部队的，就鼓动他说:“我们过去都是为党国效劳的，现在有困难了，你放了我，以后我们得势了，好共同为国家出力嘛。”何说:“我现在起义了，我是人民解放军，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我绝对不会放你的。”这样就把她押回来了，由十六兵团交给军区政治部。公安部指示把她给囚起来。后来怎样枪毙了，我们当参谋的不知道。这个起义部队立了功，我们军区还给那个师发贺电，给三○四团1营1连每人奖励了一条毛巾。一条毛巾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全体指战员们都感到很荣耀。
　　1950年2月27日―3月4日，六十军五四○团、五三六团、工兵师、眉山军分区、七十二团，全部在温江、新津、华阳、双流之间的五县两场剿匪，打的是李泽儒。李匪共有2030人。我们一下子把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打死了150多人，俘虏了1800多人，李泽儒被俘，这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行动。李泽儒是在人民公园开公审大会镇压的匪首之一，同时还有夏斗枢等7个匪首。
　　1950年3月9―12日，第七军十九师在金堂消灭了一个名叫蒋正南的匪首。蒋在陕南就是土匪，我们进军四川时，他带着土匪部队从陕南跑到川北，在那里占了三四个县的地盘，嚣张一时，闹了一阵子，最后没有闹起来。他后来跑到金堂来，十九师消灭了他1331人，把他也打死了，整个股匪就彻底完蛋了。
　　1950年3月30日―4月5日，我们六十军的五三六团、五三七团、五三八团和灌县的主力团，歼灭了一部分宋国太的土匪。宋是一个老土匪、老惯匪。其人数不多，总共只有500多人，我们歼灭了他300多人。川西大暴乱的时候，他带着他的500人出来，当时就被消灭了200多，这次又把他300人消灭了。可是这个老惯匪跑掉了。据说是跑到懋功(今小金)去了，但是打懋功的时候没有找到。有的说被打死了，但未见尸首，没有发现下落。
　　我们打宋国太还有一些趣事。在宋国太盘踞的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瘟疫，死人，不是这家哭，就是那家号，一年四季没有断哭声。我们去后，先把村子扫得干干净净的，群众病了，我们就给药吃。有些太苦的没有衣服穿，我们还送一点。我们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后，慢慢没了病号，不死人了。老百姓说，是神来了，天上的菩萨来了。我们解放军在那里说话很管用，老百姓没有不听的。我们清剿宋国太，有个人说，你们找不到的，就是宋国太从你们对面走你们也不认识，你们派那么多的部队是找不见他的。我们听后，觉得群众说得有道理，把部队撤了一部分，就发动群众隔离宋国太。宋国太的家就在卧龙的三江。当时群众发动得很好，没有给土匪送信的，没有跟土匪走的，没有抢人的。
　　后来就转入净化阶段，这个阶段从3月下旬开始。主要是捉了黄光辉。黄是川西叛乱的主要土匪头子之一。我们把黄光辉的队伍消灭后，他跑了，跑到哪里，我们不清楚，一直没有抓到。后来他又跑回来了，躲在他亲戚家里头，被我们部队的侦察连侦察到了。可当派了十几人去捉他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搜遍了，就是没有人。清清楚楚他就在这个屋子里头，但都找不到人，大家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大家仔细看、慢慢查，发现他在粪池里泡着，只露了个鼻子和眼睛。把他弄起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就押走了。后来被镇压了(是和夏斗枢一起被枪决的)。
　　建国初期的头两年中，川西地区共歼灭土匪约十万人，把川西地区的大小股匪基本上剿灭干净后，社会秩序才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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