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丰碑 不朽的丰碑朗诵
时间：2019-02-19 05:31: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左倾”占上风 1932年1月9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取得中央领导地位以后，片面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武断地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号召白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为了贯彻上述决议，夏曦领导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于1932年1月22日在周老嘴召开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成员有夏曦、贺龙、万涛、杨光华、杨成林、崔琪等九人。
1月22日下午，夏曦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在讨论这个报告时，万涛、潘家辰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工作，尤其是红九师北上，江南失守以及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等责任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到会的127名代表表示响应，“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夏曦提出一系列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工作中侵犯中农利益，杀掉地主全家，富农赶出苏区，又如军队改编问题，处分整个红军，打新口时遣散伤病员及地方干部等等。夏曦处境十分孤立，坐在台上“象死人一样。”
大会进行到第三天，中央代表到了洪湖，会议情况发生急剧变化。中央从左倾冒险主义立场出发，否定了万涛的正确意见，决定给夏曦更有力的支持，派人来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任红三军政委。
第四天的大会上，一位同志首先发言，竭力为夏曦的错误辩护，指责万涛、潘家辰等人，说向中央报告夏曦的问题是错误的，红九师北上是错误的，红三军南下是一贯错误，“起了很坏的作用，把正确的东西全盘否定了。”接着中央代表作了很有力量的讲话，把以万涛为代表的广大干部对夏曦的批评，一概说成是“反国际、反中央正确路线”，是“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客观上帮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忙。
突如其来的变故，多数人懵了，潘家辰当场晕倒在地。在中央代表所作的结论的高压之下，许多省委负责人作了支持夏曦的发言，大多数同志也慑于中央的结论沉默下来，少数人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以及庄东晓。
这样，大会接受了夏曦所作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报告及其结论。这个结论首先肯定了中央分局成立后的“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的“成绩”;其次，指责万涛、潘家辰等是“立三主义者”，“邓中夏的信徒”，“是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作复仇的斗争。”这样，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便被夏曦等少数人以大会的名义和声势压了下去。
1月27日，大会通过并由中央分局审查批准了《政治决议案》，完全接受了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并积极推行王明中央下达的具体任务。这个决议还进一步肯定了1931年提出过的所谓以最大努力和湘豫皖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京汉路，会师武汉的方针，并把它作为湘鄂西苏区的基本发展方向，从而跨出了湘鄂西苏区失败的关键一步。
不仅如此，《政治决议案》还以“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与反中央分局的斗争”的专题，对万涛进行指责:
万涛“当时过分估计襄北敌情而主张军事冒险的行动(如紧急会议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决定)，继而把向外发展搞成是逃跑右倾不去，提议加强红军政治工作和用尽一切力量去争取新的军事胜利，加强苏区工作，加强灾民工作以力求苏维埃运动之发展，这完全是把巩固苏区看成是庸俗的保守主义。而且万涛同志不去在党内揭露自己领导的红九师脱离苏区的错误，不去在党的扩大会议反对‘中夏路线’，反而以为中央分局的领导者是右倾逃跑，将党的巩固苏区反对右倾的正确口号用来作为攻击中央分局的旗帜。万涛同志以领导工作者的地位在自己的影响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采用两面派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与中央分局相对立，团结了反党分子用种种谰言动摇党和红军的领导，把军事秘密当成街谈巷议，间接的帮助反革命的活动。大会认为反中央分局的斗争与对中央分局的错误的批评，完全是两回事。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作复仇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辰等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的表示是很不够的，万涛同志没有承认他这些错误是右倾的，没有揭露他用两面派的手段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小组织活动是帮助阶级敌人的行动，没有能反对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与有系统的反中央分局的斗争。……”
《政治决议案》对省委扩大会和省委工作的再认识，则是“没有能够同万涛同志的反党错误作坚决的斗争，反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严重的错误。”而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万涛“没有能在原则上揭露”和“给予严厉的无情的打击，这是严重的政治之错误”，“客观上帮助了万涛和他的主张的影响。”
至此，夏曦等人倚仗王明中央的支持，打击了万涛、潘家辰等一批好同志，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了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苏区的领导地位，为全面、深入地贯彻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和气势。
铁肩担道义
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下，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湘鄂西省委。由于万涛在湘鄂西苏区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威望，万涛仍被选为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
大会以后，湘鄂西党内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号下，开始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倾向”斗争，各级党、团组织层层召开各种会议，批评万涛和潘家辰、庄东晓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万涛在政治的淫威面前，一言不发，拒不承认自己有什么严重错误。
1932年4月3日，共青团湘鄂西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也大张旗鼓地讨伐“万涛同志企图用两面派斗争来掩盖他右倾的实质，反对中央分局的正确领导的错误”。
面对这些诬蔑和打击，万涛忍辱负重，毫不气馁，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兢兢业业，担负起省委宣传部的全部工作，并负责出版《洪湖日报》，“内容有时事，政策宣传、土地革命和生产救灾消息，文艺(歌谣、民间故事、讲演台)等，”万涛强调“文章和消息要简朴有力，民众欢迎。”
1932年夏，蒋介石调集十万军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湘鄂西苏区发动第四次大“围剿”。
大敌当前，本来一切内部矛盾都应暂缓不究，集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而夏曦却在关系苏区命运攸关的重要关头，发动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湘鄂西大规模的肃反运动。
1932年4月，夏曦控制的省军委主席团发出了《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捕风捉影地说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部队捣乱。依据这种“左”的观点，加上夏曦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家长式的恶劣作风，1931年11月的省委扩大会和1932年元月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上的争论，便成了“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
1932年6月19日通过的《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和纠正肃反中错误的决定》写道:反革命“更加紧活动最明显的是去年省委扩大会议，反革命派别与党内个别的机会主义的领导者万涛同志向国际路线的中央分局进攻。”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夏曦加紧肃反部署，改组了省政治保卫局，成立了由他直接控制的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军事法庭，不要贺龙参加，大搞逼供、严刑拷打，步步株连，一大批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被错误地当成改组派、第三党、AB团、托洛斯基分子投进监狱，“反革命”之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慑于万涛长期在湘鄂西苏区建树的功绩和在党内、军内享有较高威望，直到1932年7月上旬，夏曦仍未敢贸然向万涛下手。在1932年7月8日夏曦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称万涛为同志，尚未将万涛划为“反革命”行列。
随着肃反运动的无限制扩大化，肃反成为湘鄂西党和军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夏曦认为省委以及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大多数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都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嫌疑分子”。自然不会放过他早有成见的万涛。
英名千秋传
为了从政治上搞垮万涛，夏曦制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声称1931年5月牺牲的周逸群，因在根据地问题上与中央代表夏曦不能相融洽，“坚决将反革命领导责任交给万涛，而本人以假死为名脱离苏区，到白军中帮助围剿苏区和红军。”
不仅如此，夏曦控制的革命军事法庭，还无中生有，捏造周逸群到白军后曾给万涛三次通信:
“第一次则为，‘余已同李觉(何健部下的师长)面语，当求他作为保证，伊已允许，当不许即可活动，你们在内部要耐心，主要是设法赶走夏曦。如不可能时，我们另有办法。’第二次则为‘我已会过蒋校长，具体事情不久可就。’第三次则为，‘已随徐源泉部队，我们一切更有办法’等语。”
在这卑劣的谎言面前，万涛被捕了。
他们以各种名目对万涛实施摧残，并编造了各种谎言进行诬蔑。他们一会儿说万涛是反革命改组派的书记，一会儿又说万涛是改组派、第三党、AB团、托洛斯基派、罗章龙右派的“联合省委书记”，一会儿又说万涛与柳直荀、潘家辰组织了“中央办事处”，一会儿又说万涛是“反革命高等坐探”。他们还煞有介事地让人在法庭上与万涛进行所谓“对质”。在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面前，万涛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威武不屈，不折不挠，拒不承认夏曦编造的一切不实之词。最后，夏曦等人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联合省委书记究竟是谁还未十分确实……
然而，他们害怕万涛继续向他们的倒行逆施作英勇的斗争，不敢释放万涛，相反，在敌人向洪湖苏区进攻的隆隆炮声中，残酷地将万涛杀害于洪湖瞿家湾青龙坑。
这年，万涛才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贺龙在前方听到万涛和柳直荀遇难的噩耗，便质问夏曦:“他们创建了苏维埃政权，为什么要反对苏维埃政权?”夏曦无法回答，只好诡辩:“正因为他们创造苏维埃，所以才反对苏维埃！”贺龙咆哮道;“奇怪的理论！夏曦，工农兵学商你―齐杀光！”
继万涛遇害之后，潘家辰、戴补天、尉士筠等一大批湘鄂西党政军的领导骨干也倒在了肃反的血泊之中。湘鄂西苏区仅这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一万多人。
8月31日，周老嘴失陷。
9月3日，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省委所在地瞿家湾失守。此时的夏曦，仍将断送洪湖苏区的罪名，摊在周逸群、万涛头上。而由周逸群、贺龙、万涛呕心沥心创建的红三军，不得不离开洪湖根据地，进行漫长而艰苦的转战，在渝鄂湘黔边区的崇山峻岭中无目的地流浪。到1934年与红六军团会师时，曾拥有3万多人枪的红三军，仅剩下四千余人……
1983年11月5日，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以当年洪湖苏区的支持者身份和在中国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资格，再次重返洪湖，并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洪湖精神就是
培养无坚不克的
真正的人，
帮助一个新国家
摆脱天灾人祸站起来!
万涛同志无愧于伟大的洪湖精神。人民将永远缅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