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县七君子案】1926年万县惨案向不争
时间：2019-02-21 05:30: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30年代，由于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方针极为反感，全国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尤其激烈，发生了若干引起全国轰动的大事件，其中救国会的七位领导人沈君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史良被捕的“七君子案”就是一例。与此同时，四川万县一些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也横遭迫害。这些人中，有七人或者被捕，或者逃亡，被人们戏称为“万县七君子案”。这七人分别是：贾希一、吴昌文、余治民、刘建国、杨洁清、范淑贞和我。七人中有五个是我的好朋友，另一个与我认识。
“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叫贾希一。
“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全面爆发，万县也成立了各界抗日后援会，只是这样一个官方的组织，显然不能满足各界人士抗日的愿望，于是各行各业又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救亡的团体。首先是以《万洲日报》发起的、由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的万县市文化界抗日联合会，领导者大都是早年的共产党人。我在这个联合会的宣传组任副组长，组长叫贾希一。他1907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立山场的一个破落世家，与朱德是同乡。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补充团任中尉排长、第26师司令部任中尉副官、第24师司令部任上尉副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贺龙的上尉侍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队长，负责起义部队领导人的保卫工作。1931年，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我党的情报系统遭到重创。贾希一奉命参与恢复、重组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从此在董必武、徐特立、李克农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开始隐姓埋名做地下工作。他曾经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做过侍从副官，还以各种身份深入到国民党的军界和政界，屡建奇功。1935年，贾希一以新四川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在重庆进行秘密活动。这个时候，白区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四川也不例外，只有新四川通讯社还有党的关系，还在继续开展工作。贾希一是这个通讯社的社长，陈养山与陈克寒分别做编辑和记者（陈养山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克寒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和市委副书记）。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搜集了国民党和四川党政军的大量情报，如蒋介石的军事动向、军力配备及国民党军队与四川地方军阀派系的斗争内幕等。贾希一还指派他的女搭档刘一平以华蓥山游击队领导人陈联诗（又名诗伯）的服装店为掩护，为华蓥山游击队运送军火及被服；还计划策动一些地方军队起义，配合诗伯的丈夫廖玉璧在华蓥山建立起一个游击根据地。据后来刘一平说，他们还将这些情况向中央特科的领导徐特立作过汇报，徐特立同志很支持他们的计划。可是不久，廖玉璧同志牺牲，游击队员们被迫分散隐蔽，该计划未能实现。
这段时间，我父亲林佩尧也在重庆，参加了新四川通讯社的活动，还经常给我寄来一些通讯社的稿件。不久贾希一在重庆暴露，转移到了万县，住在他妻子的娘家。那时贾希一不过三十来岁，人长得很英俊，加上思维敏锐，头脑清醒，对人热情，说话煽动性极强，很快成为万县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当时我心目中的偶像有两个人，一个是后来成为我的岳母的女英雄诗伯，另一个就是男英雄贾希一。我常常与贾希一一起去监狱里看望诗伯，贾与我父亲都叫她诗姐，他们谈话的声音很小，还用些隐语，我不大听得明白。后来贾希一告诉我，说他想通过国民党上层的关系，把诗伯营救出来，可是诗伯不同意，理由是华蓥山游击队早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她自己也是早就上了特务黑名单的人，要是敌人知道了这个被关在万县监狱里的女教师陈联诗就是他们到处都找不到的华蓥山女“共匪”陈玉屏，不但会弄巧成拙，还会连累帮助过自己的一大批人。
我与贾希一组织一些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成立宣传队，经常沿街贴标语，喊口号，唱救亡歌曲，演街头戏，把整个万县市抗日救国的气氛搞得浓浓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万县的二马路平平电影院做宣传，原本只能够坐六七百人的电影院，那天来了一千五百多人，很多人站在那里听。开始学生们唱了几首抗日救亡的歌曲，接着由贾希一作时事报告。他说到日寇在沦陷区的暴行时声泪俱下，接下来又揭露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反而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爱国运动，讲得声嘶力竭。听众在他的带领下不断高喊口号，整个电影院人声沸腾。就在这时，有人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说贾的妻子生孩子了，要他赶快回去。我写了一张条子递给他，谁知道他看了条子就像没有看到一样，继续高声演讲，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看没办法了，只好自己跑到街上去买了两斤红糖、三斤鸡蛋，急忙赶到他家里，才知道孩子已经下地了，而他家里什么都没有。我赶快把鸡蛋煮好，放上红糖给他夫人端到床头，也算是给月母子吃了“定心蛋”，同时安慰贾夫人，说是贾希一有点事情，办完了就回来。若干年以后，我与他夫人和女儿再谈起这段往事，贾夫人非常感慨地说：“贾希一一辈子为了革命不顾家庭，哪个女人跟着他都是吃不尽的苦。”
贾希一在平平电影院演讲后不久，突然就不知去向。我急了，到处打听，最后找到了贾希一的叔叔贾罕西――他当时在国民党政训室工作，与我父亲很熟，这才知道贾希一被关在万县高笋塘国民党中央军第10军军部，罪名是“汉奸嫌疑”。
我来到军部的高墙外，不敢找门卫打听，只好沿着墙外一路喊着他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号――怀湘叔。头天我沿着墙外喊了一圈，没有动静，第二天我又去，站在一栋楼房外面喊了一阵，突然发现在第三层楼上有人伸出头来，我一看正是他！他没有说话，只是暗示我等一下，就把头缩了回去，不一会用一砣泥土包上一张纸扔了下来。我拾起来一看，是叫我于第二天上午十点在楼房左边的厕所外面等候。第二天，我按时到了他指定的地方，咳了一声，他就从厕所的墙缝里塞出来一张用练习簿写的长信。信上说审问他的时候以为他是共产党，结果一听说他与国民党重庆行辕有关系，就没有再追问，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放出来。从信上看，他的情绪不错，说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话，还鼓励我们继续战斗。我拿着这张纸条，高兴得不得了，回去就组织了一批学生前往交涉，我自己则以各界代表的身份找到政训处的秘书周承林说理，可是没有结果。不久，第10军转移去了湖北沙市，将贾希一一起带走，直到第二年的10月，才将他释放。贾希一解放后因为“历史复杂”被打成了“右派”，死得很惨。
“万县七君子案”中的吴昌文，是我父亲的朋友。吴昌文是四川梁山（今梁平）人。1924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党。曾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一直在团中央负责交通联络和刊物的发行工作。1932年，他被团中央委派到江西中央苏区领取活动经费，同行的两个交通员被敌人杀害，他与薛子键（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装成传教士，才得以蒙混过关。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正值国民党的第四次大“围剿”，面临着敌人的步步进逼，他带着部分受伤的儿童团员撤退到洪湖中。很多儿童团员被敌人的炸弹炸死，他自己领着两个孩子泡在血腥的湖水中，靠着芦苇管伸出水面呼吸，潜伏了整整四天四夜，才被渔民救出。这个时候，他和两个孩子已经极度虚弱，身上的皮肤都被泡掉了一层，经上级批准，回到万县他姐姐家养病。1934年夏季，红军打到川北，他约了一个叫余治民的人，一起到川北去找红军。这个余治民，曾经是国民党第１９路军大刀队的队长。第１９路军因为积极抗日，与共产党的关系很不错，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都是共产党员。贾希一就曾经在第１９路军搞过广播工作，与余治民很要好。吴昌文与余治民到川北去找了一大转，由于没有找着神出鬼没的红军，只好再回到万县，和我们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贾希一与我在前面打冲锋，余治民与吴昌文两个人在背后出主意做参谋。吴昌文是学美术的，刻传单、写美术字的活儿都由他承担。就在贾希一被捕后不久，国民党政训处又找了个罪名把吴昌文也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最后吴昌文的姐姐找人说情，送了好多的“包袱”，吴昌文才被取保释放。
“万县七君子案”中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刘建国，湖北宜昌人，曾经是川北“红灯教”的头目，“神兵”的首领。他身材魁梧，“匪气”极重，曾经独自一个人跳上川江中一艘轮船抢劫，不但抢了旅客的银钱，还缴了船上护航队的枪，然后乘一艘木筏扬长而去。刘建国自称有“刀枪不入”的功夫，我们常常在他家里听他神侃，侃到高兴处，他递给我一把菜刀，然后亮出肚皮，让我用菜刀去砍，用多大的力气都行。我虽然有过“飞天蜈蚣”的绰号，却终归是良家子弟，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抡起那把雪亮的菜刀，麻起胆子砍了两下，只觉得他那肚皮就像弹簧一般，那刀一挨上就被弹了回来，肚皮一点损伤都没有。我狠了狠心，加大力气再砍，谁知道用力愈大，弹得愈厉害。刘建国看我战战兢兢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自己的肚皮说：“林老弟，你不行，你虽然笔杆子厉害，却是一副菩萨心肠。”他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我这肚皮里鼓的都是气，你硬砍怎么行？其实你只要一拖刀，我就完了。”
刘建国好像也是在街头宣传中认识贾希一的，很快也成了贾希一的崇拜者，在我们的劝导下决心改邪归正，和妻子一起在万县街上做起了挂面生意。他卖的挂面头天捞起来放到第二天再下锅热来吃，照样利索，不腻不糊，所以生意很好。刘建国常常把挂面摊子交给老婆去管，自己积极参加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经常送些挂面给我们这些单身汉加餐，还接济贾希一。贾希一被捕后，有消息说国民党的县党部到处在打听他和余治民的下落，他便与老婆半夜逃走了。不久，余治民也逃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两人的音信。
在这个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救国会“七君子”被释放。消息传来，我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由救国无罪而谈到目前的抗战》的文章，揭露国民党执行的“救国有罪，抗日有罪”的反动政策，以“光头”的化名，在《万洲日报》上发表出来。
事隔不久，我的一个朋友杨洁清被捕了。杨洁清是重庆附近长寿县的人，他的叔父杨公达，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杨洁清比我长几岁，是个大学生，性情急躁，也是个很激进的理想主义者。他与长寿地方上的土豪关系恶劣，被人告密，说有共产党嫌疑。他只好跑到我们云安镇，躲在滴水寺那个庙子里，帮着编写佛学刊物。那时我在云安镇河北小学教书，与他认识，常常听他海阔天空地吹牛，觉得他的知识面很广。我到《万洲日报》后，他也来到了万县，因为生活没有着落，就来报馆找我，由我介绍到报馆收电讯新闻稿，也和我们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有一天，他在街头宣传结束回报馆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抓去了，关进了国民党市党部隔壁的一个小房子里，说他煽动群众，为共产党作宣传，诋毁国民政府。特务审问他，说是你们报纸上常常有一个叫“光头”的人写的文章，煽动群众起来反对蒋委员长，这个“光头”住在什么地方？杨洁清灵机一动，说我只知道南门河边街上有一个“光头剃头铺”，我常常去那里剃头，不知道那个叫“光头”的老板，是不是你们要找的“光头”，你们去查一查就知道了。杨洁清很快托人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我立即从报馆的宿舍转移出来，找了个关系住进了刘湘的警备区司令部。我不知道后来特务查出真相没有，可是即使他们有这个本事，也不敢到警备区来抓人。我躲了几天，见没有什么动静，又大摇大摆地出来了。杨洁清不久也被放了出来，被送往延安陕北公学去学习，后来被党组织派往时任国民党军师长的张知侠（即电影《佩剑将军》的生活原型）处当秘书，派上了大用场。
“万县七君子案”中还有一个女的叫范淑贞，是万县市一个国立小学的校长，也是个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贾希一被捕之后，特务开始大抓我们的人，我们通过关系，也赶紧把她送去了延安。
就这样，特务们列上黑名单的七个人有三个被抓，四人逃脱。由于局势的变化，连“国家级”的“七君子”都放了，还在法庭上把国民党当局驳斥得狼狈不堪，万县的“七君子”当然也就没事了，被抓进去的不久也放了，没有被抓的则长期“逍遥法外”，大摇大摆地活跃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