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故事推理大师5人本 “文革”荒诞剧二幕
时间：2019-02-21 05:31:2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我命名了一个气吞山河的组织 1967年与1968年之间，“文革”方兴未艾，我其时不过一介十龄童，套用明末先祖张宗子的话来说即好交游、好热闹、好劲装、好嬉戏、好美食。唯止不敢称好声色，因尚处混沌。年龄小，没有直接参与对社会的破坏，但用我们当地长辈的俗话形容“十处打锣九处有”，故见证了小城“文革”荒诞历史的许多细节。
有一天春日载阳，可称芬芳，我家所在师范学校篮球场边上，几个“文革”以来崭露头角的红卫兵头目在那儿碰头议事。我与另外几个小孩作为并未被邀请的代表列席，倾听他们的见闻与想法。当时他们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要“做大做强，团结整合”――这虽是今天办企业的行话，但放到当时，一样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中间有人前不久从成都观摩取经回来，深感红卫兵组织的波澜壮阔，在成都各高校学生联合成立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四川大学已有“红卫兵八二六部队”（简称“八二六”），就编制来说，全是司令统帅级别。据说某“部队”的一位女政委走出来，警卫班人员已超过了正规部队高级别副政委的警卫数量。而且使用的轻型武器，全是由革命部队“提供”的最佳装备。“见贤思齐”，我们这个小山城的青年学生们，也不肯被遗忘在大山一隅。“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谁个热血青年又肯落伍于时代呢？所以当时本地最高学府师范校，实行红卫兵长征串联归来，成立革命组织就已达数十家之多，名称驳杂，纷呈异彩，如什么“从头越”、“全无敌”、“云水怒”、“东风”、“惊涛”、“战斗”、“永向前”等等；最大的组织麾下拥有数百人，最小的组织在一名炊事员家中，成员就是他自己的家庭成员，组织名称就用粉笔写在他家的门上与窗上，也还作古正经地打了旗帜，佩了袖套。
必须要团结起来，才能壮大声势，随时准备迎击山外反革命组织和复辟势力的来犯。我看到各组织红卫兵领袖代表达成了共识。有一位后来成为大组织头目的代表还引用江青的话，似乎就是那句“文攻武卫，保卫新生红色革命政权”。现在政权差不多都交在红卫兵小将手中，是联合起来的时候了。
联合组织取个什么名字呢？他们想了许多，如“岷山雪”、“战草地”、“数风流”之类，后来任联合组织政委的某“领袖”俯首沉思片刻说，我们还是应学习成都的红卫兵战友，直接打出我们的招牌，让别人一听就知道我们的地理位置所在以及组织性质。于是大家又动脑筋，有一个嚷道：“�，就叫XX校红卫兵大部队好了。”另一个道，还是叫兵团响亮些，因为兵团的编制据说是几个联合部队。那位沉吟的头领又想想说，叫兵团固然气势大些，但现在叫兵团的组织已颇多，例如有名的保守派产业兵团就把名声搞臭了。况且我们这个师范校，在山里虽然是招牌大，拿到山外去，不过是一小群人。我看从精兵强将的角度考虑，还是叫部队好些。
那么，叫什么部队好呢？“革命”、“红色”、“八一”、“一一二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都不够确切。简单叫个红卫兵部队，又有些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嫌疑，况且“红成”眼下已堕落为新保守派，在成都，正与“八二六”发生武斗。在重庆，也有叫“反到底”的红卫兵组织攻击“红成”。
他们挖耳搔首，莫衷一是，显然被名称难住了。我其时作为并不被邀请的列席旁听者，恰好数日前看过一本解放军野战部队的连环画，就脱口而出提议道：“大家都是山里边的人，你们不如就叫个红卫兵野战部队好了！”
一语既出，鸦雀无声，继而是几位头脑重复我所提议的名称，若有所思。那个以后任政委的领袖眼睛渐亮，率先拍板：“好！这个名称好，非常好！红卫兵野战部队，简称‘红野’！”
我在不经意间为日后当地最大的一个红卫兵组织提了一个响亮名称。这个“红野”，以后在当地家喻户晓，甚至在全省也小有名气。而几位发起人，分别担任了司令、政委、团长等一类要职。我虽十龄童，不被重视，但立名有功，被允许随时出入司令部，继续列席旁听兼义务写标语。作为奖励，我父母所参与的一个由七八位教师组成的小组织“云水怒”也被纳入“红野”部队，而此前最大的一个组织“东风”是一直严拒他们投奔旗下的。理由只有一个，都是臭老九。
对此，那位政委比较有水平，面对责诘，他沉稳地说：“亲自参与过红卫兵大串联，他们又都宣誓革命。战争时期要收编敌军，我看几个老九加入进来也翻不了船的。”现在我还记得包括我父母在内几位教师加入“红野”时欢天喜地的样子。
“红野”成立后第一个战略任务就是挥师县公安局静坐绝食，人潮封堵住公安局大门，水泄不通。我本来是去看热闹，结果陷在里边出不去，在小帐篷里呆了三天两夜（当然并没真绝食）。现在还记得公安局长面色苍白登台与红卫兵对话的样子。当时红卫兵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武装起来，保卫新生红色革命政权（后来抢劫军火库一节，详见2005年5期《龙门阵》所载拙文《小城故事多》）。
以后，造反的行为更加剧烈，我这个十龄童已不能再接近与列席，甚至对他们望而生畏了。
“红野”壮大发展后，不再有人提起它的名称由来。只有我偶尔偷着乐，自以为得意之笔。
现在回首，不过荒唐闹剧一场。不但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就是红卫兵领袖自己，也荒废了学业，影响了前途，青春也被耽误了。
第一个被发展的小“八二六”
在“文革”初兴时期，红卫兵起来造反，揪斗领导、老师。有一位姓岳的学生干部，身长七尺，仪表堂堂，是一位有几分滑稽天赋但很本分的学生干部，他对此想不通，看不过去，还出面阻拦。这下捅了马蜂窝，红卫兵决定揪斗学生中的“走资派”，选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位岳某人。有天我亲自见到他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篮球架上，鼻血也被打出来。但他死不认错，而且嘴还很硬。于是他被划入牛鬼蛇神之列，与老一辈“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同接受劳动改造。拉粪车时，他赤足光膊拉中杠，让昔日的领导和老师拉“飞蛾”（两边），实际上就是他一人在拉车，其余人跟着跑。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不失滑稽成分，口角含笑，还唱山歌。
过了一段时间，红卫兵们“外调”归来，实在找不出岳某做坏人的理由，因为他家庭出身是出奇的好，不仅三代贫农，而且家中还出过革命烈士。所以他又被“解放”出来，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逍遥派”。精力充沛，总得发泄，于是他成了我们一帮小孩的孩子王。打篮球、游泳、上山捉鸟、下河擒鳖，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但不久传来风声，说红卫兵组织认为他“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甚至有内奸嫌疑，意思是还要将他打成牛鬼蛇神，甚至不排除捉入监狱的可能。这下他笑不出来了。我见他开始变得沉默，有时候二胡拿在手中，半天没出声儿。有一天，一个令单位震惊的消息传开：岳某人失踪了。
他的确是失踪了。寝室里任何东西都没拿走。红卫兵组织派人四下追寻他，但杳无消息。有头目怀疑他“畏罪自杀”，责令“牛鬼蛇神”们涉入河中打捞尸首，仍然一无所获。随着“文革”向纵深发展，目标转移，这个姓岳的逍遥派也就被大家渐渐遗忘了。
过了一年，大约是1968年的一天，我因找不到玩伴，独自在某单位门前的石滑梯上磨裤子，突然看见一个高高长长的人自山坡由下而上迎面向我走来。他一身劲装，佩戴的标志显然与我们本地造反组织有所不同，目光炯炯、口角含笑，身上背着一个大大的绣着“红太阳”的黄挎包。天啦，那不是岳某人是谁！在全世界都以为他消失了的时候，他却精神抖擞地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了。
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岳某人却先叫住我，还举手向我虚晃一下，像是行军礼。我见他佩戴的袖套上，红底白字，分明写着“八二六”三个为时人熟悉的数字。果然，他神情郑重地对我说：“XX同志，我现在是四川大学红卫兵八二六组织的特派员。这次回来，我是专门来燎原革命烈火的。”
当时成都“八二六”组织声名如雷，威震全川，那“八二六”三个字，不知是毛主席专门写的，还是从他老人家手迹上拓下来的，反正极有特色。在我怀疑岳某人是人是鬼，以及有没有神经病时，岳某人已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了他这次回来的政治任务。按说，他发展组织与我一黄口小儿并没有什么关系，不，他说，他首先是要组织一批小“八二六”，作为先头卒子，因为小“八二六”们比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还要更早，从某种意义上说小“八二六”的战斗作用，比大“八二六”更重要。
一则他善于鼓吹，二则我本来就对“八二六”声威十分景仪，糊里糊涂当场就同意加入他的组织，他十分欣慰地说，你是我们在本地发展的第一位革命战士。他要我迅速将玩伴召集起来，听从他的指挥。他当场就颁发了一枚“八二六”红袖章给我，亲自用大头针为我佩在手臂上，令我激动得心紧。他吩咐我的第一个具体任务是带人用粉笔四处书写“八二六”三个字，大肆传播。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先在瓦片上粉书，然后直接往人的背上盖印，印了就跑。这还得到岳某人的表扬，说我们有创造性。
岳某人这次回来，河山依旧，形势已变，再没有人追究他所谓历史问题了。反而因他有特别的身份，都对他有些敬畏。我亲自目睹他与当地最大组织会谈，劝说他们归入“八二六”，只因某些条件没谈妥，事才没成。
我帮助发展的小“八二六”战友当然是我身边最要好的玩伴，那时大家革命心切，一听有人要我们小娃儿也加入组织，二话没说就报名参加。居然一周不到，人头攒动，已有成员一百余人，还占据了一间空教室做司令部。派选小司令，岳某人没有派我，可能他认为我匪气不够，他挑选了一个好打架拳头特硬的大孩子，而口头任命我为文书（他自己任政委）。除了写标语散传单外，小“八二六”的任务居然也像大红卫兵一样冲击政府机关、揪斗牛鬼蛇神，把已经打倒的人再次揪来批斗（包括与他同拉粪车的当权派）。批斗间，岳某人解下腰间皮带狠抽挨斗者，下手之狠与从前的他判若两人。那个小司令更想得出来，他责令被打倒的学校书记每日必抓200个活苍蝇，否则脱了衣服用藤条沾清油打背，或者通宵令其“坐喷气式飞机”。往下发展，更危险且残忍的游戏又做了出来。而且小“八二六”组织已远不止小孩，街头流氓地痞多有混入，趁火打劫，报私仇。那时岳某人上街，身后簇拥，俨然已是一个大人物。
我早就萌生退意，家长也不许我再出家门参与打砸抢，所以我在组织成立不久即告退出。我退出时，岳某人已不及注意到。我这个组织的第一位参与者甚至是发起人，就这样销声匿迹了。与我一同退出的，还有一些家教较严的玩伴。但那时岳某人已全不在乎几个毛头小孩了。他已开始筹备大“八二六”。
惜乎形势发展，风云变幻，“八二六”组织逐渐瓦解，各地纷纷代之成立革命委员会。岳某人还来不及做大做强，就再次风闻要以阶级异己分子罪名逮捕他，于是他再一次从小城逃之夭夭。
“文革”过去，时隔多年，我才知道，岳某人浪迹结束，回到家乡做了一位平凡的小学教师。他任劳任怨，忠于职守，长于拉二胡、弹脚踏风琴领唱与篮球比赛，又回到了从前本色厚道的为人。“文革”对于他，大概也是一场荒诞之至的噩梦。
（责编〓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