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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意志的枷锁_思想的枷锁

    时间:2019-02-26 05:42: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要】胡适作为新文化的领军人物,率先向中国的旧道德发起猛烈炮火,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能忍受和一位小脚太太共度一生,从胡适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文化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这种结构既表现在胡适骨子里的儒家道德,又表现在由封建文化造成的普通民众的愚昧与不自知,再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脆弱性,这些因素构成了矛盾的“胡适现象”。
      【关键词】胡适;婚姻;封建文化
      
      作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胡适,他的婚姻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骨子中的一种“超稳定结构”,是具有时代局限的属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印痕。透过胡适,我们看到民族历史艰难跋涉的进程。
      一、在美国的“叛逆少年”
      胡适1908年赴美留学。求学时期的他浸染了美国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一时期,他还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爱情,这对于已经订过婚的胡适来说,首先就是对自己恪守的中国旧式婚姻的“守常、忠贞、纯洁”观念的背叛,此后,他开始批判中国的婚制以及家族制度,认为中国的“父母视子妇如一种养老存款”,是“何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到美国的第二年初,他就写信告诉母亲说自己在那里可以自由与女友交往,这封信引起了母亲的极大恐慌,母亲致信说准备择吉日将江冬秀娶回家中,算是“出阁”了。胡适虽然回信表示了反对,但此时他心中传统的道德底线开始向他提出了警告,一想起家乡的老母和苦守的冬秀,他就心软退缩了。往往正在与韦莲司谈得高兴,两人都热情澎湃之时,他的脑海中就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老母和冬秀的身影。最终,还是后者占了上风。
      人们对于新思想,理论性的接受,比行动起来容易多了,这是思想的意识与行动的无意识的分别。在胡适的骨子里,这种无意识的控制力就来自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的强大力场的
      包裹。
      二、传统文化的强大力场
      (一)对“孝道”观的妥协
      在中国,国人最讲究的就是孝道了,而对于幼时就接受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胡适来说,他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父亲为他自编的两个课本――《学为人诗》和《原学》主要论述的就是传统儒家忠孝仁义那一套伦理观念。
      而在儒学传统中浸泡如此之久的胡适当然不舍得让自己相依为命的母亲为自己的婚姻而左右为难了,在母亲的压力和自己的良心的自律之下,他终于决定委曲求全接受母亲安排的婚姻了。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婚姻:“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
      (二)儒家的人格修养说
      胡适特别欣赏孔子的“仁”学,而这种人格修养的学说表现在胡适的婚姻中便是“修己以
      安人”。
      1921年,胡适与高梦旦交谈时讲到他之所以不离婚是由于:“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胡适对儒家学说的认同,让他自己成为一个终生“修己以安人”的道德楷模。早在留美期间,胡适给母亲的家信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胡适这种“大义赴难”的决心:“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结婚之说,有时竟破环已订之婚姻,致家庭之中姐晤不睦。有时影响所及,害及数家。此儿所不取。”这可以说是胡适的态度,甚至可说是他提醒自己的座右铭。
      三、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
      鲁迅曾将启蒙者的呐喊比喻成“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中国这种漫长的臣民社会历史使得民众被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所教化,不可能形成真正独立的思想空间,即使成为启蒙运动的群众基础,也不可能是强固的,甚至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帮凶。
      (一)屈从于传统思想及其教化下的民众
      留美的经历让胡适看到自由之婚姻乃国民文明之走向,但是他又深知“从一而终”的操守观对中国传统型女性的深刻影响。这种矛盾的态度使他有时会表现出激烈反传统的倾向,有时又对传统文化表现出“同情的理解”,这种情感与理智、价值判断与历史判断的矛盾集于胡适一身。
      事实上,胡适也不是对自己的婚姻一向逆来顺受,婚礼上与伴娘一见钟情之后,他便下定决心要与发妻离婚,但是发妻手拿菜刀,以命相逼之举使他不得不妥协。
      他知道,中国古代的妇女深受贞操观的影响,离婚给她们的打击无疑是致命性的。事实上,浓厚的封建主义环境反而往往逼迫一个人违反它所标榜的道德,像祥林嫂、爱姑,像王蒙《活动变人形》里的姜静珍,她们对“从一而终”的追求便十分富有“战斗性”。出于对这种强大的文化立场的畏惧,胡适及时刹住了自己的感情阀门,向他的“小脚夫人”投降。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为不幸的一群。他们的价值“着重在思想”,至于思想的声音能否被民众倾听到,能否形成一种社会活动并最终实现目标,则是他们力量之外的
      事情。
      胡适曾经标榜“无后主义”的思想,然而这一思想在母亲这里首先遭到了反对,1919年他的长子出生,这一招牌也随之瓦解。
      “知识就是力量”的西谚没有错,但这力量也只能发生在真正尊重知识的语境中。美国格里德讲的好:西方启蒙哲学家“进入的是一个已做好了一半准备来听他们讲道的欧洲……而中国的模仿者却没有这么好的命运”。胡适的悲哀不仅在于他身处在一个“毫无边际的荒漠”之中,更在于他这个孤独的思想革命鼓吹者想要唤醒人们,却要被反过来吃一顿臭打。用周作人的话说即是:“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而思想道德却是统一的,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要面对的封建文化的“超稳定结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思想上可以成为“巨人”,在行动上却又成为了“矮子”。
      
      参考文献
      [1]蒋介石悼胡适之挽联.
      [2]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8.
      [3]程敏.大漠荒荒:中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团结出版社,1994(第1版).
      [4]周作人.不讨好的思想革命.周作人自编文集・谈虎集.
      
      作者简介:史启菲(1987- ),女,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文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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