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恒河的原野

一、乞丐大军的未来

不久之前，我看到加拿大《环球邮报》的一篇报道，说现在印度人热衷于同中国比较，印度人相信印度大象拥有胜过中国龙的巨大优势。他们说，中国确实拥有更多的出口厂商与外汇储备，但印度拥有更多的亿万富翁。根据是《福布斯》杂志全球巨富排名，印度有36位亿万富翁，人数居亚洲第一，而中国充其量只有三五位。他们说，中国玩具、钟表、计算器、电器价格确实便宜，产量世界第一，但印度的产品质量更高。他们自豪地说：“中国人做的所有东西我们都能仿造，而且会造得更好。”甚至连人口的高速增长也拿来自豪一番。他们说，中印人口是13亿对11亿，但印度人口有1.6%的增长率，中国却只有0.6%。要不了多久，印度就会超过中国。哈哈，真有意思。

最为精彩的是印度外交部长的一席话，他说：“中国是兔子，印度是乌龟，兔子比乌龟跑得快，所以，印度应该向中国学习。但是，兔子跑得那么快，说不定哪天撞到树上，乌龟虽然慢一点，但沉着稳重，不会翻船。”

而印度的工商部长更为坦率，他直言不讳地宣称：“中国将赢得短跑，印度将赢得马拉松。”

真是这样吗？我不禁要笑。

印度是我向往了几十年的国家。最早是我看了电影《三海旅行记》。那还是我念大学的时候，那个电影是印度和苏联合拍的。讲一个苏联小伙子滞留印度，通过他在印度的旅行，演绎印度美丽的国土，悠久灿烂的文化，热情好客的人民。至今不忘电影里的画面，那在恒河里沐浴的虔诚的人群，遍布各地的千年神庙，圣洁的充满凄迷爱情故事的泰姬陵，佛教重地、玄奘曾在那里讲过学的那烂陀寺，以及满大街随意行走的“神牛”……

后来，又看过印度电影《两亩地》《流浪者》，都极受感动，心里又十分难过，为印度的穷人悲伤。难过之后，真钦佩印度能拍出这么感人的电影，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能打动人心。

还有泰戈尔，泰戈尔的诗篇，泰戈尔的小说《沉船》；以及印度对玄奘的接待，玄奘在印度的扬名……都让我对印度充满好感。

我当然希望兔子永远跑第一，要为她贡献自己的一切，但我也真诚地祝乌龟能永远稳步前行，真像部长们说的那样。

在新德里，我感觉这个城市与世界大体上是同步的，现代化的大楼，时髦的汽车，放射性的广场，整齐排列的街灯，有着宽阔草坪的住宅，让我们感到和其他现代化大城市一样的现代。当我渐渐地深入，当我观察得更细一些，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发现新德里并不把漂亮建筑摆在大街两旁，而是根据地理环境安排建筑物。这里一块，那里一块，每一块都在绿树掩映之下，所以，它不像北京的长安街那样宽阔壮观，街道两边的建筑高大宏伟秩序井然，倒像是一个一个花园，再加上绿树丛中不时跑出来的松鼠和鸽子，让人感到自然和随意。据说新德里树林覆盖面积占整个城市的60%以上，这是新德里不同于如今那些现代化大都市之处，也许这更符合人类追求的家居环境吧？特别是老德里之外建一个新德里的构思，犹如老罗马城旁又建一个新罗马，让我们想念老北京的古趣、胡同和胡同里卖东西的吆喝声。

可是，当我们的车开进德里老城时，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也是印度吗？新旧两城的强烈对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印度。

我本来期望着看到历史悠久、古趣盎然的印度古老都城，没想到是那样让人沮丧，那样让人不能忍受。坐在汽车里我都想拉上窗帘。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瘦瘦的妇女，抱着又黑又瘦的小孩向你伸手乞讨的样子。接待我们的朋友嘱咐我们，千万不能好心施舍，因为你给了一个人，就会有几个、几十个抱小孩的妇女围上来，那时车就走不了了。可是女人看你不理她，她就把小孩举到和车窗一样的高处，她指着小孩的嘴，意思是要我给钱买吃的。在那样的眼神下我都无所动作，是不是过于吝啬？印度朋友说，印度有乞丐500多万，你给得起吗？

往远处看，破旧的老爷车，蹦蹦车，人蹬的三轮车，车厢里面人挨人的公共汽车，把大街弄得拥挤不堪，尘土飞扬。公共汽车的门总是开着，任人跳上跳下；三轮车本来只能坐四个人，但都挤着五个、六个，有的坐七个、八个，看着他们双脚搭在车帮外面，说说笑笑，车在飞奔，心里真佩服印度人的勇敢。老德里也好，新德里也好，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

往路边上看，大墙边上一个挨一个的窝棚，几块油毡，几块破塑料布，四角用几根木棍一撑，成千上万户穷人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们在德里这两天是晴天，阳光很好，窝棚的前面、左面、右面就都掀起来了，晒晒里面的潮湿。我特别注意地往里面看，见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更谈不上厕所和厨房。到印度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离开饭店，大街上几乎没有公共厕所，墙角、树下都有人方便，甚至繁华的大街上也有人对着大墙解决急迫的问题。印度人认为这是很正常的。据说孟买有55%的人口是穷人，算下来大约有800万人，他们所住的大都如此。

我问印度导游，你说你们印度这样富裕，怎么还有这么多穷人？他说，印度人太多嘛！再说，做乞丐也有好处，不用受累啊！

印度的乞丐大军举世闻名。孟买最大的清真寺三面临海，风景极佳，但外国人都不愿意去那里观光。因为到清真寺必须步行十几分钟，而在这十几分钟的路上，路两边排满了乞丐，你一走过，两边乞丐一齐伸手。你不理他们，他们就拉你的衣服扯你的手，嘴里还说着你不懂的印度方言。又黑又瘦的脸上露出白白的眼珠，好不吓人！这可能就是我来印度前朋友介绍的“铺天盖地的乞丐大军”。

到了印度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对这乞丐大军有了一些了解。

当然，首先是因为印度穷人多。据曾任印度孟买总领事的袁南生先生的文章说，如果按印度自己的贫困线（1天收入10个卢比以下，约合人民币1元6角）计算，有3亿印度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如果按联合国标准（1天1美元以下）计算，有6亿印度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这是印度乞丐大军产生的根源。

但另一方面，又与印度人的人生观有关。在这种人生观下产生了“乞丐文化”。这种文化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必须以苦行来消罪，所以他们并不以乞讨为羞耻。也正因为此，他们一方面正视甚至提倡行乞，一方面鼓励施舍。

印度古代把行乞作为一种正当职业。高贵种姓的人也有乞讨的行为。国王在隆重的节日，把向天下乞丐布施当作一项重要内容，在仪式上皇帝也要作出表示。

这是与佛教、印度教的教义密切相关的。佛教名著《大智度论》说：“我用清净乞食活命。”他们认为乞食，可以破除骄慢之心，培养谦卑之美德。佛教教义还把乞食作为“上品之人”的食法。为什么呢？他们说：“一者为自，省事修道；二者为他，福利世人。”而且还推崇乞食时要“不拣贫富”，甚至要“舍富求贫”，把“弃贫从富”称作“凡愚”。

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乞丐还能不盛行吗？一些有文化的人追求苦行僧的人生观，他们认为流浪乞讨是高贵行为，也是一种积德和修炼。所以，也有一些富翁显贵，抛家弃子，四海云游，托钵乞食。

印度的乞丐文化也鼓励乐施好善。无论是佛教还是耆那教，都强调施舍助人是一种美德。他们深信“报应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善者上升，作恶者下沉，所以，尽自己所能做些施舍善举，就是为自己“轮回”积德。

一方面行乞并不丢人，连皇帝、佛祖都有行乞的行为，一般人做乞丐还有什么丢人的？乐施好善是积功积德，我不行乞，你到哪里去积累功德？

所以，印度的“乞丐大军”就成了举世无双的乞丐盛景。

确实，乞讨作为宗教内容的一种展现，它的本意也许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意义，它提醒着人们对自己来世的责任。但正如英国人奈保尔在《受伤的文明》中所说：“现在的乞讨已失去了本来的价值。孟买的乞丐展露他异于常人的残疾（幼年时便被抓获他的乞丐头子摧残，证明年轻的乞丐在前世的罪孽），现在则发现，他所激发的不是敬畏，反而是厌恶。忘记了自己印度教的功能的乞丐同样去纠缠游客，而游客则被误导，把整个乞讨行当与乞讨行为等而视之。”这真是一言难尽啊！

不过，我看过辛格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的一篇演讲，我还是对印度充满希望。因为印度的领袖已认识到了这些问题。辛格总理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绕过了农村。同时，贫富悬殊不断扩大。此外再加上公共部门在卫生和教育方面无法提供高质量服务，无法满足贫困人口的需求，从而引起怨恨和疏离。这就培植了分裂势力，为民主的实践增加了压力。

可是，我一想到那“铺天盖地”的乞丐大军，一想到他们理直气壮地伸手乞讨的样子，我就会想，辛格总理的任务该是多么艰巨啊！

二、印度人的今生与来世

我听人讲述过一个印度的故事。说从前，有一只狗站在印度一座神庙外狂叫。另一只狗走过来问它为什么这样愤怒。狂叫的狗回答道：“我前生是这个庙的祭司。庙的管理人骗我跟他一起干坏事，偷了庙中女神的珠宝，结果我转世成了狗。我现在正等着那家伙。我一旦见到他，一定冲上去，咬断他的喉咙。”另一只狗说：“你也别这样。我前生就是那个管理人。”

这个故事其实是印度人在宣讲他们的哲学，也就是说生命是一种生死轮回。他们在今生今世的所思所为将决定他们来世的生命形式，是再变成人还是成为动物、昆虫，或者植物。所以，他们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什么样作为，就有什么样的来世”。

印度人的这种哲学思想都是通过他们的宗教信仰表现出来的。

如果去印度，恐怕每个中国人首先都会想到玄奘，想到印度的佛教。因为佛教发源于印度，玄奘去印度取经，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无人不知的佳话。我想，佛教在印度一定是钟鸣鼎盛，香火如云。没想到，到了印度，印度佛教的肃杀景况却让我十分意外。

第一，在印度全国的11亿人口中，印度教有信徒8亿多人，占人口总数约80%；而佛教徒只有1000万人，占人口总数不到1%。

第二，佛教的四大圣地之一，释迦牟尼的悟道之处菩提迦那的标志性建筑大菩提寺，现在不是由佛门弟子掌管，而是控制在印度教徒手中。

第三，更有甚者，在卡莱佛教石窟遗址前，一座印度教庙宇居然建在了佛教石窟的地盘上，任何人想去拜谒佛教遗址，都必须先经过印度教的庙宇。这真叫佛教徒尴尬。

当年玄奘学习的地方、印度最著名的佛寺那烂陀寺只剩下断垣残壁。曾经辉煌了几百年的佛教珍宝阿旃陀石窟已经完全被荒沙淹没，无人提及。街面上已不复见当年佛教徒化斋队伍往来不断的景况，在佛教圣地上络绎不绝的，多半是外国的僧人和香客，他们从中国西藏来，从日本、缅甸、泰国、尼泊尔来，他们带着多年的积攒，为佛祖添上灯油。我看到一本书描述印度佛教的变化，书上说：“就佛教而言，戒日王朝犹如落日的灿烂余晖，玄奘享受了这余晖的温暖，当余晖逐渐退去，诵经之声也在时间中沉寂下去。”（杜欣欣《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写得十分生动，也十分凄凉。只不过，我没有研究，这灿烂景象的衰退，从戒日王朝即公元643年戒日王在曲女城召开辩经大会，玄奘取经时就开始了吗？有那么早？

本来佛教是作为印度教的对立而诞生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他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些思想，脱离了一部分信徒，而印度教吸纳了佛教的一些主张，博得了更多印度人民的信奉。这样一个交相吸纳的过程，使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因果报应，主张业报轮回，就是一个共同点。所以，两教都主张修行，主张解脱，反对杀生。他们笃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最有意思的是耆那教，教徒在印度虽只有三四百万人，但影响却很大。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的“不杀生”思想。他们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不仅动物和昆虫有生命，木、石和树，都各有独立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

他们的不杀生，不但不能吃肉、牛奶、鸡蛋等荤腥，甚至连地下生长的带茎块的东西也不能吃。比如萝卜、白薯、土豆、胡萝卜等等。原因是吃这些东西必须把它们从地下连根挖起，而这样一来，整棵植物就死了，他们于心不忍。所以只能吃黄瓜、茄子、豆角、南瓜一类的菜蔬了，因为这些菜蔬不用连根拔起，从上面采摘就行了。而且，耆那教徒还认为“拔起萝卜带出泥”，这泥土中会有小虫、小生物，这小虫小生物也是一条生命，不能因为拔东西而伤及。据说，圣雄甘地是一个严格素食主义者。因为甘地的家乡是耆那教大本营古吉拉特，那里的严格素食的风气，让甘地大为感动。甘地在他的自传里就说过：“我认为一只羊的生命价值丝毫不次于人的。我不愿意为了保养人身而去夺取一只羊的生命。”

耆那教徒总觉得吃饭也会影响一些植物，如水稻、小麦的生命，但为了要维持人的生命也就只好如此了。所以，“吃饭”要带着敬意，对水稻麦子为人牺牲的敬意；要节制，尽量少吃一些，少伤害植物生命。他们还表示：“亲爱的植物，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还给你，成为你的根须营养的食物。”（引自袁南生《感受印度》）

啊，可爱的印度人民。

佛教、印度教、耆那教这样做，都源于轮回思想。他们认为只有今世“为善”，只有“积德”，才能得到“善报”，来世托生为富人。这种来世的存在不但约束了今世的作恶，也使人对生活、对未来抱有希望，并且要求自己以平和的方式对待和处理今世的不公正与邪恶。我想，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一定会欢迎这种观念。占印度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信奉这一思想，印度社会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走在印度德里的大街上，眼前别墅式的住宅白墙红瓦，绿树摇曳，让人愉快。往旁边一看，不远处就是贫民住的破窝棚，垃圾遍地；泰姬陵里，印度妇女艳丽多彩的纱丽随风婀娜飘动，就在泰姬陵的大门口，一群群讨饭的妇女，拖着她们黑瘦的孩子，满眼是渴望；洗衣的工人住在终日霉味肮脏透顶的土坯房中，却送出一件件用自己双手洗得洁白的衣服；种姓制度确实早已废除，但高种姓的人还是有许多优越感，“贱民”出身仍然受到歧视，特别在农村更为严重。《摩奴法典》规定，贱民是不可以接触者，他们天生受污染，而且这种污染还有传染性，其他种性的人不能与他们接触。所以，印度有些地方，路上还常常听到木块敲打的声音，这是贱民出行。他们手上拿着两个木块，敲打出声音，告诉别人回避。人类社会已经到了21世纪，还有此种情景，真让人难过。就连盖房居住，也是要把好的地段、好的风光让给高种姓的人。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时，有一个濒海的村庄，高种姓的人家死亡惨重，低种姓的人家却没有受什么损失，就是因为高种姓的人都住在风景好的地方，即临海的棕榈树下，而低种姓的人都住在离海距离远、风景相对差些的地方。海啸一来，海边的人自然死亡惨重。但这高低种姓的巨大差别，在印度普通民众那里都认为平平常常，天然合理，不存在满意不满意问题。因为印度教徒、佛教徒、耆那教徒认为，这是前世修来的，没法改变，只有今世做善事，努力修行，来世才会有好报。

我联想到中国历史，“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儒家对死后的情况，对来世，对神怪是不主张多作猜测臆想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一派主宰宇宙之气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便产生了“周天寒彻”的一个个大事变。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赤眉绿林、黄巾、黄巢、宋江方腊、钟相杨么、朱元璋、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等等，谁还等着来世啊，马上就取而代之。而在印度的历史上，印度教、佛教的信徒大规模聚众起义的事情，与中国相比，应该说是太少了。“前世”是不可改变的，“今世”必须认可，服从，做善事待来世吧。甘地的“非暴力与不合作”是否也受这种观念影响呢？

三、NOPROBLEM

印度朋友说，“没到过泰姬陵，就等于没到过印度”。所以，安排我们出访的朋友连孟买甘地的故居，马克•吐温说的那座“比历史还久，比传统还老，比传说更悠远”的圣城瓦拉纳西，和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密切相关的加尔各答都从计划中划去了，免得生出好不容易去了一趟印度还等于没有到过的遗憾。

泰姬是莫卧儿王朝第五代皇帝沙贾汗的皇后，原名叫柏努•比古姬。她的父亲是莫卧儿王朝第四代皇帝贾汗基的御前大臣。她的姑妈也就是御前大臣的妹妹，是贾汗基的皇后。御前大臣深谋远虑，和妹妹一商量，就把女儿许配给了皇帝的儿子沙贾汗。不久贾汗基去世，沙贾汗在岳父和泰姬的支持下，把同父异母的太子储君杀掉，自己成了皇帝。沙贾汗登基时赐泰姬名为“泰姬•玛哈尔”，意思是“宫廷的皇冠”。

泰姬美丽多情，又才华横溢。据说，她和沙贾汗感情深笃，形影不离，连沙贾汗出征作战也紧紧相随。

泰姬和皇帝十分恩爱，结婚17年，先后为皇帝生了14个孩子。在第14个孩子分娩时，她正在随夫君出征途中，不幸去世，只有38岁。临死时希望皇帝为她修一座美丽的陵墓。沙贾汗悲痛欲绝，动用了2万名工匠，花费4000万卢比，经过12年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完工。在阿格拉皇宫附近，朱木纳河岸边，一座通体洁白，晶莹清澈，端庄典雅的建筑奇迹般地矗立起来了。今天听起来4000万卢比似乎并不是一个大数目，据有人介绍，当时，15卢比可以换11.66克黄金，这样折算起来，4000万在当时该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啊！

印度也许真的有“轮回”吧，沙贾汗本想在他有生之年，在朱木纳河对面和泰姬陵相对的地方，再给自己建一座黑色大理石陵墓，然后，在河上再建一座半黑半白的桥连接两陵。没想到泰姬陵刚刚完工，他的儿子就篡夺了皇位，把他囚禁在阿格拉古堡里。此后的岁月，沙贾汗只能在古堡中，每天透过一小扇窗户，遥望泰姬陵，度过残生。

泰姬陵是和长城、金字塔齐名的世界奇观。泰戈尔说她是“时间面颊上的泪珠”。研究印度梵文的大专家季羡林先生访问过印度三次，三次都拜访了泰姬陵。我的笔无力描述泰姬陵的美丽，我还是摘录一段季先生描述泰姬陵的文字供大家去想象吧：

我虽在朦胧的月色中来探望过泰姬陵，整个陵寝在月光下幻成了一个白色的奇迹。我也曾在朝暾的微光中来探望过泰姬陵，白色大理石的墙壁上成千上万块的红绿宝石闪出万点金光，幻成了一个五光十色的奇迹。

……有人主张，世界上只有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把二者融合起来成为浑然一体的美，只应天上有。我眼前看到的就是这种天上的美。我完全沉浸在这种美的享受中，忘记了时间的推移。

泰姬陵实在是印度的一宝。

印度的第二宝是印度的数学成就。古代印度人发明了包括“0”在内的十个数字贡献给全世界。过去一般都把十个数字称作“阿拉伯数字”，那是由欧洲人叫起来的。原因是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这十个数字，他们就误认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其实阿拉伯人也是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虽然究竟是印度的哪一个人发明的至今不能确定，但在公元前200年的一部印度经典中发现了“0”这个符号却是千真万确的。

今天我们写起十个数字来，感到普普通通，试想想如果没有十进位，没有“0”这个符号该是多么麻烦。所以，这十个数字符号是独特无双的，它们给世界的贡献是革命性的。在拿破仑时代，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评价这十个符号时说：

印度赋予我们一种用十个数字符号来表达所有数目的巧妙方法，每个符号有它所占位置上的价值，也有它本身的绝对价值。这是一个深奥而重要的概念，但是现在看来，它表面上这样简单，以致我们忽视了它真正的好处。正因为它是这样简单并使得一切计算非常容易，所以使得我们的算术在有用的发明之中居了第一流的地位。若想到古代最伟大的天才中的两个人物阿基米德和阿坡罗尼阿斯并没有这种发明，我们就更感到那个成就的伟大。

而发明“0”更是显示了古代印度人的卓越才智。数学家贺尔斯特德说：

创造零的符号的重要性，绝不是夸大的。对于这个空虚无物的东西，不仅给予一个地位、一个名称、一个形象、一个符号，并且还给予一个有用的权能，这正是它的发明者印度种族的特点。这简直好像是把涅槃造成了发动机。没有任何数学上的一种创造发明对于智慧和才能的一般进步能比这种发明有重大的后果。

这两段话都说得太精辟了。它们把“0”和十进制的意义说得那么深刻中肯。所以完全可以说，印度的十进制和“0”的使用打开了智力的大门，对于它的意义今天怎样评价也不为过。

第三宝是不是可以说是印度的软件？比尔•盖茨在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极力称赞印度软件业，他说，“印度对微软公司和整个软件业来说是个超级大国。”在2005年，在全球软件能力评比中，成熟度最高的72家企业中，印度占了50多家。在解决21世纪电脑“千年虫”问题上，印度夺得了世界第一。国际“财富500强”中有185家与印度的软件签约开发软件。在班加罗尔的信息技术公司园区里，绿树成阴，窗明几净。园区为员工提供了托儿中心、超市、健身房、洗衣店和娱乐中心。每座大楼前都备有自行车供员工来往于不同车间；每座楼门前还备有雨伞，供员工遮阳或挡雨之需。公司还设有“带孩子上班日”，以解决照顾孩子的临时困难，真是十分现代十分人性的大企业。

我们在印度中餐馆吃饭时，碰到六七名北京、南京来的在印度学习软件工程的中国研究生，他们说：印度的软件业非常发达，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派有学生来学习。我突然把软件业与印度的佛教联系了起来。今天印度的软件城班加罗尔会不会成为21世纪的那烂陀寺？

在膜拜这些伟大贡献的时候，在印度经历的一些不快的事情却不断冒出头来。这巨大的反差让我好生奇怪。

来印度之前读过三联书店出版的日本人妹尾河童著的《窥视印度》一书。他受一个杂志社的委托到印度去采访。他说在印度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No problem”（没问题，不用担心）。他在书中写道：

比如，每次搭出租车，如碰到乱走一通的司机，我总会抗议：“去饭店这条路太远了！”

“No problem！”

唉，“没问题”的是你，我这边钱包问题大了。

“这东西吃了不会怎样吧？”

“No problem！”

好一个“没问题”，我可被整惨了，吃后我的肚子泻个不停。

恰好我们也经历了一场“No problem！”

乘了五个多小时的汽车，我们从阿格拉到达斋蒲尔。提前十天就订好的房间，我们到后却没有准备好。这可是五星级国际旅游饭店哪！我们团的秘书小于向店方提出责问。经理也是说：“No problem！”这一“没问题”让我们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

等我们进了房间放下行李、去吃午饭时，已是下午两点了。饭店的经理向我们表示歉意，还说将送我们法国葡萄酒以示慰问。还真是说到做到，等我们吃完午饭回来，酒已经摆在房间。随后，经理又带着两名助理到房间问候。看到他们那谦和的笑，你也无法再说什么。

临离开印度前的一天，我们住在新德里的一家大饭店中。本想新德里的饭店服务总会好吧，结果夜里又出事了。房间里的空调呜呜响，这噪音让你无法入睡。我给总服务台打电话，请他们派人来修。他们也是说，一会儿就到，放心吧，没有问题。等了半个多小时，没有人来修。再打电话，这次干脆没人接了。我只好忍着热，把空调关上。这下不叫了，我踏实地睡下了。谁知，刚过十分钟，空调机隔一会儿啪啦啦响一声，隔一会儿啪啦啦响一声，把我弄得神经质了，好像相声里说的楼下的人睡不着等着那只鞋落地。眼看夜里一点多了，睡不着，我很着急，又打电话给服务台。说，一会儿就来，放心吧。又过了二十分钟，没有动静。我穿好衣服，下楼去服务台交涉。服务台值班的女士说，好，我通知维修的工人马上去，你先回房间吧。我说：我已等了两个多小时，眼看天亮了，明早五点要早起赶路，不能再拖了。她又是“没问题”。

回到房间，望眼欲穿，看看表已经是夜里三点，听着有节奏的啪啦声，我愤怒之极。恨不得再下楼把服务台小姐拉上来听听，但那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万般无奈，我把被褥搬到外面客厅里打地铺睡。我好不容易迷迷糊糊入睡，电话铃响了，这次是叫醒电话。“还差二十分钟，怎么这么早就叫？”“怕你们起晚了，早点叫。”哎，没治了！

这叫什么服务啊，在车上我和懂中文的印度导游讲起夜里的事情，他说：很正常啊，夜里都睡觉了。我说：饭店夜里没有值班的吗？他说：值班的也得睡觉啊。我目瞪口呆！

妹尾河童是1985年去印度采访，经历的“没问题，不用担心”，至今20年过去了，印度却仍然“没问题，不用担心”。

这种作风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无力探究。据印度朋友介绍，印度政府公务员每年有假期200多天。原因是印度的节日多。印度中央政府规定的全国性假日40多个，各邦还有自己的假日。另外，每个宗教都有自己的节日。如印度教的春节、难近母节、双十节、乘车节；佛教的佛诞节、盂兰盆节、佛成道日；耆那教的大雄诞生节、持斋节、赎罪节；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锡克教的十大祖师诞辰节等等。再加上国外传进来的节日，像“五一”节、“三八”节、情人节、护士节等等，加起来就不得了了。

更有意思的是，某一个宗教的节日教徒放假，其他宗教也跟着放假。不少节日的活动不是一天、两天，有的一连三五天，这样一来，说放假就放假了，任什么事情休息完再说，工作断断续续，还有什么效率！我看到一份材料，说印度的军队每年有51个节日。真不知道如果正在放假打起仗来，是否等假期完了再扛枪奔向前线？

一个拥有那样“三宝”的国家，却又有这样的效率，你说怪不怪？

四、读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出发去印度时带了一本书，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这本书是尼赫鲁在监狱里写的，想一路上看看。但是，除了在去时的飞机上看了十几页，到印度后忙碌疲劳，印度饭又不好吃，一页也没看。在回国的飞机上，居然把这本七百多页的书翻了个大概。也许是刚访问过印度，迫切想知道印度的伟大人物尼赫鲁对印度是怎么说的吧。

书中有一章，专论“印度与中国”，写得十分精彩。我看后得出一个结论，印度人认为中国人很爱学习，尼赫鲁对中国有特别的好感。

在书中，尼赫鲁不无赞赏地叙述了中印交往的历史。

在中国汉朝的时候，印度学者就到了中国。在公元五世纪前后，也就是中国的隋唐之前的南北朝时，拜佛求经的香客和学者已经络绎不绝地往来于中印之间了。据记载，从公元五世纪开始，中国的僧侣法显、宋云、玄奘和义净，越过戈壁沙漠、翻过喜马拉雅山，先后往来于中印之间漫长、艰苦、充满风险的旅程。公元六世纪前后，在洛阳就有三千多印度僧人和一万户印度家庭。他们随身带去梵文写本并译成中文，有的还能用中文写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很多中国、印度的香客、学者死在途中，死亡率高达90%……但求经路上，香客、学者仍然络绎不绝。

尼赫鲁在书中大力赞扬了玄奘等中国学者的巨大贡献，他说，玄奘在那烂陀寺得到学位，最后成为这个寺院的副院长。———这是我过去不曾知道的。

他特别写到义净的事迹。他说：

……义净本人是一个精通梵文的学者，他赞美梵文，说这种文字在远方的南北各国尚且都受人敬重，“岂况天府神州，而不谈其本说”。梵文的研究在中国一定相当普遍。令人感兴趣的是有些中国学者曾试图将梵文的语音学介绍到中国语文方面去。人所共知的一个例子，就是唐朝的守温和尚曾经按照梵文字母的方式创造了中文字母。

虽然义净对于印度及许多印度事物赞扬万分，但他明白表示他的家乡———中国———应居第一位；印度也许是“圣方”，而中国则是“神州”。“五天之地，自恃清高也，然其风流儒雅，礼节逢迎，食啖淳浓，仁义丰瞻，其唯东夏，余莫能加。”至于“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长年之乐，唯东夏焉……故体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谁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

文字中流淌着对义净的赞美，让我感到义净对祖国的挚爱，心中升起一种自豪感。

关于中国、印度彼此学习的成果，尼赫鲁有一段精彩独到的议论。他说：

在千年以上的中印两国的交往中，彼此相互地学习了不少知识，这不仅在思想上和哲学上，并且在艺术上和实用科学上。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多。这是很可惋惜的事，因为印度若是得了中国人的健全常识，用之来制止自己过分的幻想是对自己很有益的。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经常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佛教哲学的消极看法未能改变或是抑制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爱好和愉快的情怀。

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尼赫鲁这种对两国交往的赞赏和虚怀若谷的情怀，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采。

这次访问印度，一了几十年的心愿，无比感谢命运对我的厚爱。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能拜谒菩提迦耶、鹿野苑，没能去感受那烂陀寺的渊博，没能一睹恒河圣浴的盛况，不免遗憾。但是印度知识界对玄奘的记忆和敬意，让我生出无比的自豪。回国之后，马上找了朱偰的《玄奘传》，完善我关于唐僧取经的知识。印度知识界的怀想，书中的记载，再加上《西游记》的渲染和虚构，玄奘真是像唐僧一样栩栩如生啊！

玄奘在公元630年到达印度的那烂陀寺。当时，那烂陀寺是印度最大的寺院，是世界佛教的中心，玄奘在那里学习期间，那里有1万名学生，1500名教师，其中通20部经的有1000人，通30部经的有500人，通50部经的有10人。玄奘是这10人中的一个，是那烂陀寺顶尖的学者。

玄奘并不满足，他在那烂陀寺跟随戒贤法师学习五年，读完那里的藏书，又去印度各地游学，六年后回到那烂陀寺，成为“客座教授”！

公元643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行佛学辩论大会，请玄奘为论主。参加的有印度大小藩属国王20多人，佛教大小乘学者3000人，婆罗门及其他教徒3000人。那烂陀寺僧侣学者1000多人。在那样久远的时代有这样一个规模的大会，足见佛教历史上的兴盛。

据说，玄奘当时正在迦摩缕波国王的宫廷里与迦摩缕波探讨佛经。听到戒日王的邀请，迦摩缕波国王说：“戒日王，你可以要我的脑袋，但不能要我的客人。”戒日王听到后，派使者告诉迦摩缕波国王：“那就麻烦你的脑袋来一趟吧。”迦摩缕波国王只得与玄奘一同前往。

辩论会中玄奘主讲，任人提问。辩论进行了十八天，玄奘回答了所有的问难。后来，有一个婆罗门，向那烂陀寺挑战。那烂陀寺无人应战。为了维护那烂陀寺佛学中心的地位，玄奘又挺身而出，用流利的梵语把那婆罗门驳得无话可说。整个会场对玄奘无比敬佩。那烂陀寺把他当作英雄，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玄奘的声誉达到高峰。

但玄奘时刻不忘“取经”的目的，他谢绝了印度各国的讲学邀请，带着675部佛经回国了。

玄奘的贡献，不但是从印度取回了“真经”，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将大量佛经带回中国，翻译、整理，就把大批佛教经典保存了下来。后来，佛教在印度日渐衰微，不少佛经在印度失传了，印度反过来又把玄奘翻译的佛经翻译回去，使之得以在印度流传。

玄奘著述的《大唐西域记》，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印度等地的情况。后来印度人根据《大唐西域记》把荒废掩埋的那烂陀寺、鹿野宛重新挖掘、修复。如今，在这些名胜古迹上树立的说明牌中，都介绍了玄奘的贡献。

玄奘的访问和在印度的学术活动，在印度深入人心。特别是那烂陀寺把他当作英雄和骄傲，一直到玄奘回国多年，玄奘与印度朋友还有书信往来。我看过印度人写的一本名叫《印度与中国》的书。那是印度加尔各答出版社1944年出版的。书中记载，玄奘回国多年以后，那烂陀寺的学者僧人还挂念着他。公元654年，这时玄奘回国已十一年了，印度有人到中国来，那烂陀寺的慧天尊者托这人给玄奘带信。这两封信，写得很有意思，至今还在博物馆保存着。信中说：

……今共寄白氎一双，示不空心。路远莫怪其少，愿领。彼需经论，录名附来，当为抄送。

玄奘马上写了复信，说：

又往年使还，承戒贤法师无常。奉闻摧割，不能已矣……玄奘所将经论，已翻瑜伽师地论等大小三十余部……又前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并有片物供养，愿垂纳。路远不得多，莫鲜薄。

这种绵长深挚的友情，真叫人温暖与感动，信中说：“前渡信渡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想到吴承恩的《西游记》写老鼋托唐僧问寿，结果唐僧忘记问了，又不敢说谎，只好实告。老鼋生气，在水中将身一晃，“把他四众连马并经，通皆落水”，又有陈家庄晒经的故事，还真是所出有本啊！

我的感想实在很多，中印两大古国实在是各有所长，实在是穷困多年，人民苦难，在新的世纪和平崛起，实在是意义重大，福泽24亿人的大事。我还是用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中的话作一个结束吧：

“中印两国在隔绝了若干世纪以后，又被一种新奇的厄运所支配。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印度曾经在长时期中，不得不茹苦含辛，而中国与东印度公司的接触虽然不多，但也带来了鸦片和战争。”

“世运巨轮，周而复始，印度与中国彼此互相瞻望着，引起满怀的忆旧心情。新的香客正越过或飞过两国分界的高山，带着欢欣友好的使命，正在创造着新的持久友谊。”

责任编辑 师力斌

相关热词搜索：恒河，在那，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