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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矢野浩二,在日本和中国都挨过骂

    时间:2020-03-24 05:14:3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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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国电视屏幕上最著名的“日本鬼子”,最新的角色是一名中共地下党,还是一个游击队长。

    他是突然走进来的,很安静,以至于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双伸过来的手:瘦,青色的血管凸起。

    他与我握手,低头弯腰,说“辛苦了”——这符合日本人给人的一贯印象,礼貌,甚至带有一点儿谦卑。

    他轻拉椅子坐下,摘下黑色帽子,用右手拢了拢被压坏了发型的头发。那天,他穿一件浅灰色毛线衫,脖子上围一条柔软的薄款暗花围巾,深灰色牛仔裤和白色鞋子,好似时尚杂志上那种街拍潮男。回答问题时,他用戴了美瞳的眼睛凝视着我,脸上满是笑容。

    这并不是大多数中国人印象里的矢野浩二先生。凶残,冷酷,无情,好色……他在中国影视剧里饰演的日本鬼子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因此博得了“鬼子专业户”的称呼。

    在中国这些年,这个日本演员一直在努力探求某种微妙的平衡:一个在中国发展的日本人,一个中国抗战片里的“日本鬼子”。这有时会超出演艺事业的范畴,成为一道自我身份认定的难题,有时会给浩二意想不到的帮助,也会让他陷入莫名的争议中。“像一直扣不上钮扣的状态。”一位日本记者曾这样比喻。

    最后总是被击败,肮脏地死去

    “他是一位来自日本的洋漂,很多人见到他会很眼熟,因为他在中国拍了不少的戏,他的戏相信我们都看过。”

    在2006年9月份的一档电视节目里,主持人这样介绍矢野浩二。

    此时,浩二来到中国已经5年半。在十多部中国电视剧里,他饰演了各式各样的日本军人。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电视剧的名字耳熟能详:《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

    在节目里,浩二讲了自己因为文化不通和语言不熟所闹的各种笑话,逗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想家的浩二去邮局寄信。到邮局,他说,“请给我手纸(日文中信封的意思)。”工作人员用奇怪的眼神瞄了瞄他,说,“到对面的超市买手纸。”

    拍《小兵张嘎》时,“嘎子”教他骂人,“你丫脑子进水了!”浩二好奇:“为什么只能进水,不能进点别的?进白酒,进可乐,行不行?”“嘎子”就崩溃了:“浩二哥,你愿意进啥就进啥吧!”

    场边观众直接笑翻。

    “笑中带泪。”徐超回忆说。

    徐是矢野浩二在中国的第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的翻译。当天,徐超就坐在台下,陪浩二录节目。

    2000年,浩二第一次来中国,在电视剧《永恒的恋人》中本色出演一个日本人,是配角。当时,剧组对浩二所在的那家日本经纪公司只提出了两个要求:帅、不知名。

    《永恒的恋人》汇集了李幼斌、陈建斌等诸多当红明星。“电视播了,你就成大明星了!”翻译徐超告诉浩二。

    每天傍晚5点半,浩二坐在朝阳公园附近六里屯租住的民居里,守着电视,看《永恒的恋人》。结果,这部剧连黄金时段都没有挤进去,几乎没有掀起任何波澜。

    浩二在中国的演艺事业也如一潭死水。没有戏拍,挣不到钱,从日本带来的6万块钱,几个月就花得差不多了。

    这样的花钱速度,让徐超感到吃惊。再三询问下,浩二才对他说出了实情:为了拍戏,他自己出去逛,找那种小公司,人家让他交保证金,许诺给他一二号男主角,他就信了,交了钱,前后被骗了三四次。

    从小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徐超,一下子就火了:“你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有什么事你找哥们我啊!”

    “怕给你添麻烦。”浩二说。

    听到这话,徐超就不说话了。在日本留过学的他知道,“这就是日本人。”

    徐超请几个朋友帮忙,雇浩二教日文,每小时付给他100块,还帮他联系演艺公司,浩二渐渐有了一些演出机会。日本人,汉语不灵光,在大多数导演眼里,只适合出演“日本鬼子”。

    为了帮助浩二学习,一个朋友送给他许多“红色经典老电影”的碟片,浩二一部部慢慢地看。

    “从内心生出来的恨的极限。”在浩二眼里,这是以往鬼子片的特点。在初期参演的战争片里,浩二要做的几乎是同样的事情:歇斯底里地去喊,残忍,凶狠,丑恶,无情,好色,几乎不需要演技。

    “最后总是被击败,肮脏地死去。”他在日记里这样总结自己的角色。

    “我知道他的痛苦,但没办法,他需要生活,不接鬼子的角色,就意味着失去饭碗,”徐超的安慰颇具哲理,“角色是角色,生活是生活。”

    在徐超眼里,浩二拥有两样在中国生活发展的“利器”:勇气和忍耐。

    今天要怎么活下去

    21岁那年,矢野浩二第一次向命运展示了自己的勇气。

    在日本,给艺人当助理是进入演艺圈的一个途径。高中毕业的浩二,从大阪到东京,参加了多次试镜,均以失败告终。他冒充职员,溜进了电视台的演播室,站在日本知名主持人、演员森田健作的面前,盯着对方的眼睛,说,“我是一个来自大阪的小演员,我想做演员,想跟着您一起学习,您能不能答应我?”

    “这是我的经纪人,”森田指着身边一个人说,“你把简历给他吧。”说完,森田抬脚就走。

    浩二快跑几步,横在森田前面。“拜托,森田先生,能不能接受我?拜托了。”浩二慢慢地跪了下来。

    所有人大吃一惊。反应过来的保安人员冲过来,要把浩二拽走。

    “森田先生,请你接受我!”冲着森田的背影,被架起来的浩二喊着。

    “破釜沉舟。”回忆当时下跪的举动,41岁的浩二依然像20年前那般激动,“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看上去是一个危险人物,不过也朝气蓬勃。”森田被打动,接受了浩二的请求。后来,他这样回忆第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浩二。

    浩二的助理工作,在一片骂声中开始。

    东京的路,司机浩二不熟,经常走错路。一走错路,骂声就从背后响起。后来,如果第二天森田工作过的地方是之前没有去过的,浩二就会找到经纪人要一张地图,把森田送回家后,不管多晚,都开车去熟悉一遍路线。从那以后,浩二再也没有迷过路。

    有时候,浩二在森田家的院子里打理草坪。一边打理草坪,他一边自言自语,我在这里干什么啊?我拜森田先生为师,是为了当演员,可我现在在干什么啊?

    可他不敢表现出哪怕是一丝的厌烦,在师徒等级森严的日本,“露出一点来,就完蛋了。”

    独处,是浩二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外面是黑的夜晚,我一个人在车里,师父在餐厅吃晚饭,我读剧本,在车里哭,笑,大喊大叫,练习表演,外面的人听不到。”

    即便这般努力,浩二的机会也少得可怜。做了4年多助理之后,浩二才得到一个有台词的角色,扮演一个巡逻的警察,台词是:“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啊?”

    为了这一个镜头,他在片场等了八九个小时,一直在练习,设计了各种语气和表情。

    这份助理工作,没有为浩二的演艺事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生活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他的工资是每月3万日元,有时也到一些小经纪公司去接些配角的活儿,当时,日本的平均月薪是20万日元。

    “每天早上一醒来,我就想,今天要怎么活下去。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浩二用他带有日本口音的普通话,重重地说出了两个字,“忍耐。”

    浩二就这么干了近8年的助理,即便在初到中国的难挨时光里,他也保持着一贯的自信和对机会的饥渴。

    一直到2002年8月,极度缺钱的浩二仍然对一位中国女导演说:“我不要片酬,只要可以出演这部电视剧。”

    为祖国牺牲,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这部电视剧叫做《记忆的证明》,导演是个中国女人,叫杨阳。

    杨阳要拍摄一部描写和关注人性的作品。在她的理解中,“战争的恐怖在于会扭曲人的本性,战争会将人性蓄的对立面——恶的一面暴露出来,我就想传达这种不幸,以引起人们的思考。”

    选择浩二的原因是,“他看上去长得并不像是坏角色。”

    试戏当天,浩二与男一号下围棋,一页纸左右的台词,脸上不动声色,言语里你来我往,暗藏杀机。

    但鲜为人知的是,前一天浩二在家里换灯泡,不小心跌倒,摔伤了右手。一枚小小的棋子,每拿起一次,浩二都要承受巨大的痛苦,可他咬牙忍住了,没让任何人察觉。

    “他真能忍耐。”杨阳事后得知,颇为敬佩。

    浩二就这么获得了劳工营冈田总监和他的孙子青山洋平两个角色。在大致了解《记忆的证明》的剧本后,浩二意识到,这和自己之前参与的抗日战争片不一样,“日本军人不再是那么单一了。”

    这其实一直是浩二所期望表达的——人性。

    在《记忆的证明》之前,浩二参演了《烈火金刚》里的日军军官毛利大队长。这部小说在中国家喻户晓,毛利的凶残也深入人心。

    《烈火金刚》里,浩二的最后一个镜头:中国男主角一边痛诉着毛利的罪行,一边把5颗子弹打进毛利的身体。拍近景时,浩二的脸上露出了悲哀无奈的神情,他掉下了眼泪——这是他的现场发挥,剧本里并没有。

    按照剧本,摄影师做了OK的手势,准备关机。导演却摆手,意思是不要停,继续拍。这个浩二流眼泪的镜头长达10秒,导演喊出了迟到的“停”,现场掌声响起。

    后来,浩二花了很长时间去想,自己为什么会流下眼泪,可他没有找到答案。他只是依稀觉得:“可能这更像一个人吧,他也有自己无奈的地方,也有自己的老家,也有妻子儿女。”

    事实上,浩二也时常陷入一种人性和国籍的矛盾里。不过,他似乎不太愿意谈这些,在我们三个半小时的交谈里,这样的话题只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我问他,“你怎么看待牺牲。”

    “日本也有。”他降低了音量,小声嘟囔,似乎又意识到了什么,很快补充说,“为祖国牺牲,各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第二次是谈到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他说,现在日本大部分的年轻人,不是那么了解战争的真相,也不是那么了解中国。

    话一出口,他立即意识到:“我这样说,可能会让一些日本人反感,不太好。”

    我只是一个演员

    因为自己的身份,浩二在日本和中国都挨过骂。

    在最近日本富士电视台一档名为《和平TV》的谈话节目中,浩二曾公开表示:“日本是我的祖国,我爱日本,可中国是我第二个家,我也爱中国。我不会像某些在日本发展的韩国艺人,常常见风使舵,心口不一。”

    节目播出后,引来日本观众的激烈讨论。有人说:“别作秀了,你只是为了在中国的演艺事业才这么说的吧。”更有人直接批评他:“你不是日本人!”

    今年5月,浩二在日本参加一个娱乐节目,中日韩三国各有8人代表队,话题就是各自的好与对方的坏。

    节目录制前,浩二对导演说,我在中国生活那么长时间,让我坐在中国那边,怎么样?导演说,你还是坐在日本人的位置比较好。

    一个话题是“哪个国家的宠物是最幸福的”。主持人引导性地问浩二,你在中国十多年,有没有看到中国养狗的不好的地方?浩二说,有时在街上,一些人领着狗散步,可不拿塑料袋和纸,狗随地大小便。

    还没有等浩二说完,隔壁的中国代表就站起来指责他:你不配到中国,不配在中国发展!

    这并不是浩二第一次听到来自中国的批评声。实际上,这种批评与非议,在浩二的中国演艺生涯里不时出现。

    2005年,浩二应邀去辽宁电视台参加一档节目。这是他来中国4年后的第一个电视人物访谈。

    对面的主持人头发乌黑,方脸,大鼻子,冲他微笑,可“问题都很凶”,反复问他一些诸如南京大屠杀等本不在访问范围里的敏感问题,还让浩二当场演一个“日本鬼子”生气的模样,并在节目结束时,把中国出版的抗日战争的书籍和碟片,当做礼物送给他。

    浩二记住了主持人的名字:司马南。面对那些问题,他只能用汉语不断重复一句话:历史是不能歪曲的,战争是残酷的。

    2009年3月9日,在湖南卫视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中,浩二说出了“顺我者死,逆我者亡”。话一出口,场面失控。当期的嘉宾,军旅歌唱家刘斌情绪极其激动,指着浩二说,“你让我想起了‘九·一八’想起了当年东北沦陷,想起了你们日本人的种种!”“也许是你们请错嘉宾了吧,我可能不适合上这种娱乐节目。”随后,刘斌退出了节目录制。

    不过,当时网络上的反应却一边倒。网友们多认为浩二并无恶意,况且当时的情景和中日关系也丝毫扯不上关系。也有网友说,浩二唯一的错误,在于他是个日本人,“如果是个中国主持人说这句话,什么事儿都没有。”

    时至今日,浩二依然后悔:“我觉得自己把气氛搞坏了,可能我说的话真的不合适。”

    “他内心其实挺痛苦,”与浩二合作过的导演刘一志说,“他在中国演的那些角色,说白了,两边不讨好,中国人恨银幕里的他,日本人恨银幕外的他,一个人总被人骂,这个滋味肯定不好受。”

    后来,日本作家小林小百合写信给矢野浩二,信里这么说:

    “你置身于现代中国的第一线,和数不清的中国人在一起工作,可想而知困难障碍自然不少,但矢野先生一人,站在我们这些日本人的前面,让日中之间时而吹过的寒风首先拍打在你的身上。”

    他当着我的面背出了这段话。“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批评,”看着我的眼睛,他一字一顿地说,“我,只是一个演员。”

    半个中国人

    现在,浩二已经成为中国最成功的日本演员。

    前不久,日本颇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影像调查公司Video Research公布了2011年中国版艺人形象的调查结果。日本男艺人中位列中国人气前三甲的是木村拓哉、偶像团体岚、矢野浩二。

    “在日本有一句话,在石头上坐三年也会暖和的。我不想做烟花,燃放时热闹,瞬间熄灭。”他收起笑容,面色严肃,“这就是日本人,比较悲观。这不是客套话,这是真心话。”

    去年,在电视剧《养母》里,浩二饰演一个叫程南山的人物,这是个有着中国名字的日本人,姐姐的儿子被中国妇女救出,抚养长大,程南山作为中日友好协会的成员,战争结束后来到中国寻找他的外甥,并想把外甥带回日本。

    浩二对戏里一段台词很是赞同:

    “中国有句话,叫做叶落归根,我们回去将会把中国人的仁慈和宽容告诉所有的日本人,你的善良和伟大,将会永远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敌人了,我也算半个中国人了。”

    显然,他已经熟稔这个国家的为人处世之道。

    前段时间,浩二发了一条微博,讲了他在广州机场的遭遇:工作人员把入境的章盖成了出境,还把浩二的护照拿走。浩二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工作人员轻描淡写地说,哦,盖错了。浩二叹了一口气。对方立马提高音调,问,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吗?

    觉得憋气的浩二,把这件事情发到了微博上,一时间有500多条评论。许多人支持他,并发泄对类似事情的不满。前几天,浩二的经纪人接到了来自广州机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要求删掉那条微博,“给个面子。”

    “次序不对,”浩二·开始拒绝了对方,“连句‘不好意思’都没有,道个歉,微信也可以,可一上来就让我删帖。”

    最后,浩二还是删掉了那条微博。“忍一时风平浪静,”他叹了口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他也开始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评价过去的自己。母亲在浩二23岁的时候患白血病去世,可是他并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正在做助理的他没有请假——在日本人的观念里,浩二这样的举动无可厚非。

    “那是不孝。”浩二说。现在,只要离开北京,浩二就会把母亲的遗照带在身边。他要让母亲看到自己去哪里录了节目,去哪里拍了戏,“让他看看儿子取得了一点点儿小成功。”

    他娶了个重庆姑娘,甚至给刚刚出生的女儿心月入了中国籍。“我只希望她快乐。”浩二拿出手机,指着屏保上女儿的照片给我看。除了外出拍戏,生活中的浩二是一个宅男,他愿意留在家里陪妻子和女儿。

    当然,如果有朋友喊他去聚会喝酒,他基本不会拒绝。“人缘好,才会有朋友,有朋友,才有人喊你。”洁二认真地说,“在中国,喝酒可以交朋友,有朋友才有机会。”

    在刚杀青的电视剧《盛宴》里,矢野浩二扮演一个中共地下工作者,为了胜利,最终被国民党杀死。这是来中国11年的矢野浩二,第一次出演“中国人”。

    “一个中国英雄的角色,”浩二好像有些得意,又腼腆地笑,“之前演的是日本坏蛋,180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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