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文学创作与桂林地域文化的关系探析
时间：2020-03-27 05:22: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白先勇是桂系军阀白崇禧之子，广西桂林人。广阔的生活地域和动荡的成长经历拓展了他了解世界的时空视野。曾经居住过桂林、重庆、南京、上海、香港、美国等多个地方，每一个地域都留下了他的成长经历，构成了他的“文学地理”，文章主要探究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与桂林文化的互动关系，这对推动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白先勇；桂林；地域文化；童年经验
一、文学与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作家创作的聚集之地；二是作品所表现的文化地域。它在被各种各样的地域特色日渐影响后成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范畴，同时又以一种能动的方式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物质和意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文学与地域有密切关系，先秦时期的《楚辞》表现出浓厚的湘楚文化。楚国盛行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楚辞》也吸收了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元素。《国语》、《战国策》在统一的书名下各国的“语”、“策”仍有不同的地域风貌，诸子散文中，齐鲁文化孕育下的孔、孟与深受楚风熏染的老、庄，其地域特征也清晰可辨“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的系统”，对于中国许多现当代作家来说，地理位置的异同使作家接受不同的文化传统，并外化到其创作风格，如鲁迅笔下的浙东水乡，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这些作品表现出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使得作家的风格特点自成一派。
1937年，白先勇出生于广西南宁，尚未满月即迁回故乡桂林。1944年离开广西到了重庆，之后在重庆、上海、南京、香港等地生活，20世纪50年代去了台湾，60年代去了美国。虽然只是出生之后在廣西生活了七年，这7年的童年生活对白先勇的小说创作有重要的意义。桂林山水甲天下，千百年来秀丽的山水吸引了张九龄、李商隐、褚遂良、黄庭坚、徐霞客等历代名人，他们留下了宝贵的山水诗词、散文、绘画作品。此外，桂林的民间艺术也十分丰富，“生于宋元之际的桂林彩调，形成于明清之交的桂剧和桂林文场，构成了广西艺苑的三朵奇葩”。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一千多位文化名人旅居桂林，推动了桂林文化的繁荣发展，桂林文化城时期由此开始。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在桂林推出了“西南剧展”，有力的推动了桂林话剧的发展，他创作、改编了新编桂剧《梁红玉》、《打金枝》、《断桥》等，使得桂林本土桂剧成为中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桂林丰厚的文化资源、强烈的文化气场、浓厚的文化氛围，对童年时期的白先勇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桂林的童年时光，正是桂林抗战文化城迅速崛起，跃上历史的巅峰，走向时代辉煌的繁荣时期。
二、白先勇作品中的桂林元素
童年时代的故乡往往成为作家最初的写作素材，赵树理笔下的太行山，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的故乡高邮，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以及莫言的“红高粱系列”都是作家对故乡的深情怀念。白先勇的小说中，故乡桂林的山水、桂林米粉、桂剧等等是必不可少的桂林元素，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挥之不去的乡愁。
（一）桂林戏剧
抗战时期的桂林，戏剧活动相当活跃，有李宗仁创办的乐群社和乐群戏院，有白先勇堂哥白唯一开办的大众电影院，还有专演桂戏的依仁路高升戏院。将帅之家有欣赏桂戏的爱好，白先勇的大伯母是个典型的戏迷，桂戏皇后金飞燕常常到白公馆唱戏，被大伯母收为义女。耳濡目染之下，白先勇对戏剧的兴趣开始培养起来，在他的小说中，桂戏以及戏院是常常出现的桂林元素。小说《玉卿嫂》中有提到：“我们中山小学对面就是高升戏院，是唱桂戏的，算起来是我们桂林顶体面的一家了。角色好，行头新，十场戏倒有七八场是满的。”桂剧是广西的主要剧种之一，俗称桂戏或桂班戏，是用桂林方言演唱的剧种，扎根于民间的桂剧融合广西特有的风土民情和人文特点，深受桂林人民的喜爱，小说里的高升戏院原型就是桂林依仁路高升戏院。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在这里让读者感受到了人物对桂剧的强烈喜爱之情，容哥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
白先勇家里有一个厨子叫老央，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鲜蹦活跳，白先勇七、八岁时曾患肺病，被家里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那段期间，厨师老杨讲述的《说唐》，便成为白先勇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桂剧、昆曲等传统戏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老杨讲述的故事为童年白先勇欣赏戏剧作了铺垫。白先勇儿时对桂剧的记忆十分深刻，戏剧中人物的扮相给小小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扮孙玉姣的是金飞燕，这晚换了一身崭新的花旦行头，越发像朵我们园子里刚开的芍药花了。好鲜好嫩的模样儿，细细的腰肢，头上簪了一大串闪亮的珠花，手掌心的胭脂涂得鲜红”，他对每一出戏剧如数家珍，小说中出现的就有《关公走麦城》、《昭君和番》、《樊江关》、《五鼠闹东京》、《八大锤》、《拾玉镯》和《黄天霸》等七出戏，《花桥荣记》中有《宝玉哭灵》、《天雷报》。白先勇曾主持两岸三地艺术家携手打造了“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并在世界各地巡演，给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注入了青春活力，他对戏剧的痴迷离不开童年时期对桂剧的喜爱。对于白先勇而言，桂林的戏剧不仅是他爱上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启蒙剧种，同时也是他对故乡桂林乡愁的一种寄托。
（二）桂林米粉
在小说《玉卿嫂》中，容哥常常溜出去吃十字街的哈盛强马肉米粉，桂林米粉口感好，价格便宜，广大人民都能消费得起，即使是现在，桂林米粉的价格依然十分亲民，它已经成为桂林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白先勇在《我的寻根记》中写道：“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处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乡愁引起原始性的饥渴，填不饱的。我在《花桥荣记》里写了不少关于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画饼充饥’吧。外面的人都称赞云南的‘过桥米线’，那是说外行话，大概他们都没尝过正宗桂林米粉。”桂林米粉勾起了白先勇内心深处对桂林的眷恋，那一种原始性的饥渴是无法用食物填补的，小时候吃过的米粉已经变成他记忆里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如今再吃米粉，吃的下去的是回不去的乡愁。《花桥荣记》写的是一群背井离乡来到台北的广西人。“我”在台北开了一家花桥荣记，前来光顾的客人多数是广西人，都只为了吃点家乡味，以解思乡之情。“我”每个星期都会亲自下厨，做一碗桂林米粉给同是桂林人的卢先生打牙祭，不论时空如何转变，桂林人对桂林米粉的感情始终如一。《花桥荣记》如今已经有两个版本的电影与戏剧两个版本，电影版由谢衍执导，杨心渝、谢衍编剧，于1993年上映，曾获台湾第35届金马奖最佳编剧奖提名；戏剧版有胡筱坪执导，张仁胜编剧，2016年10月26日在桂林大剧院首演，一碗米粉串起两岸情，桂林米粉可谓家喻户晓了，它是无数在外的桂林人心中浓到化不开的乡愁。
（三）桂林方言
白先勇在于1944年湘桂大撤退时离开桂林，但乡音未改，仍说得一口地道的桂林话。他在《我的寻根记》中写道：“因为从小逃难，到处跑，学得南腔北调。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说外国话。但奇怪的是，我写文章，心中默诵，用的竟然都是乡音，看书也如此。语言的力量不可思议，而且先入为主，最先学会的语言，一旦占据了脑中的记忆之库，后学的其他语言还真不容易完全替代呢。”白先勇的许多作品夹杂了桂林方言，甚至用桂林话朗诵也毫无违和感。桂林话是桂林的地方话，源于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南方官方语言，在长期的传习过程中演变成了桂林话。桂林话在语音、语调、声腔以及说话习惯等方面，同北方方言有某些差异，但语根相同，语义相近，能为全国许多省份的人听懂。在封建科举时代，桂林话被定为“南方官话”。
《玉卿嫂》是运用桂林话最多的一篇小说。“我和玉卿嫂真个有缘”“你这个娃崽怎么这样会扭？”，“我妈把我的话头打断，说我是傻仔”这里的“真个”“娃崽”“傻仔”是桂林方言。桂林方言中“好”“满”或者“蛮”表示程度，相当于“很”，“好”还有“多少”的意思。容哥第一次见玉卿嫂时，觉得她“好爽净，好标致”，忍不住问她“你好大了？”。小说里还有“蛮讨人喜欢”“蛮有名气”“蛮逗人喜欢”“吵得好心烦”“显得好嫩相”等。“莫”“没得”“晏”也是桂林话中常出现的。“晏”就是“晚”的意思，“莫”相当于“不要”“难道”，小说里有许多这样的用法，如“你莫在这里装好了”“你千万莫跟她说”“你莫怕”“莫过我还配不上你不成？”“庆生，莫怪我讲一句多心话”“玉姐，你莫讲了好不好”“莫吵”“你莫不要脸了”。“没得”是“没有”的意思，容哥见庆生时，庆生“两只手一忽儿捋捋头发。一忽儿抓抓衣角，像没得地方放了似的”。
《寂寞的十七岁》中，方言“好”“满”“没得”“不得”“懂得”也经常出现，比如“你念个私立学校还差点毕不得业”“我满懂得体谅妈妈，可是妈妈老不大懂得人家”“我从小就好要妈妈疼”等。白先勇的其他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桂林方言出现，桂林是他最初的居住地，来来往往都是桂林人，听到的都是桂林戏，说的是桂林话，吃的是桂林米粉，充满了亲切感和人情味，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七年在桂林的童年生活，给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带了很多经验素材，使得小说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桂林地域文化色彩。
三、桂林地域文化和白先勇創作的互动关系
地域文化与作家创作时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为作家提供了写作素材，使得作家的作品风格鲜明可辨，另一方面，作家把地域文化作为表现对象吸收进作品中，随着读者的阅读，作品逐渐为人所知，更多人了解到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读者丰富了自己的认知，对区域来说，是提升知名度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桂林对白先勇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影响作家童年经验艺术世界的重要因子，白先勇七岁以前是在桂林度过的，在他的童年记忆里，不仅有真切的场景、乡音，还有地域文化这一隐形的文化生态场域，它们是镶嵌在白先勇身上的文化符号标记，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了他童年经验艺术世界的生成。白先勇虽然出生在将帅之家，但父亲白崇禧对待下人宽厚，白先勇与家里的下人接触得多，他小说中的许多底层桂林人形象都是有原型的，比如《玉卿嫂》的主人公玉卿嫂是保姆，作品描述的是一个保姆与自己干弟弟的爱情故事。关于玉卿嫂的原型，白先勇在访谈中这样说道：“至于《玉卿嫂》嘛，原型倒是有一点。我听大姐说，带她的那位奶妈，人长得很漂亮，我们桂林话讲长得净净般般的，平时戴副白耳环，这个人我没见过。作品中的故事全是我编出来的。”白家养了许多佣人，门房、车夫、厨子、看管菜园的等等，这些都是白家雇的桂林当地及周边乡下的底层人民，小说中拉车的车夫老曾、胖子大娘、矮子舅妈、门房瞎子老袁、厨房里打杂的小王、菜园里浇粪的秦麻子、乡下管田的满叔等等下层人物其实就是底层桂林人的缩写，底层桂林人丰富了他小说的人物群像，也表现出白先勇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桂林方言的使用，符合广西人的语言特点，展现了在广西桂林这个特定的地域环境中人们的生活习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童年的故乡生活留给人最初的心理体验，即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基本心理定势而影响人的一生。就创作领域，这种心理定势，则会是作家寄予远去的童年和故乡生活无限深厚的情感，并在文学创作——这一具有强烈主体情感色彩的创作活动中，充分抒写和展现这种情感及其对童年故乡的心理体验。”桂林这七年的童年生活对白先勇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桂林时期，白崇禧仍然是名声显赫的桂系军阀，白家的社会地位很高，可一旦国民党败退台湾，家国同运，台湾当时还不发达，而且其父去台后受抑，因而也就对大陆时期的生活更加留恋。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童年经验作为童年时代所有心理体验的总和，会形成白先勇创作之前稳定性的审美情感，进而影响创作时的意象选择、人物形象塑造、叙事方式、艺术风格等，这些影响以不同的特征呈现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便显出一种独特的地方地域色彩。白先勇成长过程经历战乱，目睹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的历史巨变，侨居美国经受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深深的文化乡愁，民族寻根心理在他血脉中奔涌。他在山清水秀的桂林度过了快乐的童年，那段时期的生活是他心中永不褪色的明净地，桂林变成了他寄托乡愁的绿洲。
（二）白先勇小说中地域文化的价值
白先勇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在海内外华人圈中也有个很大的影响力。夏志清评价他是“当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因为白崇禧的影响，白先勇作为桂系后人的身份也广为人知。他很多小说以及散文中都与桂林文化密切相关，《花桥荣记》、《玉卿嫂》等作品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给了桂林作家很大的鼓舞，说明创作有浓郁桂林风味的作品，是可以走向世界的。文化名人是一个地区的重要的资源，白先勇的桂林身份以及作品中的桂林文化因素，对提升桂林甚至整个广西的影响力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推动力的，“白先勇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完全可以成为广西文化国际文化影响力的有机构成，更可以刷新人们对广西的文化想象……还拥有像白先勇文学创作这种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精致高雅的文学经典”。目前，桂林在开发白先勇等文化名人的品牌效应方面仍然不够，除了山水，桂林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把山水和文化名人效应结合起来，这对提升桂林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同时也是对文化名人的尊重和保护。
桂林对白先勇来说不仅是儿时美好的记忆所在，同时也是他文化乡愁的寄托，桂林的山水风俗民情滋养了白先勇文学创作的土壤，桂林的地域文化经白先勇的提炼而进入了文学，成为文学艺术的表现对象，白先勇在作品中展示了真实的桂林人，美味的桂林米粉以及风景秀丽的桂林山水，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一样的桂林文化，这两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分析白先勇小说中的桂林地域文化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去解读白先勇的小说，从另一个侧面走进白先勇的创作世界，对桂林未来旅游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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