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上下俱富”思想
时间：2020-04-02 05:16: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在荀子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先富民后富国，最终达到“上下俱富”的社会。他的这种经济政策，主要是通过“分”为其提供法理上的保证，并以“薄俭”“节其流”，以及重视生产和轻赋的“开其源”方式作为具体实施的策略来实现的。可以说，比起先秦其他诸子讨论的经济问题，荀子的这种思想更加关注民生，讨论问题更具有现实性与针对性，即使对现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
关键词 荀子 上下俱富 明分 节流 开源
中图分类号 B2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08)06－0052－04
作者：陈中浙，男，1969年生，浙江永嘉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禅宗美学。北京 100091
在中国古代描绘的众多“和谐”理想社会中，对于富民富国的经济问题，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有一番独到的见解。相比较而言，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儒学大师荀子提出的“上下俱富”思想，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
一、“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
荀子有一篇专门谈经济的《富国》论。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了分配、社会分工、生产、消费、赋税等各类经济问题，其中“上下俱富”是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思想。
在荀子看来，养民、利民、富民是一个国家和君王理所应当要重视的问题。他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王霸》)可见，只有富民才可以富国，才会得到民众的拥戴，否则就会出现“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富国》)的困境。但是，富民为何可以达到富国呢?荀子又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同上)在这段话里，荀子明确地把“富民”摆在了“富国”之前。因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同上)，“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独富”，故而只有把劳动者作为“财之本也”，才会“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同上)。在荀子看来，这是“国计之极也”(同上)。
其实，对于富民与富国关系的看法，先秦其他诸子也都有涉及。子贡曾问孔子何以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当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时，孔子认为“食”可以不要，但“信”不可不要。后来朱熹进一步说，“食”、“兵”皆可不要。因为“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孔子此处谈的“信”，其实包括取民有制，已含有把富民置于富国之上的意思。而孔门弟子有若问鲁哀公的一句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上)，更是明确地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前提。然而，孟子的看法则不同。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他还举阳虎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同上)显然，孟子是反对富国的，并把富民与富国作了对立。法家也谈到了富民富国的问题，《商君书·去强》篇曾说：“贫者使以刑则富，富者使以赏则贫。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者王。”可见，法家用重罚驱使老百姓从事生产增加财富，用赏赐来鼓励富者纳税增加国库，最后使贫者稍富、富者趋贫来达到上下共富的目的。法家的这种主张对老百姓而言，有外在强加之意。对富者来说，则有劫富济贫之意。显然，这种主张对上下双方来说，都不是最好的方式。因此，荀子的富民富国政策，比孔子要深入，比孟子要积极，比法家更注重实际与民生。
二、“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上下俱富”是荀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状态，而“分”可以为保持这种理想状态提供法理上的保证。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各尽其能。在荀子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上下每个成员的职务与责任是很明确的。他说：“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矮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富国》)这是指社会上下每个成员都有别人不可替代的职务与责任，只有充分做好自己的工作和担负相应的责任，才会符合社会理想的要求。所以，荀子又说：“故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君道》)有了这样的规定与要求(“分”)，人们就会按部就班，各就各位。否则，社会就会出现在位不谋其事、懒散推脱的混乱现象。由此可见，社会各阶层成员各尽其能，是达到“上下俱富”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二，对财物的合理分配。在荀子看来，这有两方面情况。首先，人本性贪欲，如果依顺这种人性，则必定会出现争抢掠夺、残杀陷害的混乱局面。这一点他在《性恶》篇里就有详细的阐述。因而，必须对人的欲望与层级职位、社会财物作出规定和分配，以满足社会每个成员合理的物质欲求。其次，所有人的层级、权势、喜好并不同，社会财物也有限度。因而惟有通过“分”，才可以实现“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礼论》)的平衡和谐状态。再次，要按劳分配。荀子说：“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这是指财物的分配和使用要根据人们地位层级高低、长幼次序、能力大小等来定，使职权与财物的获得相适宜，即所谓“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君道》)。即是说，社会中每个成员对财物的享用，要根据自身的才智、地位以及收入等客观实际情况来定。由此可见，合理地分配财物，也是达到“上下俱富”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上面可以看出，“分”无论是对于社会的稳定，还是“上下俱富”的经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荀子感叹说：“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富国》)
三、“节其流，开其源”
在具体实施的策略上，荀子则是希望通过“节其流”和“开其源”这两种方式，来达到“上下俱富”的政治理想。他说：“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富国》)这是指国家只有采取“节其流，开其源”的措施，才可以使财物源源不断地得到增加，达到“上下俱富”的目的。
何谓“节其流”?“节”其实就是“薄敛”的意思。简单地说，是指对财物的享用要有所节制。我们知道荀子并不否认人的欲望。在他看来，“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正名》)，故而应当给予一定的满足。他的“养人之欲，给人之求”(《礼论》)就是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荀子也指出要对这与生俱来的“欲”进行必要的“道”
(导)和“节”，否则就会“困于有欲”、“困于多欲”(《正名》)，最后导致社会混乱。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根据两位弟子性格不同的特点给予不同的指点。
仁是人之所为之处，人对“仁”的追求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孔子从不自许以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因此，孔子对现实的人性有深刻的理解，承认现实人性是不完美的，总是包含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有极大的包容之心。正是因为现实中的人难以达到理想境界，孔子对现实中有向道之心的人从不求全责备，而是提携、启发他们依据各自的特点积极向上，向仁的目标努力，“圣人以天下无不可有为之人，亦无不可改过之人”①。
孔子以“仁”为核心，构建了个人内在的生命世界。在此内在的生命世界中，人的品德具有自足的价值根基，不需要以外在的功利性结果为评价的标准。
2、外在人文世界中的历史评价
当孔子转向外在的世界时，他已超出宗族的狭隘视野，而把目光投向了“天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仁的外在展现最终就是要成就起和谐的人文世界。
孔子的外在世界，不是纯粹自然的世界，而是深深打上人文烙印的世界。这个世界对孔子来说，就是周文的世界。孔子把自己置于人文世界中，以维护延续此人文世界为己任。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在孔子评价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时，只要其符合维护此“文”之传承，莫不赞许。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管仲的评价。孔子从不轻许人以仁。周公之后，能被孔子称仁者只有管仲一人。《论语》中孔子屡次盛赞管仲：“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管仲能被孔子称作仁，就是因为他能够维系周礼而且有恩惠于百姓。这是孔子最为看重的。所以尽管管仲本人的品德受到孔子批评：“管仲之器小哉!”(《论语·八佾》)仍称赞管仲之“仁”。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孔子认为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之时，他愤怒的是季氏破坏由周公一手建立的人文世界。当整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从个人的私欲出发，不再遵守礼仪的约束时，人文世界也会随之消失，这是孔子最为忧虑的。应该说，荀子此处谈的“节其流”，实际上并不是完全否定人们的消费，而是指有所节制而已。而如何进行节制呢?荀子提出了“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富国》)的观点。即是说要以“礼”来规定人们对财物的享用，可以使财物盈余，民众富裕。荀子此处讲的“礼”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法”，希望借此对那些不根据客观实际情况，而由自己无穷欲望任意挥霍财物的骄奢淫逸之徒的生活作出严格规定。这是他用“礼”来达到“节流”作用的根本目的。
而在如何“开其源”上，荀子谈到了两个方法。他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峁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富国》)即在荀子看来，第一是政府通过对老百姓的生产的重视来增加财物，第二是通过赋税方式来增加国库。但荀子也指出第一种方式是“财之本也”、“货之源也”，是增加财物的源头和根本，应该大力支持与鼓励。而第二种方式却是“财之末也”、“货之流也”，只是增加财富的支流而已。可以看出，生产与赋税两者增加财富的方式，在荀子看来却有本末之别。他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说：“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孰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富国》)只有发展农业，扩大税源的基础，国库的殷实才有可靠的保证。应该说，荀子是不太看重以赋税增加财富的。所以，在他看来即便是赋税，也要以轻税为主，所谓“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由此可见，荀子是希望通过积极鼓励生产与运用轻税的理财策略来达到“上下俱富”的。
荀子把“富民”置于“富国”之前来谈“上下俱富”，这种做法与现在我们所提倡的民本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事实上，也只有彻底地解放生产力，鼓励生产，才是增加财富的根本。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来看，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政府大力提倡解放生产力，逐渐放松管制，鼓励老百姓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自主生产、发展经济。然而，也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虽然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其骄奢淫逸、挥霍浪费的习性也在逐渐抬头。可以说，目前在一些人身上不加节制而任意挥霍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种势头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控制与纠正，不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还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应该说，荀子的“上下俱富”思想所谈及的以民为本，“节其流”、“开其源”等观点，即使对当今社会也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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