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孟子义利之辨凸显的原因
时间：2020-04-02 05:17:0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义利之辨在北宋思想领域的地位突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宋代经学思想的转变。宋代儒者改变汉学的治经方式，围绕宗经与重道两个方面探索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圣人之道。从韩愈起，孟子地位提高，义利之辨也随之突显。
关键词：孟子升格；义利之辨；经学变古
清代学者皮錫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评价宋学为变古之学，所谓变古就是指宋代笃学之风改变，其实质是宋代改变了汉代经学的古风。
宋代经学变古并非偶然，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两汉以后今文经学繁琐破碎，日益蔓延之离，重视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的治学方法已经无法满足以经学治国的需要。在魏晋时期，佛教盛行，繁琐的解经方式无法阐释新的义理思想，难以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应对佛教的挑战。
宋代儒者围绕宗经与重道两个方面发掘和探索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圣人之道”，程颐主张“圣人之道传诸经，学者必以经为本”。宋代儒者政治地位提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将经典作为载道的工具，重视圣人之道是为了将通经与致用相结合，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渴望复归三代的理想政治秩序，并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周敦颐强调将圣人之道付诸于政治事业。“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所以宋代儒者皆从儒家经典中探索圣人之道，最后达到“通经所以致用”的目的。
孟子地位提高并非宋儒首创，中唐韩愈为了恢复道统，重视《孟子》一书，主张提高孟子的地位。宋代经学变古，意味着儒学的更新，宋代儒者既要重振儒学，也为了构建他们所期许的政治秩序，所以积极继承延续韩愈尊孟思想，提高孟子地位。周予同先生将这一现象称为“孟子升格运动”。
韩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认为孟子尊重圣人之道，继孔子之后承载了圣人之道，“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
唤起“孟子升格运动”思想是在宋仁宗时期。庆历思潮的领袖是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都尊崇孟子，孙复和石介积极推崇孟子。自庆历以后，“孟子升格运动”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到宋神宗熙丰年间达到高潮。以王安石的新学影响最甚，二程的洛学和张载的关学也起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尊崇孟子，将孟子政治地位提高，可以配享孔庙。二程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之道，十分推崇孟子思想，“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
孟子思想中突出心性问题，强调理想人格，在不同的境遇下能做到“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确立了舍生取义的人生目标。从王安石、二程到朱熹和陆九渊都重视心性与修养的功夫，强调义利之辨。宋儒热衷探讨王道与霸道的区分。随着孟子思想地位的上升，义利之辨凸显，宋儒受到孟子义利观的影响，希望将义利问题作为道德修养的标准，从而能够恢复三代之治，重建合理的政治秩序。
王安石尊崇孟子，将孟子的义利之辨思想运用到政治改革中。明确主张“理财便是义”，把义利思想作为其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二程肯定了孟子的功绩，认为孟子开口便是仁义是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对儒家有很大的功劳。二程将义利之辨作为划分天下之事的标准，“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关注义利之辨，并且发展了义利的内涵，将义利之辨转变为公私之争，天理与人欲之分。
南宋的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程颐的思想，尊崇孟子地位。对于孟子的义利之辨尤为重视，认为“事无大小，皆有义利”，受到李侗义利之辨的教诲，明确认识到义利之说的重要性，朱熹和孔子，孟子一样也将义利问题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喻义喻利，只是这一事上。君子只见得义，小人只见得利”。朱熹最终将义利之辨提高为儒者的第一要义。
陆九渊认为“举世人大抵就私意建立做事，专以做的多者为先，吾却欲殄其私而会理。”并且把义利问题看作是为学的根本问题，“凡欲为学，当先识欲利公私之辨”。义利之辨是陆九渊为学的第一要义，《陆九渊集·语录上》记载：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陆九渊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学孟子自得之，所以凸显了孟子的义利之辨。
宋代儒者将义利不明视为社会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宋代儒者亟需思考解决的问题，探明义利关系构建良好道德标准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不二法门。所以宋儒不仅凸显孟子的义利之辨，还根据现实需要，扩展了义利之辨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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