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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与诗学

    时间:2020-04-02 05:17:2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国学是诗词艺术的精神支柱

    国学是中华民族赖以治国兴邦、安身立命的一整套根本性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体系。是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由历代大圣先贤所不断创造完成的。概括讲来,它是以儒家四书五经以及十三经为基本体系,兼及诸子百家的学术观念,而构建起来治国方略与文化价值观。

    儒家的六艺是其骨干。它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以天下为公为其最高准则的学术观念体系。经过历史的淘洗,无数次的刻勒而完成的经典著作体系。它包括大学与小学两大部分。《大学》本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为儒学通论,后独立成书为四书之一,是儒家的重要经典。特别是其标举的三纲八目,成为经学总纲。中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又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此即儒家内圣外王的化行天下的理论体系与修养步骤。

    儒家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本《礼记》的三十八篇之篇名。韩愈、李翱等把它推出与《易经》《孟子》同列。朱熹更为作集注,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元朝以后,悬为令甲,为士子应试之首选。遂大为流行。十三经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干。即《易》《书》《诗》《周礼》《礼仪》《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其中《大学》《中庸》已入《礼记》此不单列。)儒家的《六艺》以诗为首。《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高度肯定诗经的地位。

    《易经》又称《周易》。十三经首列《周易》。易以八卦为基础,两两相重为六十四卦。本为卜筮之书,饱含智慧与哲理的光辉。如《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皆千古不刊之至理名言。

    《尚书》是记录上古史料之书。始于尧典,终于秦誓。原为百篇,今存五十二篇。《尧典》记载了尧舜的政绩和大事,如《尧典》中记录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就是中国诗歌理论的开山。其《禹贡》篇记“禹敷土,随山刊木”,以及划定九州。为华夏民族地理学之开山。

    其《礼记》四十九篇。《礼运》中标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者,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上述理论观念,乃是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淘洗中总结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纲领。到了宋代又大加发展而特放异彩。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弘深博大的思想。以及其后朱熹的理学体系与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体系,皆大大发展充实了儒家经学。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伟大丰碑。宋代理学家以诗弘道,大放异彩。如程顥的秋日偶成:“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自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朱熹的《春日》诗“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皆其名例。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乃是主张以礼乐化成天下。从来不主张武力侵略的霸道。左传上楚庄王强调武有七德:“夫文,止戈为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有七德。”《礼记》主张:柔远人,则四方归之。这种怀柔政策,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国策。上世纪伟大的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断言:“中华民族是没有征服野心的民族。由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组成的东亚……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传统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连接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中国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可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

    建立在如此精深的国学基础上的诗学,是人类文明中的至宝奇珍。《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大类,收诗三百零五篇。时代可从春秋上溯到夏代。秦风之《七月》,以夏历记时,写太王迁岐以前之事。当作于夏代。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表现了“同仇敌忾”的尚武精神。作于前五○五年,是最晚的作品。《采薇》中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以今昔对比的手法,写复员战士痛定思痛的歌吟。情景交融,意在言外,为抒情诗的极品。诗多抒情,主温柔敦厚,可陶冶性情。又多美刺政治之作,用以涵养品德。孔子列于六经之中,强调兴观群怨之诗教。古代的诗经有如判断是非成败的法典。这在左传等书中累见不鲜。如《鄭伯克段于鄢》中以“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之教言以解决庄公与其母姜武之冲突。《鞌之战》“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判断阡陌走向之是非,皆是显例。

    《诗经》的毛诗诂训传,更是训诂学的开山典范,它开创了传注笺疏之注解体例。以语言解释语言,分析句读,串讲大义,说明修辞手法的方式建立了严密的训诂学体系。

    中国诗学之所以独标高格,举世无双,首先因为它是发源最早的经典。比如见于《尚书大传》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虞舜禅让夏禹继位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距今已是4083年前的事情。《礼记·乐记》所记还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孔子家语》卷八云:“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皆史籍班班在列。是中华诗歌的星宿之海,滥觞之源。纵观世界诗史无有早于此者,它比希腊《荷马史诗》早了近千年,比印度《梨俱吠陀》也要早上百年之久。《卿云歌》《南风歌》,是我国先民走出洪荒时代,迈入文明社会的第一声雄啼,是对光明的礼赞与上古太和气象的诗意的表达。它昭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之觉醒,它充满信心地迎着朝阳前进。孔子则提出了:“温柔敦厚,诗教也。”强调了诗的教化与塑造人的心性之作用。孔子还在自卫返鲁途中,过隐谷见幽兰,创造了《猗兰操》:“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无所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诗纬·诗含神雾》中则其进一步发挥道:“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认为诗是表现天地万物之灵性的最神圣的艺术。钟嵘《诗品》更从文艺感染作用角度,强调指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享,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指出了诗的艺术感染之力量,有照烛三才的伟大作用。杜甫所说:“陶冶性灵为底物,新诗改罢自常吟”即是对此种教化作用的现身说法的表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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