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政治观的辩证性
时间：2020-04-21 05:21: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学界对奥古斯丁政治观的解读有两种极端，一种认为奥古斯丁对世俗政权持消极态度，否认政府对人类有正面的作用；一种认为其持积极态度，肯定政治生活和国家目的的向善性。本文试图通过对权威观、双城说、国家观的分析论证奥古斯丁政治观的相对辩证性，他并不极端否认社会现实与政治权威，他的政治态度是“现实”与“理想”的平衡，“消极”与“积极”的统一。
关键词：奥古斯丁；政治观；消极主义；积极主义
1 引言
奥古斯丁（AugustineofHippo，354～430年）出生于罗马帝国北非行省的塔加斯特。其父亲是摩尼教徒，母亲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年奥古斯丁曾信奉摩尼教，并过着放荡的生活。后来他发现摩尼教的经典与当时的天文学发现有矛盾，这使他对摩尼教的真理产生了怀疑。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他改变了生活态度，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奥古斯丁哲学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区分了所谓”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奥古斯丁从维护基督教以及基督教信仰的权威出发，主张思想道德教育应该为教会和神学服务，培养虔诚的基督教徒和教会的教士，这是他所确定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
2 对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研究
罗马晚期的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不仅被誉为西方拉丁神学的典范，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近年来，随着基督教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国内的逐步发展，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也开始受到了更多的瞩目。
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古罗马政治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很多研究，无法一一列出，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马库斯：《拉丁教父》，《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1998）；彼特·布朗：《希波的奥古斯丁：一本传记》，卡莱尔：《西方中世纪政治理论史》等。
国内的学者目前对奥古斯丁政治思想的研究作品也比较多，通论性著作有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2003）；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2005）等。专著有夏洞奇：《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2007）；周伟驰：《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等。
3 奥古斯丁政治思想中的消极与积极因素
3.1 权威观
按照现代哲学家西蒙的定义，“权威”就是凭借具有约束性的规则来统一集体行动的权力。虽然奥古斯丁并未明确地界定“权威”的概念，但他突出“权威”与“自由”的相对性，他认为运用“权威”是实现“统治”的方式之一，其特点是把绝对的服从作为义务，无视个人的动机或利益。
对奥古斯丁而言，所谓的“权威”包括三个方面：神的权威，《圣经》的权威，人的权威。其中“人的权威”又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集夫权、父权、与奴隶主权威于一身的家主权威，其二是国家或者说“城”的政治权威，其三是教会的权威。对这三种权威的存在意义，奥古斯丁都是肯定的，虽然作为一位基督教神学家，在接受神的权威和《圣经》权威的基础上，他并不主张完全拒绝人的权威。“虽然真正的权威是神的权威，而人的权威常常具有欺骗性；但对凡人来说，出路不在于否认人的权威的存在，而在于选择相信谁的权威”。
奥古斯丁对服从权威的强调，是根植于他对世界秩序的认识的，在这点上他深受柏拉图正义论的影响，重在强调秩序与和谐，人在天性上有盼望和平的倾向，国家的建立是为了维持社会和平；所谓“和平”是一种协调，一种有秩序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在柏拉图的思想和语言中，“任何理念都是自在之物”，都是一个“物自体”，它存在并依存于它自身，具有一种客观的绝对的有效性。奥古斯丁就是在此基础上，从柏拉图的思想中抽出了一种更高的权威，他认为善不能保证善本身的实现，人的理智必须屈从于一种更高的力量，那就是神。所以在奥古斯丁的权威观中，神的权威是要高于人的权威的。
但是按照奥古斯丁的定义，世界秩序是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等我的正义等级，较低的服从较高的用是理所当然的秩序，而对它的背离便是恶。而在存在的在链条当中，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没有人有权力命令别人，因而政治权威是悖逆的，甚至在《忏悔录》中他也提出了“仅仅听命于你（上帝）而无需服从任何人的权威”的理想。那么对政治权威的服从不是背离了人类处于平等地位的秩序吗？
奥古斯丁坚持对政治权威的服从，认为是与人类“原罪”相关的，将服从政治权威看成是上帝的惩罚。他认为政治权威构成了苦难，而苦难构成了对我们原罪的惩罚。上帝若没有理由，是不会让人吃苦头的，冒犯政治权威就是冒犯上帝。政治权威在政治层面上作为政治权威永远是不义的，但在宇宙层面上作为一种惩罚的适当形式却是正义的。
3.2 双城说
“上帝之城”、“世俗之城”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上帝之城》全文也是以这两个概念为中心而展开的一个基督教政治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和以往的政治观截然不同。
“上帝之城”的重点在于对“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两个概念的区分。奥古斯丁一再强调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划分绝对不是空间和地理上的，而是不同人的选择和归属。在第十四卷奥古斯丁就清楚的阐明“天下万国，虽宗教与风俗各异，语言、武器、衣冠不同，然而人类只有两个大团体，若照圣经上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两个城，一个由愿依肉欲生活的人组成，而另一个由愿依精神生活的人组成，若各德其所则平安无事。”然而，二者之间的对立是鲜明而尖锐的。
在此观念上“两座城”的区别主要在于：首先，“两座城”是宗教信仰相异的两个社会群体，一座城是虚伪之人的社会，而另一座属于不信者。其次，“两座城”的成员是按不同的方式产生的，“地上之城”的公民是由生育而来，产生于人类堕落后的自然本性，而“上帝之城”的公民由重生而来，归功于超越了自然本性的上帝恩典。最终，“两座城”的成员将面临不同的命运：“上帝之城”的公民是上帝的选民，将进入天国得到永生，“地上之城”终将灭亡，到世界末日其公民将在地狱中承受永罚。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两种不同的爱”，“两种爱造就了两座城，为已直至轻神的爱造就了地上的，而为神直至轻已的爱造就了天上的”。
奥古斯丁用这种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大团体，但是由于二者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现实世界中，没有办法将其完全分离。而作为基督教信徒，一神的信仰是与存在论的二元论不相容的，奥古斯丁坚持一切自然本性皆善，不存在恶的本性，并不否认“地上之城”中的某种相对之善。他所否定的，不是现世之善本身，而是那种将现世之善作为终极目标的态度。由此看来他的思路是以“天上”超越“地上”，而不是以前者全盘否定后者。
对《上帝之城》以到奥古斯丁的整个社会-政治理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传统的解释，以天主教和新康德主义为代表，核心在于认为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即指教会，“地上之城”则指现实国家，但含义是中性的，因为奥古斯丁继承了古典政治哲学的观念，认为国家建立于自然人性之上，具有天然正义性。另一种是现代的解释，以新教的一批神学家和自由思想家为代表，关键是辨认出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末世论特征，认为它并非指尘世的教会，而是指末日审判后善天使和圣徒的“属灵的爱的共同体”。“地上之城”指现实国家，但强调的是其“悖逆之爱”。
由此引申出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教权与王权的关系，奥古斯丁主张政权与教权并存，这一点实际上论述的是教会的必要性。由于“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是互相混淆的，他同时也强调，在最后审判之前，现世中的都会始终都是善、恶相混的。这也是奥古斯丁与多纳特派争论的核心问题，他并不认为教会是完全纯洁的。正如马库斯所言，奥古斯丁放弃了“圣”与“俗”完全对立的简单看法，充分认识到现世中的都会必须与世界共存。强调基督徒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并不主张对世界的逃避。
3.3 国家观
奥古斯丁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家或政治思想家，他并未撰写过任何专门的政治学著作，但在《上帝之城》等作品中，他曾对一些与国家观密切相关的问题作过深入的讨论。围绕奥古斯丁对国家的看法，本文将从国家的起源、国家的作用两方面来讨论奥古斯丁政治思想中的辩证性。
在奥古斯丁对国家的起源这一问题的思考中，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是否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自然本性”意味着根本上的善，将这种善视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求。按照奥古斯丁的设定，肯定国家合乎自然本性，就是相信它能够产生于始祖堕落之前的乐园阶段，即使在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在根本上仍然是善的；认为国家违背自然本性，就是相信它在根本上是恶的，只能起源于始祖堕落之后，是人类自身的罪造成的。
马库斯认为“圣奥古斯丁坚持认为人是社会性的，但他不再认为人是政治性的。政治社会中臣服于统治者与强制机构的生活——如奴隶制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是人类罪恶的结果”。而伯特则不同于马库斯的解读，认为“该文本只针对以战俘为奴隶的做法，与国家观无关”，他主张奥古斯丁承认国家合乎人类自然本性。
在《上帝之城》14卷中，奥古斯丁表示“使‘上帝之城’区别于‘地上之城’的，不是权威之存在与否，而是‘地上之城’的统治者为‘统治欲’所统治，而在‘上帝之城’中，治理者与受理者在爱中彼此服务”。奥古斯丁在《论自由的意志》中与好友埃伏第乌斯（Evodius）讨论永恒法律与世俗法律，最后得出结论：”显然我们不能责备东西本身，该责备的是错用它们的人”。也就是说奥古斯丁并无否定社会权威本身之意，他否定的只是统治者的“统治欲”。他不是简单地以制度的各类论定权威的性质，而是按行使方式将人的权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爱中彼此服务”，即符合人的自然本性，另一类以“统治欲”为本，起源于人类堕落之后。
在奥古斯丁之前古希腊哲学中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谈及政治的作用时都抱有乐观的态度。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构建了一个各司其职等级森严的理想社会，亚里士多德虽然对包括柏拉图在内的政治理念予以批评但也能构建出一个最为理想的政治模式。二者都认为现世的政治是有能力实现至善的，只是在于我们采取怎样的模式，政治中是可以寻求到正义，寻求善的。奥古斯丁没有对各种政体进行区分，因为他坚定的认为，在世界上无论那种政体都是恶的，根本无法实现善，对其无论怎样分析都是徒劳无意义的。
这是对奥古斯丁国家消极论的一种典型表述，卡莱尔以及后期不少学者在论及国家作用时，强调了国家的救治性与惩罚性作用。按照这种思路，奥古斯丁认为国家的主要作用是消极性的，其主要目的在于“惩恶”而不是“扬善”。
不同于国家消极论，国家积极论学者指出：奥古斯丁并不认为国家的目的和作用是完全消极、世俗的，相反，他要求国家在信仰和道德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与多纳特派的斗争过程中，奥古斯丁主张，国家不仅有权对宗教信仰进行干预，还有权迫使他们接受某种信仰。在他看来，“君王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社会风化、打击宗教异端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公教教士的布道’和‘公教君王的法律’都是推行基督教信仰的正当手段”。他明确地主张，“君主应当为基督教信仰效力；对教会来说，他们的‘侍奉’能起到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在奥古斯丁看来，君士坦丁、狄奥多西等虔诚的基督教皇帝才是较为理想的贤帝，因为他们不但在个人品行上体现了基督教的道德观，“如基督徒般”行事，还“不断地以最正义、最仁慈的法律来帮助正与不虔者相争的教会”。
所以，奥古斯丁对国家消极作用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其积极作为之可能性的排斥或否定，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国家视为的工具。
4 结语
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上帝之城》之中，通过上述对他的政治权威观、双城说、以及国家观的讨论，虽然众多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无论是从悲观政治主义还是积极政治观来说，奥古斯丁都是二者兼有的，辩证的，强调宗教神圣性但并不认为其没有缺陷，不否认世俗的同时又不过分夸大国家政权的作用。
奥古斯丁作为古典时期向中世纪过渡阶段的神学家、思想家，他提出的双城说不仅在神学和基督教思想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我们更应该看到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是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区分，把基督教由一种单纯的宗教文化力量转向了一种政治力量。“神权”和“君权”也在以奥古斯丁的理论为基础的前提下，不断制约斗争走进了中世纪。教会方面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古斯丁强调的“上帝之城”高于“世俗之城”上，提出“教权高于王权”、“教会凌驾于国家”；而国王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奥古斯丁强调的两个城平行、互不干涉上，反对教会的控制。“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究竟是相互独立并存，各行其是，还是一高一低，一主一从；上帝是否以教会为终结，将权力授予世俗统治者，就成为此后教会和世俗政权抢占权力制高点的交锋中心。双方都可以在理论上找到充足的论据，互不相让。而正是这种在实践上“君权”和“教权”的斗争联合，形成了中世纪特有的权力制衡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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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桢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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