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的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认知逻辑起点
时间：2020-04-22 05:17: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就是它抛弃和摆脱宗教的论证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取代一切宗教社会主义的过程。对宗教的批判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认知逻辑起点。
[关键词] 宗教批判 社会主义 空想 科学
一、空想社会主义者曾借助于宗教感情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过程，就是它抛弃和摆脱宗教的论证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取代一切宗教社会主义的过程。在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仍然有一些人宗教色彩较浓，他们力图到宗教中去寻找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圣西门和魏特林是其中的代表。马克思指出：“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P684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主张从宗教中寻找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证，力图建立一种以新基督教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企图通过贫苦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朴素感情来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
魏特林写作的《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是共产主义信仰还处于空想的宗教的阶段时的一个典型和标本。他虽然强调共产主义信仰的重要性，但是其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理解却是不正确的。魏特林认为共产主义信仰与基督教信仰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他用基督教的《圣经》来论证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合理性，把基督当成了共产主义的先知。
魏特林特别强调共产主义者要利用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他说：“理智告诉我们，共产主义可能自己给自己招来的最大敌人是受伤害的宗教感情，宗教感情具有极其巨大的力量，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它来为共产主义谋利益，因为宗教曾经是一种心的事业，而共产主义也是心的事业。共产主义没有内心热望就既没有保证，也没有力量，也没有决断。在共产主义状态中，信仰宗教的人们可以保持他们现在认为好的一切宗教仪式和习惯。”[2]P218魏特林主张改良和利用宗教，并将这种改良后的新宗教作为其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具体而言，魏特林借助宗教感情来宣传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利用《圣经》来对革命和共产主义做出自己的解释。《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础和来源，对《圣经》做出新的解释，通常是一些宗教异端分子、宗教改革者和新宗教创立者在宣传自己的新信仰时所采取的常用方法。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宣传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时，也使用了这一方法。[3]P37—38其次，到《圣经》中寻找革命的依据。魏特林虽然认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通过革命手段，但他并不是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论证的，而是跑到《圣经》中去寻找革命的依据。“真理必须用鲜血来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可悲的经验，因此，基督说：‘你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兵刀。’”[2]P77魏特林主张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对的，但他却受到宗教的影响，不能正确地理解革命。他所理解的革命是某种“突如其来”的事件，就像基督教中耶稣的再临一样，而不是依靠人民群众、经过长期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自觉地进行的人民革命。他还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常常模仿耶稣的口吻来教导人们，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向工人群众宣布一种与耶稣的福音相媲美的新的福音书。魏特林这种寄期望于宗教情感，企图在宗教中寻找革命的依据的错误想法，注定是要失败的。再次，魏特林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性质并不理解，如他主张在共产主义信仰中人们可以保持自己的“一切宗教仪式和习惯”，这就为后来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以及一些群众用信教的经验来对待共产主义科学信仰的行为埋下了隐患。[3]P39
魏特林寄希望于通过宗教感情来宣传共产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虽然魏特林的思想带有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并非来源于宗教，而是来源于德国手工业工人本能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要求，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受小手工业生产限制的狭隘的世界观范围内的复制。魏特林是德国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而德国手工业工人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他虽然深受大卫·施特劳斯对《圣经》的批判的影响，已经不祈祷也不信教了，但依然有较深厚的宗教感情。他认为，受尽无数苦难而又苦于无能为力的人类不会失去信仰，在浩劫茫茫的生活狂风暴雨之中，信仰将一直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之锚。他不肯同意伏尔泰等人的为了解放人类而必须毁灭宗教这一原则，而赞同拉梅耐等人的观点，认为不应当毁灭宗教，为了解放人类，必须利用宗教。他把黑格尔仅仅看作是一个玄虚哲学家，厌恶地把德国古典哲学一概斥之为荒谬的东西，不去探求正确的世界观而只诉诸感情。因此，他在迷茫中必然地求助于德国手工业工人的宗教意识和感情，“利用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的福音书”[2]P8—9，完全从圣经的福音书中寻找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论据，结果把自己的共产主义归结为早期基督教。从宗教中寻找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论证，在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和社会改革中，还是一种有其合理因素的普遍现象，但在现代工人运动中，在现代工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中，它就失去了合理性，成为一种多余的有害的理论外衣。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指出：魏特林的思想是一种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它还不是工人阶级的科学理论。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写到：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从整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宗教力量来证明共产主义信仰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一种偏向，这种寻找论证的方向是不正确的。[4]P42—44
二、科学社会主义一开始就致力于摆脱宗教影响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之上的，它一开始就致力于摆脱宗教的影响。
在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最初论证大多还是借助宗教论据。如原始基督教教义中的许多内容就经常地被用来论证集体生活的正当性。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基督教中的所谓千年太平天国的末世论思想，都曾被用来作为论证。从整个历史发展角度来看，随着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宗教的论证已经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但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宗教论证一直到科学共产主义信仰产生，都没有完全绝迹。因此，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过程，就是伴随着科学共产主义的确立，在实践中不断摆脱宗教论证影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的宗教观也正是在和这一斗争过程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43年，恩格斯就批判了法国共产主义者所谓“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的错误观点。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也严厉批判过克利盖在工人运动中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基督教圣餐中“同喝一种酒”和“同吃一块面包”的“共性精神”。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中，恩格斯鲜明地提出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宗教，包括基督教的起源。他认为，原始基督教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基督教，约出现于1世纪20—30年代。其特点是：第一，成员大多是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弱小民族犹太人的下层群众;第二，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第三，神学、礼仪、组织尚不系统;第四，具有强烈的反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倾向;第五，常集体过宗教生活，并将日常个人所得交集体所有，认为世人皆为兄弟姐妹，注重虔诚、勤俭、和善、信实。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早期基督教的根本对立。他认为，如果和现代工人运动相比较的话，原始基督教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两者都遭受过排挤和迫害;但又都在与压迫者迫害的斗争中胜利的、势不可挡的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但二者在寻求自己解放的途径上则有本质的区别：基督教宣传未来的解放和永远的幸福的实现是在人们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虚幻的天国之中。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是要在这个世界中，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求得解放和幸福。
在之后的革命与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并没有放松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摆脱宗教因素影响的要求。列宁指出，宗教问题不能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决不意味着不同宗教思想进行斗争。工人阶级的党纲是建立在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要说明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宗教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所以，工人阶级政党的宣传必须包括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籍，翻译和大量传播、无神论著作，“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5]P133。此外，还指出，在思想上与宗教划清界限，决不意味着政治上、行动上向宗教徒宣战。在什么时候强调无神论宣传，在什么时候又特别强调同宗教的斗争要服从工人阶级政党经济、政治上的总任务，要从实际出发，绝不能毫无条件地抽象地提出同宗教斗争的这个问题。列宁特别强调要利用那些有许多具体事实和对此来说明现代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组织同宗教团体、宗教宣传组织之间的关系的书籍和小册子，以启发群众正确对待宗教。
三、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保持自己世界观的纯洁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将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二是以行政命令消灭宗教。在制定和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上，马克思、恩格斯总的主张是：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教育分离，将宗教转入私人范围，使其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马克思在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在1891年的《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及《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就政府物质权利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象他们的前辈即使教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可以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6]P296“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一例外的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补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他们用自己的资金创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从上面的宗教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反对宗教对人们的公共生活的干预，力求排除教会组织对国家政治、教育的影响，同时，也不赞成国家和宗教教会组织的任何联系，并主张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将其转为国家所有等等。[7]P204—205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上有自己明确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就不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批判杜林时提出“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是私事的原则”。但同时也指出宗教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就不是私人的事情。19世纪90年代，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将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原则，歪曲成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郑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组成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因此党对于自己的成员信仰宗教这种无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不能置之不理。相反，党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反对任何人通过宗教思想影响自己的成员和工人阶级。[8]P157—158
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保持自己世界观的纯洁性，还要进行无神论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反复强调要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向群众说明有神论的荒谬，说明宗教存在和发展的根源。“恩格斯当年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18世纪末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9]P648列宁也指出，依靠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条直路并不能使群众摆脱愚昧状态，“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个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9]P649。列宁强调不能抽象地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这种宣传如果脱离了消除宗教根源的现实斗争或者突出到不适当的首要地位，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还是十分有害的。科学无神论宣传不能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同时，要避免加剧宗教狂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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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6]郑天星.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
[7]魏琪.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8]翁振进，汪锡奎.党政干部民族宗教知识读本[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9]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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