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耘与收获：学术生涯之回眸与感悟

我曾在一篇随笔《我们这一代中年人》中写道：“我们与共和国一起经受磨难，我们与历史一起经历坎坷。经受过磨难的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新的磨难；经历过坎坷的我们，可以勇敢地踏平新的坎坷。经受过磨难的我们，会更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经历过坎坷的我们，会更懂得苦尽甘来的欣慰。磨难与坎坷是我们生存之路上的印辙，磨难与坎坷也是我们人生之途中的勋章。”年届六旬的我，回眸自我的学术生涯，印证了如上关于磨难与幸福的感悟。

一

我是67届初中生，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父亲受到冲击，性格柔弱的我并未加入到文化革命的冲冲杀杀中，我甚至没有参加过串联，我属于家里的乖孩子、学校的好学生，当社会上文化革命闹得轰轰烈烈时，我却忙碌于大家庭的家务，买菜、做饭、带弟妹。当上山下乡的号角吹响后，我却依然无动于衷，直到1970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故乡上海，奔赴江西省靖安县高湖公社西头大队插队务农。在农村的六年间，我下田插秧、上山伐木、下水撑排，并曾到大队小学担任民办教师，还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我劳动积极表现突出，1975年我被推荐到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担任中文系的写作课程。1984年，我考上了扬州师范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曾华鹏、李关元先生，1987年毕业被分配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任教，1991年我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我在职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王铁仙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期间成绩突出，1998年我以优异的成绩在职破格两年就获得了文学博士学位。

回溯我的求学历程，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习奠定了我中文专业的基础，写作课程的教学培养了我对于文学写作的热情、对于文学范文分析的技能。硕士学习期间，曾华鹏先生的谨严扎实、李关元先生的洒脱机敏，给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曾先生对于文学作品的条分缕析、对于作家研究的深入肯綮，李先生对于文学研究的新颖见解、对于文学资料的如数家珍等，都深深地影响了我。王铁仙教授是瞿秋白的外甥，他在学术研究中注重人性内涵和审美观照，他的谦和稳重、朴实勤奋，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以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乡土文学的基本主题、乡土特色、悲剧风格，毕业后我继续在该领域中拓展与深入，1995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该著有鲁迅的乡土世界、乡土作家创作论、鲁迅身边的乡土作家、鲁迅著作的崇尚者、乡土文学综论、历史与现实之间六章。导师曾华鹏、李关元先生认为“这是一部扎实、丰富、富有新意的书稿”。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指出：“总之，剑龙的《放逐与回归——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论》是一部见解独到、论证严谨的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作者踏实认真的学术态度、深刻深入的学术思维、扎实严谨的学术功底等，都可以在此著中见一斑。”

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现“五四”前后有诸多作家与基督教有关联，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诸如牧师、教徒、教堂等内容，基督教的牺牲、宽恕、拯赎等观念也呈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最初我有以此内容为题做学位论文的想法，却被导师否定了。硕士毕业后，我仍然就该论题搜集资料、阅读作品，并采取作家论的方式，对于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周作人、许地山、冰心、庐隐、张资平、郭沫若、老舍、萧乾、巴金、徐訏等展开研究，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为题于1998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思和先生在序言中指出：“从《两刃之剑》到《旷野的呼声》，似乎暗示了中国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看法有所变化。”“……剑龙先生显然是抓住了当代文学的信息，在《两刃之剑》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探索，换句话说，他仍然在填补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

应该说这两部著作奠定了我的学术研究的基本风格，以作家论作品论构成了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格局，以对于作品文本的细致阅读，对于作家本身的深入考察，将作家作品放到历史背景时代氛围中进行研究，在文学史发展的格局中评价作家作品的长与短，在探究作家的成就、作品的价值时，注重对于审美形式文学风格的分析，这基本延续了曾华鹏、李关元、王铁仙先生的研究传统。

二

20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涉足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我研究汪曾祺、何立伟、查建英、池莉、席慕容、周梅森、王晓玉、李晓、赵玫等作家的创作，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嬗变。20世纪末，朋友策划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丛书，包括贾平凹论、张承志论、张炜论、梁晓声论、余华论、刘震云论、陈忠实论等十本，我撰写的是《现实悲歌：谈歌、何申等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我细致研读了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等作家的创作，从创作取向、形象塑造、叙事方式、写实手法、语言特色、审美风格等十章展开研究，该著的大部分章节先期以论文形式发表，引起学界关注，该著2000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成为首次全面研究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著作。1997年，导师王铁仙先生策划撰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一著，以改革开放后20年的文学为研究对象，参与者为王铁仙、杨剑龙、方克强、马以鑫、刘挺生，我接受了90年代的文学研究，我从仔细阅读文本开始，系统研究了九十年代的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市民小说、新生代小说、新现实主义小说等，其中的有些章节先期在刊物发表，该著2001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我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立意于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研究上海文学百年发展的历史。

2003年我被邀请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给博士生、硕士生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选修课，有30余位学生选修该课程。在香港中文大学期间，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邀请我做一场公开学术报告，要求不讲文学，思考再三我便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题，进行紧张的准备，邀请方请了中国神学研究院副院长、神学教授余达心评点，这让我有了压力和动力，在撰写讲稿的三个多星期的过程中，有时是半夜想到问题就起床写。我的公开报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5万字的报告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五四”时期一个角度的回溯与思考》为题，200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2005年经申请，我获得了第2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选修课期间，我要求学生以写论文作为课程考试，我给学生出了几十个题目，我将学生的课程作业编辑为《文学的绿洲——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一著，2006年由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出版。

2004年3月，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顺利结项，该成果以《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为题，200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该著比较全面地研究了百年的上海文学。

2006年，我将我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成果编辑为25万字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著，编辑为创作论析、作品赏析、作家观照、研究回眸四辑。在该著的后记中，我写道： “回眸学术道路上的二十五载，我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态度与研究风格。在学术研究中我首先注重对于文学作品的认真研读，注重自己对于作品的真切感受与感悟，注重阅读中的第一感觉，这往往成为我了解与把握作品与作家创作风格的基础。努力将文学作品、作家创作置于作家创作轨迹中予以评说，将作家的创作置于文学史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分析，这就使文学批评与研究具有了文学史的视阈与眼光。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在对于研究方法理论的了解中，在对于不同研究方法操作程序的把握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展开恰如其分的探究，努力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力图避免人云亦云。在关注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寻找新的论题与视阈，企图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不为了刻意创新而意在笔先，努力论从史出水到渠成，不为一鸣惊人而故作惊人之语，努力追求客观平实深刻严谨。”

三

2004年由我领衔申请，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便将许多精力转移到都市文化研究方面，策划基地每年两个重大项目，每年主办国际会议，2005年为了筹备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会议，我去美国纽约大学任访问教授，在美国期间旁听课程、走访学者、了解纽约文化，对于拓展视野筹备会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地成立以后，我们先后主办了上海与首尔、上海与东京、上海与纽约、上海与巴黎、上海与温哥华、上海与博茨瓦纳等双城文化国际会议，加强了与世界各城市学者的交往，开拓了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

在我的城市文化研究中，大致涉及如下几方面：

1.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重大问题展开及时深入研究

《论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条件与问题》是党的“十七大”前参与中宣部专题调研的成果，指出文化计划的问题和举措：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的观念；重城市文化轻乡村文化的偏差；重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的偏颇；重大众文化轻精英文化的偏至。《改变农民工文化生活的“孤岛”状态》指出城市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粗俗化孤岛化的状态，提出改变这种状态的思路。《城市建设，走出审美误区》提出城市建设中审美误区：以欧化为美的审美追求，缺乏注重民族化个性化的见识；以楼高为好的建筑布局，缺乏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以破旧立新的建设思路，缺乏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意识；以求现代化的建设观念，缺乏保持生态平衡的前瞻意识。《走出社区文化建设的误区》、《警惕中国社会的过度城市化倾向》、《关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危机》等，都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

2.对于中国当代城市文化问题展开敏锐深刻的批评

《荧屏选秀的文化分析》认为荧屏选秀是大众化娱乐性节目，存在着一些值得警惕与改进的方面。《电视娱乐不应成为“愚乐”》批评诸多低俗的电视节目，不仅使荧屏充满了不健康的低俗趣味，而且形成了降低文化品位迎合观众的导向。《电影的拍摄与文明的偏颇》认为以环境的破坏、生态的危害为代价，拍摄出一部部并不“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无疑呈现出文明的某种偏颇。《中国电影大片忧思录》批评中国大片奢华的形式下掩盖不了空洞的内容。《文化消费语境中的文学评奖》指出目前文学评奖的问题，认为商品化的逻辑影响了文学奖项的设立与评选。《让少儿读物远离诲淫诲盗》指出必须加大查禁不良出版物的力度，查找其源头，严厉惩治不法出版商。《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弊端之反省》指出人文科学研究中理论的侏儒现象、立场的暧昧姿态、视野的狭窄状态等弊端。《学者与伪学者》批评有些学者当了领导后，借权势与地位，网罗人才，申报研究项目，撰文写书，即在学术界的名声雀起。

3.对于中国城市建设中问题提出策略性的建议

《另一种“希望工程”——关于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的思考》将促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看成是另一种“希望工程”，提出促进农民工文化教育应该做到几方面的结合。《全球化背景中上海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思考》认为与纽约、伦敦、柏林这些世界性国际大都市比较，上海的文化产业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全球化背景中的海派文化发展之前瞻》提出促进海派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几方面。《拓展海派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几个因素》提出应该注重营造宽容创新的文化生态；创造动态的有意文化传播；建构文明多元的市民文化。《推进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之我见》提出：一、构建更开放便捷的文化交流氛围；二、打造具有国际性水平的文化精品；三、凝聚高层次文化交流国际性人才；四、提高国际文化交流的水平与品位。

我将2004年至2007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文化批判与文化认同》，2008年9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最近，我又将自2008年至2011年文化研究的成果编辑为30万字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2013年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分为上海文化、文化形象、传媒文化、文化教育、世博文化五辑，论集中的文章有的是应政府有关方面决策咨询而撰写的，如《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奉贤“贤文化”建设与发展纲要》、《上海世博会园区场馆后续利用问题的思考》等，《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一文还获得了第七届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二等奖。论集中有的是因2010年上海世博会而撰写的，为上海世博会我们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如主办“世博会与都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世博会与都市乡村建设论坛”、“世博会与市民文化素质研讨会”等，我参与了世博会主题论坛“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传承”的策划研究，主编整理了77万字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论坛文集公众论坛（上）（下）》，本论集中世博文化一辑中的论文大多是因有关世博会的学术活动而撰写的。传媒文化一辑中的论文，《论推进文化的发展与大众传媒的导向》是因当下大众传媒的误导偏向而撰，《新媒体时代的文化批评》是应文汇报约稿谈李辉质疑文怀沙事件而撰，文化形象、文化教育两辑中的文章，有的是由社会问题有感而发，有的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独到见解，《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遗产保护》一文发表后为《新华文摘》2011年第5期全文转载。

四

2008年后，在文化研究方面，我主编了《都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嬗变》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我出版的其他学术著作大致分为如下几方面：

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的震撼与心灵的冲突——新时期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改革开放至1988年文学的研究成果。《后新时期文化与文学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出版，收入对1989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我主编的《论陈赞一的文学世界》一著，香港陈赞一修会有限公司2010年出版，是对香港作家陈赞一的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著，分别从诗歌、小说、散文角度展开研究。30万字的《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一著，2011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我2008年后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分为文学思潮论、作家论、小说论、散文、剧作论、批评论、新中国文学论六辑。我主编的《新世纪初的文化语境与文学现象》，2012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是我与我的研究生合作的成果，分别研究了新世纪初的生态小说、“80后”小说、网络文学、戏仿文学、官场文学、传记文学。

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语派的文化情致与小品文创作》一著，获得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0辑的资助，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出版，该著研究了论语派小品创作热潮的兴盛、小品文创作论、幽默风格论、闲适笔调论、论语派与东西方文化、林语堂的小品文创作、论语派其他作家论、《论语》的编辑理念与实践等，我的几位研究生参与了撰写。20万字的《乡土与悖论——鲁迅研究新视阈》2010年由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收入了有关鲁迅研究的成果，分为鲁迅研究新视阈、走进鲁迅的世界、鲁迅研究之研究、鲁迅的过去时与现代时四辑。我主编的《老舍与都市文化》一著，是由我主持的同名学术会议的成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收入会议论文31篇，老舍的儿子舒乙、女儿舒济也有论文收入。由我主编的《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著，2012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该著立意于探究上海文学对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分别研究了文化中心的形成与上海文学的发展、上海文学翻译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出版业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上海现代派与20世纪中国文学、鸳鸯蝴蝶派与20世纪通俗文学、上海文学论争与20世纪文学思潮、上海戏剧运动与20世纪话剧发展、上海左翼运动与中国文学左倾思潮、上海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与20世纪自由主义文学、上海唯美思潮与20世纪中国唯美主义文学。

3.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10月11日，我在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了“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有全国30余位学者参与了会议，移民作家施玮、融融两位特地从美国赶来与会。我将会议论文编辑为《灵魂拯救与灵性文学》一著， 2009年由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一著，获得了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第24辑资助，201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著上编为文学思潮研究，包括非基督教、非宗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陈独秀的宗教观与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真理社、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非基督教思潮和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等。下编为作家创作论，包括教会学校文化教育与中国现代作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新文学的人道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基督教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论基督教文化与冰心、许地山小说的叙事模式等。

2013年将出版的著作《耕耘与收获：杨剑龙现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2006年出版的《文学与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阅读与品味：杨剑龙当代文学论集》收入了我《历史与现实病症的互照》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书山学海长短录：杨剑龙学术书评集》选编了我关于学术著作的书评25万字。《坐而论道：当代文化文学对话录》一著收入了我与海内外学者、研究生学术对话30余万字。

五

回眸自己30多年的学术生涯，回顾我30多年走过蹒跚的足迹。

倘若从我1981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我的学术生涯已有30多年了。从18岁离开故乡上海插队江西务农，到读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我总以务农生涯的体验和感悟从事学术研究：脚踏实地、勤奋劳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开拓学术自留地精耕细作，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一。学术研究必须寻找到自己独特的领域，才能有创见有发现，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从对于中国20年代乡土文学的研究，到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到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到研究都市文化，等等，都在这些自留地里精耕细作，有了一定的成果与影响。

不弃涓涓溪流拓宽学术滋养，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二。学术研究应该有开阔的视阈、扎实的理论功底，这必须应放宽眼界，学习与自己研究相关的理论与方法，才能使自己的栽种与耕耘之物茁壮生长。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我学习研究文艺学的诸多理论与方法，学习民俗学、心理学、文化学、宗教学等诸多理论，从而拓宽自己的研究视阈与建构具有创新色彩的研究视野。

与时俱进清醒的学术意识，这是我学术研究的感悟之三。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仅理论与研究方法应该与时俱进，论题的选择也应该如此，这必须有清醒的学术意识，在对于研究现状、有关资料的把握中，寻觅论题、寻找角度展开研究，清楚哪些论题有价值、哪些领域值得探究，在论从史出、深入肯綮的研究中，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过程中，道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总认为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清醒的批判精神，对于有碍于社会发展人文建设的现象，应该予以研究分析、予以批评驳斥。我总认为作为人文学者，应该具有自觉的咨询责任，对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的一些问题，提出有益的有建设性的见解与看法。“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追求。

我没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雄才大略，我没有羽扇纶巾运筹帷幄的满腹经纶，我只是如一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一样，在学术园地里勤奋耕耘努力劳作，以无愧于自己的人生与辉煌的时代。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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