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

关键词 近代西方人文主义，基督教，两者关系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7）19-0032-06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逻辑思考，近代西方文明不可能完全抛弃之前业已传播了千余年的基督宗教。西方人文主义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现行历史教科书叙述的简约，学生很容易把近代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理解为单一的对立、斗争、抛弃的关系。本文打算剖析几则故事，以管窥豹，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个时期两者的关系作些简明客观的分析，以期能帮助解决某些教学偏差，发展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一、文艺复兴时期：

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批判与认同

14世纪起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研究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文化，并通过自己的文艺作品批判基督教会，大力宣传人文主义，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15世纪之后，运动迅速向西欧、北欧其他地区和国家传播，于16世纪达到高潮。

【故事之一】《十日谈》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外号叫齐亚帕雷托的切帕雷洛是个做尽了坏事的无赖，他是一名公证人，但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伪证都会做。临终时，他胡吹一通，把为他祷告的神父骗得晕头转向，竟相信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這位神父很有声望，他告诉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切帕雷洛是如何圣洁。这样，无赖居然变成圣徒，称齐亚帕雷托。①

在14世纪的意大利，遇生死时刻和重大节日，人们仍然普遍会参与相关的宗教仪式，但是，已经无法再保持中世纪的那种纯正的感情了。那些以研究和传授古典文化为业的所谓人文主义者，非常鄙视狂妄的教会和虚伪的圣徒，基督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已经江河日下。11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迅速兴起，市民阶层队伍不断扩大。故事中的主人公切帕雷洛“什么伪证都会做”，不会是普遍现象，但是，人们反对基督教会所宣传的禁欲主义，追求金钱物质和自由快乐肯定是普遍的社会状态。薄伽丘把这个故事放在《十日谈》一书之首，客观上表明了他对基督教会的态度，其目的就是揭露教会的腐败堕落，讽刺教皇与各级神父们的愚蠢与贪婪。

肤浅地理解这个故事，会认为当时人文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但是若拨开那些覆盖在历史地面之上的枯枝败叶，就会形成更完整的认识。

其一，当时矛头所指主要是基督教会，而非基督宗教。意大利民族虽然具有自由活泼、崇尚享乐的性格，但是，经过千余年的洗脑和感化，基督上帝已经慢慢地深入到他们的灵魂中。读过《十日谈》的人会发现，当时的意大利人出现了口是心非状态：一方面聆听着圣教禁欲修炼、救赎灵魂的主张，另一方面又在为自己满足各种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寻找借口。布克哈特这样评价当时的意大利人：“（他们）生来就具有和其他中世纪欧洲人一样的宗教本能。但是强有力的个性使他们在宗教上完全流于主观……而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发现在他们身上起作用的那种巨大魔力，使他们明显趋向于世俗化。”①

其二，当时欧洲很多人文主义者是基督徒，教皇和很多教士也支持他们的活动。例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莱昂纳多·布鲁尼等人就是基督徒，还曾在罗马教廷中供职；法国的格列高里·瑞米尼和荷兰的伊拉斯谟还是著名的神学家，他们信仰基督，研究并教授神学。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概括了这样的一种事实：“对人文主义者自己来说……他们大多数人继续把基督教信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并没有感到自己对古典的热情需要与它协调。”②正是由于他们对基督教义的深刻领悟以及在教廷中的职业活动，进一步看清了教会体制的腐败，教士生活的糜烂，因而大力批判天主教会，宣传人文主义。更有趣的是，作为客观的斗争对象的教皇和教士，很多人作为新文艺创作的重要赞助人，实际成为人文主义者的同伙，进而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当时很多的艺术家都努力竞争以获得教皇的重要委托。例如，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曾聘用艺术大师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策划大教堂的修筑事宜，而他本人生有三个女儿，实际上也过着俗人的生活，而不是神的生活。

其三，普遍希望既保有基督信仰，又能过俗人生活。基督教本是一种理性的宗教，反对感情泛滥，但并不反对人追求正常的享受和现世幸福。《圣经》中《出埃及记》等篇章都在告诉人们，上帝一直在保佑着人类，努力使人摆脱一切有害的东西，实现各种快乐。所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提出人有权享受和追求现世幸福，完全符合基督教的文化精神。所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根本没有打算去直接挑战和革新教会和教义，而是希望可以保有原来的信仰，但又不刻意投靠信仰，而是走一条与宗教生活平行的道路。③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确带来了人的解放与自由，但同时又带来了道德水准的普遍下降和社会信仰的混乱。当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法国、英国之后，人文主义被重新思考和发展了。

【故事之二】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写道：“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在理性上多么高贵！在才能上多么无限！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④

《哈姆雷特》写作于1601年，是莎士比亚最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借用古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父报仇的故事，曲折反映了戏剧写作时代的英国社会现实，渗透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就是天使，天使就是人，两者在理性和道德上是重合的。如果说薄伽丘《十日谈》所宣传的人文主义比较质朴粗糙，以追求人性中的本能享受和物质利益为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则把人文主义引向了高雅精致，着重歌颂仁爱、友谊、尊严等更高尚的人性。

蒙田是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运动中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有学者认为，蒙田的思考对英国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⑤蒙田在《随笔录》开篇“致读者”中说：“我自己是这部书的素材”，⑥他认为在人类高贵的理性下往往隐藏着低贱的本能情欲，《随笔录》洋洋洒洒百万言，篇篇都是从人性的角度观察社会，剖析自我，思考人性。面对商品经济所造成的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发出了疑问，人类丢掉了上帝，能思考自己的生活吗？能完全控制自己的私欲吗？阅读蒙田的著作，可以发现他的结论是：人不仅应该具有道德论上的完善，即德行，而且应该具有本体论上的完善，即生存的完善，那么，就把上帝请回到生命中来。蒙田的思考代表着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发展的倾向与趋势，即从本体论上重新思考基督教在人类生存中的价值。

《圣经》在开篇《创世记》中叙述道：“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①这些说教都在告诉人们，人类与上帝的形象乃至气息都是一致的、相通的，人虽然出自于尘土，但已被赋予了上帝的形象。因而，人类必须通过传播上帝的美善，并发挥上帝所赋予的创造性管理好地面的一切生灵，包括人类自己，最终感恩和回报上帝。由此看来，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将文雅的、智慧的人与高贵的、理性的上帝（天使）融为一体，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精神的认同。从薄伽丘时代对基督教会的批判和对基督教的怀疑，到蒙田对人类自我表现的深刻反思，再到莎士比亚对《圣经》、圣教的认同，人文主义与基督教在文艺复兴时期经历了一段蜿蜒曲折的离合关系。

二、宗教改革时期：

人文主义对基督教叛逆与回归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16世纪德意志等地出现要求恢复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改革旧的天主教会，建立新型的、廉洁的、民族的新教会的运动，即宗教改革。从此，统一整个西方社会的教会不复存在，基督教进入了宗派多元的新时代。

【故事之三】马丁·路德大学毕业后，在父母亲诧异的目光中“遁入空门”——进入修道院当修士。他按照神学家宣扬的天主教信条潜心修道，甚至以尝试禁食、自笞等各种苦行进行修炼，以求灵魂得救。然而，当马丁路德亲临心目中“神圣的”罗马城后，却大失所望：教皇和教廷大员们个个奴仆成群，入则高宅，出有车马，终日花天酒地，聚财、赌博、荒淫无度，种种亵渎上帝的行为罄竹难书。路德于是坚定改革宗教的决心。②

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兴起之时，人文主义者猛烈批判基督教会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思想，宣传人性第一和享乐主义，这种主张反过来却对原有的天主教会管理系统产生奇妙的影响，教会也开始追求作为人的各种享受了，教皇和教士们个个荒淫无度，出现了种种亵渎上帝的行为，教会更加腐败了。有着真诚宗教信仰而且自视甚高的马丁·路德当然接受不了这一状况，气愤至极，于是在维登堡大教堂门前贴出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反叛罗马天主教会。路德背叛了教会，作为报复教廷开除了路德的教籍。

中世纪以来罗马天主教会宣传，人们也确实相信，天国的钥匙掌握在教会手里，一个人进入天堂前要先洗清生前所犯的一切罪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向教会购买一张赎罪券。马丁·路德在“九十五条论纲”中认为，这种做法与《圣经》和理性完全不符，因为它鼓励了处于罪恶中的人，继续作恶，而不去真心祈求上帝的饶恕。“它简直就是九十五下重击，击中了使许多人良心麻木的教会的巨大弊端”。③1530年路德在奥斯堡会议上为新教运动作了解释，他强调教会应该主张信徒直接和基督联合，因为基督才是救恩行善的唯一来源。上帝通过《圣经》，借着个人的启示，以爱心向人类说话，人类凭信心可以听到上帝的话并回答他。马克斯·韦伯对路德评价道：“从任何意义上讲，路德从来都没有遵循过什么规律，一切行动都只是依照他自己的个人经验。”④在马丁·路德面前，罗马天主教会、教皇以及各级神职人员，已经完全没有了站脚的地方，他们在组织上已被路德抛弃了。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说：“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①从组织角度看，路德背叛了罗马天主教会，但从精神的角度而言，却又回归了基督教的原旨。

【故事之四】丢勒听说路德去世（其实是误传）的消息，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在1521年圣灵降临节前的这个星期五，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马丁路德在爱森那赫附近被背信弃义地劫持了，有人说他已被杀害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他是为真理而献身，因为他严惩了非基督教的教皇统治……所有虔诚的基督徒，和我们一起深切哀悼这位受上帝启悟的人的去世，并祈祷另一位像他那样的人降临世间吧！啊，伊拉斯谟，你在哪里？……你这小老头啊，听说你认为自己只剩下两三年的工夫了，不管怎样，为了福音，为了真正的信仰，用好这些时间，让人们听到你的声音吧！”②

丢勒是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初期德意志著名的画家，曾周游各地，两次游历意大利，深刻地领悟了人文主义精神，并把它融汇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乃至日常生活中。他支持当时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情农民战争，曾主动为马丁·路德的宣传册子绘制版画插图，帮助设计农民战争纪念碑，所以，他被看成欧洲北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丢勒认为艺术家必须深入观察自然和竭力发现宇宙的秘密，以揭示和表现美，但同时又强调艺术家连同其艺术应是上帝的工具，一切活动都必须以传播上帝的福音为出发点。西方有学者认为：“丢勒的宗教艺术作品介于两个层面之间——终结了中世纪宗教狂热的旧世界，开创了宗教信仰个人化的新纪元。”③

伊拉斯谟是荷兰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年长丢勒五岁，丢勒对他极其崇拜。作为终生的天主教徒，伊拉斯谟却拒绝接受罗马天主教会授予的枢机职位，还在《愚人颂》中，借愚人之口，严厉指责教会和贵族的腐败，嘲笑经验哲学家和僧侣们愚昧无知的空谈。在《论死亡之准备》一文中，他坚持认为永久生命的保证不在于教堂中的圣礼和仪式，仅在于对基督赎罪的信念。伊拉斯谟一生潜心学术，企图通过不懈的努力，把几个世纪曲解的《圣经》恢复原貌，还其本意，并立自身为榜样，号召人们探索真理，从根本上回归基督精神。他所做的学术研究客观上为宗教改革做着准备，以至于人们笑言：“伊拉斯谟下蛋，路德孵蛋。”④

路德把伊拉斯谟看成宗教改革的精神导师，可是，伊拉斯谟并不赞成路德的行事方式。当丢勒听说路德被害的消息，悲愤至极，他大声地呼唤伊拉斯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与自己一道，共同谴责罪恶的天主教会、教皇和各种腐恶势力。这个故事及其中三个重大人物的关系，生动地表明了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三者之间，实际上是水乳交融、无法剥离的关系。到18世纪时，这种关系进一步发挥了作用，以至于德国历史学教授里夏德·范迪尔门说：“尤其在德国，启蒙运动是新教文化的产物。它们有相同的支柱，著名的启蒙运动者同时也是新教的神学家。”⑤

三、启蒙运动时期：

人文主义对基督教沉思与超越

啟蒙运动发生在17～18世纪，旨在驱除蒙昧与压迫，追求光明和自由，是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把人文主义发展至理性主义。运动中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进行了更深刻的批判和更理性的思考，由此，欧洲社会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宗教生活越来越理性化。

【故事之五】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强烈地震，接着又发生了大海啸和严重的火灾，近十万人丧失生命。事情发生后，欧洲宗教界不少人都视这次灾难为天谴，思想界对大地震及“天谴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伏尔泰以悲愤的心情写作了诗歌《里斯本灾难哀歌：检视“一切都很好”格言》，质疑“天谴论”，批判当时流行于欧洲思想界的莱布尼兹和蒲柏所推崇的“乐观主义”哲学。卢梭在读到《哀歌》诗后很不满，为了“卫护神明”，写了一封长信给伏尔泰，后人常以《论天佑书》来称呼这封信。他说：“蒲柏的诗减轻了我的苦楚，并使我充满耐心，而你的诗却使我更加椎心泣血，并迫使我反对上帝；它使我失去慰藉，并且濒于绝望。”卢梭认为很多天灾也有重要的人祸因素，很多苦难其实都是自招的，所以，继续坚持信仰仁慈的“天佑”（上帝）。①

在这个故事中，卢梭和伏尔泰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以怎样的态度理解灾难和当时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从其中却折射出两人对基督教和上帝不一样的思考与理解。伏尔泰质疑“天谴论”，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反问，若真是天主的惩罚，婴儿何罪，也要受罚？这一反问实际上表达了他对上帝存在的怀疑。与过去相比，到18世纪时欧洲的宗教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但是其原有的权力结构仍然存在，并且还有种种特权以及宗教迫害的思想基础，所谓的天谴论更激起了伏尔泰对教会的反感。伏尔泰差不多用了一辈子的精力对基督教进行了持久的挞伐，以至于狄德罗在一封信中称他为“卓越的、高尚的、亲爱的‘反基督’”。②

卢梭对伏尔泰否定上帝存在的言论非常不满，他认为里斯本大地震伤亡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因为有两万栋六至七层的房屋挤在一起，是人为之故加剧了灾难，不能怪罪上帝，确实不存在天谴问题，但是，绝不能由此怀疑上帝，责怪上帝。后来，他写作《爱弥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③前后联系起来看，卢梭对上帝的认识，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与伏尔泰一样，卢梭也是一个与各种特权战斗的勇士。他反对任何束缚，甚至包括《圣经》和理性；反对任何有组织的信仰，反对信仰中的一切非理性的因素。但是，他一生颠沛流离，生活困难，与社会底层百姓接触较多，总希望能为他们找到灵魂的寄托，所以，坚持认为应该保留一个上帝，因为“世界的形成不能没有一个理智的原因，正如《伊利亚特》不能没有一个理智的作者一样”。④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忏悔录》他表白道：“我常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宗教，却从未完全抛开宗教。”⑤

【故事之六】法国的图鲁兹有一位颇富声誉的商人，名叫卡拉斯，是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新教徒，儿子安东尼原来信奉新教，据说后来打算改信天主教。安东尼性情抑郁，总是落落寡欢。1761年10月13日晚，安东尼吊死在自家门框上。尽管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证明安东尼要改变信仰，更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卡拉斯一家人“谋杀”了安东尼，但是案件落在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法官大卫的手里，在天主教修士们的煽动下，信奉天主教的民众群情激奋，纷纷指控卡拉斯一家。结果图鲁兹法院在没能拿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宣判卡拉斯有罪：处以车裂之刑，家产没收。时年68岁，正流亡于日内瓦的伏尔泰知道了事情真相后，立刻着手为卡拉斯案的平反进行辩护。经过四年不懈努力，巴黎法院最终撤销原判，赔偿、抚恤卡拉斯夫人。⑥

作为思想家，伏尔泰真正意义的社会活动并不多，“神圣辩护”普遍被看成是一场为维护人权的战斗，影响很大。图鲁兹地方法庭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判处卡拉斯死刑，维护天主教，迫害新教徒，伏尔泰为死去的卡拉斯辩护，实际上是要维护每个人的信仰自由和平等的人权，追求法律的公平正义。伏尔泰与卡拉斯并不相熟，宗教信仰也不一定相同，但是坚持为他人的信仰权和名誉权辩护，并希望通过这一场法律辩护，使法国社会不同教派之间和解，实现宗教宽容，反映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参与社会建构的意识。正是因为生前与天主教会所作的不妥协斗争，伏尔泰死后仍然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至于崇敬他的人们不得不秘密地把他的遗体运到外地藏起来，直到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人民才把他的骨灰放进巴黎的先贤祠中。

透过“神圣辩护”的理由，可以发现伏尔泰并不是反对宗教，他所坚决斗争的是天主教的特权、偏见和非理性；他并不是赞成迫害天主教徒，而是主张制止天主教徒迫害别人。1764在《哲学辞典》编写“上帝，诸神”这一词条时，伏尔泰说：“我觉得最大的意图，最大的兴致并非是在形而上学上找论据，而是衡量一下为了我们这些悲惨而又能思维的动物的共同利益，是否必须承认有一个赏罚严明的上帝，他可以同时作为我们的约束者和安慰者呢，还是扬弃这一观念，任我们陷于绝望的灾难中、沉溺于不知悔过的罪行中呢。”①伏尔泰的言外之意就是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到此时，社会上层人士伏尔泰对于上帝的认识，与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卢梭，可谓殊途同归了。

把上述两个故事联系起来看，可以认为卢梭和伏尔泰都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都对人类的命运充满了忧患意识；都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都不排斥基督宗教之于救治人心的作用；但是，他们心中的上帝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压迫人、束缚人的精神枷锁及至物质枷锁了，而是一个服从于人类理性和情感需要的自然神了。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相比，人文主义已经超越了过去那个神秘的，操纵人类心灵的基督教了。后来康德通过写作《纯粹理性批判》，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论证了上帝的虚无和在道德领域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在总体上并没有杀死上帝，而是让上帝退隐到了人心道德之中。②

【作者简介】鲁东海，江苏省特级教师，中学正高级教师，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分校历史教师，主要研究中学历史教学设计与学习方法。

吴莉莉，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王雅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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