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中的国际话语权研究

摘要 随着南海维权行动的增多，中国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到维权信息的发布中，使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公益的话语解释中国的维权行动，并对菲律宾、越南南海行为的缺点和弱点发布了更有针对性的资料。但原本可以论证中国维权行动合法性的国内学者，以及应该及时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南海维权信息的国内媒体却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菲律宾、越南、美国对中国的维权行动多有指责，企图借此塑造中国“强势”“不遵守国际法”“破坏地区稳定”的国际舆论。面向未来，中国政府，学者，媒体需要在信息发布、话语建构、观点论证等方面形成更为紧密的协同合作，以便更好地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关键词 南海维权 国际话语权 国际传播

以2012年的中菲黄岩岛事件为标志，中国的南海政策从过去强调维稳，转变为维权与维稳的动态平衡。此后先后经历了仁爱礁事件、“981”事件、岛礁建设等一系列维权行动。与历次维权行动相伴生的是，中国被菲越美等国贴上了“强势”“不遵守国际法”“破坏地区稳定”等标签。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增多，以及菲越美等国联合对中国维权行动的指责，增加了中国进行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争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南海维权行动中国际话语权的界定

国际话语权概念在传播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中都有运用，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提出话语即权力，认为话语权力是通过知识的传播而得以运作，通过语言的运用而得以体现。关于话语对客观世界的建构，美国新闻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现实世界太过复杂，民众只是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虚拟环境”中，而非现实世界。话语权决定了现实世界如何在民众的头脑中得以呈现。对于中国南海维权行动来说，南海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意味着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描述和演绎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权力。

现阶段，对于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利用新聞学的特定理论，选取若干媒体，对媒体在报道南海问题时的特点和规律进行分析。例如，廖雷以信号传递为视角，分析了中国主流媒体在南海争端中的作用；沈国麟和王倩以中菲仁爱礁事件为例，研究了中国媒体报道此次争端时的话语结构以及这种话语结构在美菲等国媒体的“二次传播”效果；张昆和陈雅莉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分析了东盟英文报纸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甘莅豪通过媒介话语分析，研究了中美报道南海问题的隐喻建构；吴瑛等人以南海航行自由为例，分析了周边国家如何建构南海争端的议程。上述研究表明各国媒体在报道南海问题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单呈现，而是受到国家利益、固定成见、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

现有研究以媒体报道为主要分析对象，虽然有利于理解南海问题报道中信息传播的过程，但却忽略了各国政府和学者分别作为南海维权行动报道中的重要信息来源和论证来源的作用。与一般的国际新闻事件相比，国际媒体和公众难以通过亲自调查的方式获得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中的详细信息，其信息一般需要通过中国以及菲越美等国的外交部，国防部等部门发布。同时，南海问题作为涉及复杂的历史、国际法、国际政治格局的国际性问题，一般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才能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因此，在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报道中，首先，政府成为主要的信息源，媒体难以通过自身的调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其次，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学者的专业分析与论证构成了媒体报道意见倾向的主要依据；第三，媒体对各国受众的影响受到不同国家利益的干扰，导致媒体在塑造受众看法上的作用降低。当然，媒体在决定哪些政府和学者的观点能够获得更为广泛地传播上，仍然具有一定的议程设置作用。

二、中国争取南海国际话语权的主要策略

在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中，以外交部为代表的政府机构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布信息的主要渠道。2012年之前，坚持和平崛起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低调处理的姿态。黄岩岛事件之后，随着南海维权行动的增多，中国更多的政府部门参与到信息发布中，通过提供更多符合国际法的、针对菲越等国行为弱点的信息，进而影响国际话语对中国维权行动的描述和演绎。

南海维权行动数量和类型的增多，促使中国逐渐加强了向国际社会传播中方南海维权信息的力度，多个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在信息传播上进行合作。这一转变在黄岩岛事件期间已初露端倪，并在“981”事件期间获得了明显展现“981”事件期间，在国内层面，除了外交部发言人之外，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Forbes Kerry）和印尼外长马尔迪（Martv Natalegawa）通话，介绍了与“981”事件相关的历史经纬，事实真相及中方原则立场。②中国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多次单独或联合中海油相关负责人举行专门的记者招待会，解释了中方钻井作业的合理性，并揭露了越南出动船只、潜水蛙人、释放障碍物威胁中国人员和国际正常航行安全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向国际社会发布了专门的《“981”钻井平台作业：越南的挑衅和中国的立场》文件，详细阐述了中国“981”钻井平台的位置，越南的挑衅行为，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沙群岛的管辖以及越南当局在历史上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在国际层面，中国外交官在美国。澳大利亚，泰国，欧盟等国通过接受媒体采访或发表文章的方式阐述中国的立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通过多次照会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发言等方式，对越南出动大批船只干扰中方作业以及纵容国内不法分子破坏中方在越企业的行为予以了揭露和指责。“981”事件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政府多部门利用多种场合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信息的趋势，成为中国争取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新常态。这在随后的南海岛礁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同样地展现。

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公益的方式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维权行动，有利于证明中国南海维权行为的合理性和防御性，避免“中国强势论”。黄岩岛事件期间，中国强调事件的起因是菲律宾使用军舰试图抓扣普通的中国渔民，突出了菲律宾在民事行为中非法使用武力的形象。“981”事件期间，中国强调钻井平台的作业海域距离中国西沙群岛中建岛和西沙群岛领海基线均为17海里，距离越南大陆海岸约133至156海里，两处作业位置均位于无争议的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内，突出中国的钻探作业是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南海岛礁建设期间，中国强调中国的岛礁建设规模与在南海承担的海上搜救、航行安全等国际责任相称，并愿意邀请国际社会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利用这些设施，突出中国岛礁建设的民事性质和国际公益性质。

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以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和管辖权为依据，不以菲律宾、越南等国的非法侵占造成的所谓“事实占领”而改变。因此，中国在维权过程中多次针对菲律宾、越南南海声索和行为的缺点与弱点发布相应的资料，揭露南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南海主权的非法侵犯。在黄岩岛事件期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不仅确定菲律宾领土范围的国际条约不包括黄岩岛，而且菲方也曾明确表示黄岩岛不在其领土主权范围以内。这突出了菲律宾对黄岩岛的声索不符合国际法。在仁爱礁事件期间，中国强调菲律宾曾向中国承诺撤走坐滩军舰，而现在却企图对军舰非法加固，不仅违反承诺，还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相关规定。“981”事件期间，中国强调越南当局在历史上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并公布了相关历史文件。南海岛礁建设期间，中国强调菲律宾、越南早已在南沙岛礁进行了大规模填海造地修建固定设施部署进攻性武器的事实。

三、中国在南海国际话语权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中国政府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和传播南海维权行动基本信息以及反击菲律賓、越南、美国等国的污蔑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原本可以向国际社会论证中国维权行动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国内学者，以及可以向国际社会及时传播中国南海维权信息的国内媒体却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中国学者和媒体在国内对南海问题关注度的持续上升，与中国在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这反而容易对中国政府南海维权行动的灵活性造成压力。

近几年南海问题的持续升温，吸引了中国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南海问题的学术论文和著作数量持续增加。以中国知网的中文期刊数据库为例，以2005-2014年十年为时间跨度，以“南海问题”为主题进行检索。数据库显示符合条件的论文在2005年为76篇，2006年为73篇，2007年为74篇，2008年为60篇，2009年为68篇，2010年为125篇，2011年为208篇，2012年为498篇，2013年为278篇，2014年为367篇。可以看出，关于南海问题的学术论文数量自2010年开始快速增长，在2012年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值，并在随后的年份里保持在一个高位。

与上述国内学术繁荣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学术界的研究能力在国际水平上还稍显不足，尤其是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全球排在前50名的智库中，仅有3家是中国智库。同时，在国际社会上能够代表中国就南海问题及时发表有力见解的学者和研究机构的数量依然较为有限。一方面，鉴于众多学者是在近几年才进行南海问题研究的，学术积累尚有欠缺，能够熟练地参与国际交流，并且就南海问题发表英文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的学者数量太少。在已发表的英文学术论著中，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南海权利的论述，属于一种静态的观点描述。因此，在黄岩岛事件、仁爱礁事件“981”事件，岛礁建设事件发生时，中国学者能够及时在国际学术界发表成果的事例还不多。另一方面，学者在论证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与国际法契合度问题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根本问题尚未解决，使得中国学者的很多文章存在大量的重复性观点。这不仅造成了人力和资金的浪费，更重要的是难以满足向国际社会解释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合法性的需求。

国内媒体作为塑造民众舆论的重要媒介，在报道南海问题的文章数量上也经历了快速增长。在中国知网的报纸数据库中，以2005-2014年十年为时间跨度，以“南海问题”为主题进行检索。数据库显示符合条件的媒体报道数量在2005年为3篇，2006年为3篇，2007年为7篇，2008年为7篇，2009年为20篇，2010年为96篇，2011年为318篇，2012年为367篇，2013年为217篇，2014年为255篇。可以看出，国内媒体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数量在2010年开始迅速上升，在2012年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并在随后的年份里维持在一个高位。

国内媒体在报道中国南海维权行动时，主要信息源来自于以外交部、国防部等为代表的政府机构，主要传播渠道是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为代表的官方媒体。官方色彩浓厚的信息来源和传播渠道会降低国际社会对信息的信任度。同时，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与美国相比还比较弱。这造成中国的主流媒体在报道南海维权行动时，针对国际社会的信息投放和议程设置能力仍然比较薄弱，最终导致中国媒体在国内拥有看似“繁荣”的南海问题报道“景象”，却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国际话语权。

国内学者和媒体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在2010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插手南海问题后开始急剧增加，在2012年随着中国维权行动的展开而达到近几年的最高点，并在随后的年份里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国内民众在南海问题上的爱国主义被充分调动起来。但是中国学者。媒体以及民众对南海问题关注度的增加，难以转化为有利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造成国内舆论场与国际舆论场在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上存在明显的落差，反而可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灵活调整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四、菲越美三国对中国南海国际话语权的挤压

在南海维权行动的国际话语权争夺中，中国主要面临着来自菲律宾、越南和美国的联合挤压。在信息发布上，菲律宾，越南两国政府的发声频率与中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菲越两国的高级别政府官员经常针对中国的维权行动发表看法。美国政府经常站在评判者的角度对中国的维权行动进行指责，尤其是以双重标准多次指责中国的维权行动，却对越南、菲律宾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视而不见。在信息传播上，菲律宾借助其使用英语的优势，其学者和媒体针对中国维权行动发表大量的评论性文章：越南则自2009年开始连续举办年度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成为越南向国际学者宣传其南海政策的重要平台。同时，美国利用其强势的学术和媒体优势，在塑造有利于菲越的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上对中国造成了强大的压力。

菲律宾和越南同中国相比，虽然综合国力较弱，但菲越两国政府的高级别官员经常就南海问题为本国行为辩护，并对中国的维权行动进行指责。在黄岩岛事件期间，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Albert del Rosario）称，中国在黄岩岛的行动将危害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商业活动，所有国家都应该关注中国在黄岩岛的行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Benigno Aquino III）宣称，“我们要向全世界表明，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加斯明（Voltaire Gazmin）则叫嚣，菲律宾将为“保卫领土”，与中国斗争到“最后一人”。“981”事件期间，越共总书记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Truong Tan Sang）、越南总理阮晋勇（Nguyen Tan Dung）等越南主要领导人分别针对中国的“981”钻探活动发表了谈话。阮富仲宣称，“很多人问我如果发生战争怎么办。我们应该为所有的可能做好准备”。张晋创称，中国单方面违反两国高层领导达成的公示，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而一向在对华政策上较为强硬的阮晋勇则表示要把中越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与一般的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相比，这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讲话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传播范围更广，在争夺南海话语权时也更有“优势”。

与中国相比，菲律宾和越南的媒体与学者在帮助本国争夺国际话语权时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菲律宾拥有像《菲律宾星报》（The Philippine Stal）、《每日问询者报》（Philippine Daily Inquire）、《马尼拉时报》（The Manila Times）等一大批可以独立发布英文报道的媒体。当中菲在南海发生冲突时，这些英文媒体可以迅速地把有利于菲律宾的信息传播给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社会了解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时，熟练的英文运用能力使菲律宾学者在向国际社会及时宣传本国南海政策和主张时，比中国学者拥有更多的优势。越南虽然没有英文优势，但越南政府大力扶持越南外交学院（Diplomatic Academy of Vietnam）、越南律师协会（vietnam Lawyers Association）等机构从事南海问题研究，并创办了专门的南海研究网站，分别以英文、中文、越南文搜集支持越南南海主张的新闻报道、学者文章、各国政府言论等。越南自2009年開始连续举办的年度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已成为各国学者进行南海问题学术交流以及越南宣扬本国南海主张的国际平台。“981”事件期间，越南借助这一平台迅速组织了专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邀请与会学者参观“被中国撞沉的渔船”。

美国针对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一方面扮演着观念制造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发挥着舆论传播渠道的角色。奥巴马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菲律宾、越南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视而不见，却不顾客观事实一味地指责中国合理合法的维权行动。对于中国阻止菲律宾向仁爱礁运送建筑材料的行动，原本是菲律宾企图通过加固坐滩船只，增强其对仁爱礁的非法侵占。美国却提出菲律宾自1999年起即在仁爱礁保持存在，因此菲律宾有权向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生效之前的地点实施定期补给和人员轮换，进而指责中国对菲律宾船只的阻拦破坏了南海地区现状。“981”事件期间，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发言人以及国务卿等不顾越南派出大量船只企图破坏中国981钻井平台的事实，反而指责挑衅行为主要来自中国。针对中国的岛礁建设，美国对于菲律宾、越南多年来进行的岛礁建设视而不见，却指责中方近期填海造地的大小、范围与速度大幅超越其他国家。

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还进一步通过美国学者、智库、媒体等渠道进一步扩散。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拥有诸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等世界知名的智库和研究所，拥有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自2011年开始举办的年度南海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以及诸如国家利益杂志这样关注南海问题的学术性新闻网站。在信息传播上，美国拥有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等世界性的新闻服务机构，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世界性的知名报纸。因此，美国学界在南海问题上的研究实力以及媒体的信息传播能力远远超过中国。这使得美国采取双重标准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的指责极易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导致中国的观点难以获得广泛的传播，更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有效认同，造成中国在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中处于不利地位。

五、提升中国南海维权行动中国际话语权的对策

在南海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中国的南海主权依然不时受到挑衅的情况下，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必然会继续进行。这增加了中国争夺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政府、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以解决在南海维权行动中向国际社会传播什么以及怎么传播的问题。

从政府层面来讲，这首先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做好协同合作，对维权行动进行综合性的预案研究，对未来维权行动中可能涉及的问题提前准备应对措施，以便在维权行动过程中，可以迅速及时地向国际社会提供相关信息，让中国提供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占据国际媒体的报道，才能避免中国的维权行动被菲律宾、越南，美国发布的信息所建构。其次，在坚持提供基本的文字资料的基础上，对菲律宾、越南侵犯中国主权，破坏南海地区稳定的行为提供更加形象的图片、视频等资料，更为详实的资料可以对菲律宾、越南等国混淆视听的言论进行有效反击。第三，现阶段，我国驻外使馆在向所在国和国际组织解释南海维权行动时尚未形成制度性的安排，未来可以考虑在影响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的重点国家和国际组织形成“常设性”的信息发布制度，以便及时且有针对性地向所在国家和国际组织介绍中国的维权行动。

从学者层面来讲，鉴于中国学界研究南海问题人数增多但对外影响力较弱的现状，首先通过学术奖励机制的引导，促进部分学者在提升中国的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并为学者参加南海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和专著提供更多的动力。其次，建立专业性的南海问题智库，把全国研究南海问题的人才力量有效地汇集起来。一方面分工协作，避免研究工作的重复浪费；另一方面重点突破，及时为中国的维权行动提供丰富科学的论证资料。第三，打造年度性的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不仅可以向参会的外国学者更加近距离地宣传中国的南海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设定会议议题等方式，邀请外国学者就中国关心的历史性权利与国际法的契合度问题、航行自由问题、共同开发问题等献言献策。

从媒体层面来讲，中国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尚难以支撑中国赢得南海问题的国际话语权。鉴于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在国外的建设面临着投入大、周期长以及受众的接受度等难题，中国可以首先借助网络媒体运营成本低、传播范围广的特点，打造一个专门报道和研究南海问题的精品网站。这个网站一方面要做好政府网站的信息整理和翻译工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南海主权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权威信息；另一方面，在考虑立场公正性的基础上，把网站建设成为中国学者发表关于中国维权行动英文时事评论的平台，进而成为各国学者获取南海问题有关信息的权威网络平台。

结语

能否赢得南海问题国际话语权事关国际社会如何认识中国的南海维权行动。现阶段，在南海维权行动中，中国政府各部门在信息发布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学者尚未充分发挥在国际社会上论证中国维权行动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作用，媒体在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维权信息时也面临着受众范围有限的困境。自身的不足，加上菲律宾，越南。美国等国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国际话语权的联合挤压，迫切需要中国政府、学者、媒体在信息的发布、话题的建构、观点的论证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协同合作。

鉴于此，在未来中国开展南海维权行动的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向学者和媒体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学者能够充分地论证、媒体能够全面地报道中国的维权行动；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参与到政府维权行动计划的制定中，并通过接受采访、撰写专稿等方式，为媒体在报道维权行动时提供更多的论证依据；媒体可以利用分布在世界各国的采编机构，及时把各国对维权行动的反应反馈给国内，以便政府在发布相关信息、学者在论证维权行动合理性时更加具有针对性。通过政府、学者，媒体的合作，反击菲律宾，越南，美国等国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进而提升中国向国际社会描述和演绎南海维权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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