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儒家道德之后] 儒家经典名句
时间：2019-02-07 05:28:1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追溯中国近代历史中动乱事件的发生原因，人们习惯于对中国传统文明进行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主干是儒家和道家，而入世的儒家更为主要，于是批判者在攻击“封建主义”时一般都把矛头指向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是专制主义的祸根。于是历史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专制主义的秦始皇批判儒家，五四以来的反专制主义者也批判儒家。秦始皇批判儒家是活埋与焚烧，高举“科学”与“民主”旗帜的五四知识分子批判专制主义提出“打倒孔家店”，到了“文革”时代，有红卫兵烧“万世师表”招牌的自发行为，更有号召批孔的官方行为，抄家批儒而损失的文化典籍很多，不过问题已被知识分子的自杀、被杀事件衬托得不甚重要了。当年动乱年代批判“尊儒反法”，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总结当年动乱时代还是批儒，比如有人对学校读经（主要是儒家典籍）持否定态度。
任何学说都是要接受批评的，否则人类思想就不能进步，但从建设性立场批评儒家思想是一回事，从破坏性立场否定儒家思想是另一回事。在海外乃至港台地区，上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儒学和对新儒学的批评都是属于建设性的，大都把儒学视作中国文明的根基，只是在儒学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在一个时期的中国大陆，却普遍性地出现了仇恨知识、仇恨文明、仇恨礼义，当然最主要的――仇恨儒家文化的现象。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产生对文明的极端仇恨行为？批判儒家，不是用语言文字，而是用暴力、烈火，乃至调动国家机器使人身攻击常规化，为什么把有教养、懂礼貌、为人宽厚、中庸之道等中国人优秀的品格（它们总是和儒家文明联系在一起）看做万恶？在浩劫过去整整三十年的今天，我以为这是太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反思的问题了。
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根基，儒家文明在两千年中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忽视了，我以为近代中国历史中的许多破坏文明、损害生命的行为与中国人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否定破坏是直接关联的。人们习惯于感性思维，所以，本文不打算写成思辨性太强的文章，我想把学理的争论变成对历史细节的分析，通过对几个案例说明我的观点，这样也许更容易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一个案例是周瘦鹃。周瘦鹃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对这个派的小说家的作品，人们当然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中国文化在近代产生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异质的。儒家学派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并不限于为统治者提供的治世理论。孔子喜欢音乐，喜欢美食，喜欢诗歌，在《论语》里的出处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引了。所以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在中国能流行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儒家有硬性的伦理教条，还有很柔性的闲情逸致，所以中国历代文人除了正襟危坐地读道德文章，还喜欢轻松一点儿的读物，文人在读历史、写文章的闲暇喜欢山水鸟兽花草，于是提笔随性画几抹远山，几株野菊、梅花，抑或写段小品文，这在传统文人是再自然不过了。但是，这些对任何人都无害而有益的爱好在新时代却忽然成了罪恶之极，以致酿成周瘦鹃的杀身之祸。1949年后，周瘦鹃开始喜欢盆景和散文，周瘦鹃是有李渔那样闲情的文人，这样的文人按理装点任何社会都是可以的，但他唯独装点不了他生存的现代中国社会了，他的花花草草成了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东西。儒家讲中庸，讲与民同乐，它从来没有反对“文”，孔子对周公时代的景仰表达了自己的治世理想“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崇尚“文”是它学说的根本。但时代的风气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后期似乎顺理成章地使周瘦鹃辈的“文”被视为万恶，必欲除之而后快。
一身浸染着传统文化因子的周瘦鹃辈就成了“时代的垃圾”，以至于他被否定了生活于社会中的权利。中国传统文明有自然的自由主义，一个人有当隐士的自由，有入僧入道的自由，有埋首故纸堆的自由。在旧时代，周瘦鹃这样的人完全可以把自己变成僧人、隐士、儒者，但我们知道，这些道路后来都被堵死了。而更为文人无法接受的，就是让他们遭受众人的任意侮辱，批斗会中殴打文人是革命的表现。周瘦鹃跳井而死，死亡的直接原因则更发人深思，他被斗之后回到家里，据说吃饭时要夹一块红烧肉，却受到小辈人的呵斥。这个细节是要注意的，儒家讲孝道，这个孝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父母养育之恩如海，儿孙辈的孝也将得到自己儿孙辈的孝，这就符合自然的传承。为什么周瘦鹃家庭的小辈却敢于对长辈如此无理呢？新时代的风气已经转换了，不是孝而是阶级论的爱憎分明，即对新社会的爱表现在对敌人的刻骨仇恨――这种思维方式显然与儒家格格不入。
周瘦鹃是阶级敌人吗？我想孩子们都是爱他们的长辈的，心理上肯定不愿意他是；可是时代的行为又是如此荒唐，孩子们不是法学家，还没有分析是非的能力，当他们看见自己的长辈在批斗会上丧失尊严，被人家拳打脚踢，他们又不理解自己长辈的文章的内容，于是就自然地想到，既然长辈被批斗，那肯定是有罪的，没有罪怎么会挨斗呢！于是想――他肯定是阶级敌人。而且荣誉心在孩子心里是很早就存在了，而周瘦鹃的被批斗，被打，是多么伤其家庭成员的尊严，孩子们的尊严因长辈的遭侮辱而受到连累自然地感到委屈，发生在周瘦鹃家中的一幕也就很自然了。就是说，孩子们的这种――挨批斗就是有罪的证据――心理具有普遍性，比如在苏联、东欧国家，当狂暴意识形态风靡的时候，许多家庭悲剧也与中国人相似。周瘦鹃的死亡悲剧发生，起码从个案分析，是儒家道德被否定的结果（在苏联东欧则是基督教道德观被否定的结果）。
第二个案例是发生在北大的打人和自杀行为。儒家讲仁者爱人，不提倡任何复仇主义。可是，为什么在狂暴时代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会干出十分残酷的事呢？回答是――儒家思想被否定的结果，残酷的虐待行为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有人说，儒家讲忠君，既然忠，那么君要让你干任何残酷的事，你都必须执行。这是对儒家的误解，儒家讲忠君，但儒家哲学的最高理念不是忠，而是仁，如果国君不仁，也可诛之，所以儒家认为武王伐纣是正义行为；但在中国近代，儒家的仁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遭受了破坏和否定。李贻贵先生的《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之死》描述了1968年北京大学斗争的残酷，其中一段叙及对女教师的虐待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北大十几个审讯室就开始‘工作’，年轻的工人、军人、造反派们将提审对象拉进去问了两三句就开始打，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不伤其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有一次打一个女教员，打手几棍打下去，这个教员居然不叫一声，这使打手极为恼怒，几乎把她的衣服扯光，劈头盖脸地乱棍，女教员倒在地上还是不叫喊，并且两只血眼直直地看着打手，打手被这双眼睛吓了一跳，于是抓起她的衣服包住她的脸再打。”〔1〕
当年孔子听见妇女的哭声询问原因，当得知一家为躲避捐税，宁可被老虎吃了也不返回故乡，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苛政猛于虎”。有人说，儒家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儒学是“吃人”哲学；凡是读过《论语》这一段的人，如果怀疑孔子提倡仁义道德的感情的真挚性，我认为那恐怕是太缺乏对人类高尚情感的理解的灵敏心了。中国历史存在虚伪者，但不能说那些否定仁义道德的人就实现了道德，中国社会的近代史说明，取消仁义道德，那人际关系的紧张就会更普遍、更加残酷。我们从孔子的哲学中引不出法西斯来；读儒家的书不能保证一个人道德，但从概率看，如果人们理解了孔子哲学，他们中违反道德的现象会减少，而那种不讲仁义道德的不道德行为尽管比讲仁义道德而实际上违反道德的行为显得诚实，但诚实地违反道德则将最大可能地产生出法西斯来。中国汉以后历代帝王，大多在和平时代都尊孔、提倡仁政。是否有帝王表面儒家，而阴使法家呢？肯定是有的，但儒家的仁政不主张严酷的刑法，更不主张无中生有地栽赃、陷害，儒家认定道德正义第一，不像法家某些论述，把攫取权力看做目的，因此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不仅儒家，而且在道家哲学中都有“天”的概念，即对最高正义的信仰。女教员为什么遭受严酷的打击却不说话，而且其直视的目光使对手害怕，那是女教员心中的“天”在给予她勇气。“天”看见蒙冤的灵魂使六月飞雪，在中国传统戏剧中是灵魂不死的基督教学理在中国的儒家版本，或者说是基督教哲学和儒学的相通处，打人者总要在某个孤独的夜晚重新看见那直视他的眼睛而恐惧。所以中国人认为“天”是有“眼”的，如果人心里没有最高的“天”照耀，人的世界将比狼的世界要残酷得多。
中国儒家对“文”的崇尚使中国人普遍地敬重读书人，在过去的乡村，村里最有威望的除了乡绅就是私塾的先生。可是，为什么一群工人、军人却可以对作为文化人的女教师随意凌辱殴打呢？因为有人认为，优越地位的不是文人或知识分子，而是没有财产的贫穷阶级，也就是没有文化的阶级。没有文化，所以天生高尚，所以具有随意打人甚至剥夺人生命的权柄，我们大家看，这种崇拜蒙昧的世界观绝对不是儒家的世界观。历史学家翦伯赞与他妻子被逼迫得走投无路，“给出路”的方式是让他诬陷别人，但煎伯赞心灵中还有儒家的道德良知，他不像那些小青年一样极容易被蒙昧主义蛊惑，耳闻自己的同事遭毒打之声，眼见斯文扫地，作为有道德的知识分子的翦伯赞除了死之外，已经没有任何解脱方式了，在死亡还是诬陷别人的两难中，他选择了死亡。他的死的确给予施暴者以震动，因为在施暴者眼里，“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是没有脊梁骨的软体动物，是可以任意摆布的，但儒家是有阳刚精神的，不仅翦伯赞的以死抗争，而且梁漱溟、吴宓的抗争，都体现了儒家的阳刚精神。
第三个案例是张志新（以下关于张志新的引文均来自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有新秘密》，载陈明洋编《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传统儒家尽力引导人性的善，而避免恶。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一个人快死了，他说的话就很少是虚伪的了。如果一个人临死喊冤，可能就是真的冤枉了，行刑的法官就要呈报当局重新审理。这里有心理学的问题，一个杀人犯一般没有临死喊冤的勇气，而只有真蒙冤者才有勇气。张志新是因言被杀的，为了防止她死前呼喊，她被割断了喉管。
我们知道，明代伟大艺术家徐渭因杀妻而入狱，他的牢狱生活尽管辛苦，但还有朋友们随时可以去看望，而徐渭则可以每天画画写字（当然这需要有钱的朋友的贿赂）。可是在监狱里的张志新却无论如何讨不回自己的钢笔了，她只好用木棍写下自己的抗议：“１． 你们为什么不把钢笔退还给我……；2． 你们的哨兵可以无故辱骂女政治犯；3． 用带煤渣沙子的黄馍虐待政治犯；4． 一所之长竟用拖压的方法，不发给女政治犯特需的手纸，进行生活上的刁难。”〔2〕
我们都知道女人在绝经前每月都来一次月经，可是张志新却不能得到必要的手纸，现代人的问题是――监狱所长内心难道就没有一点人性吗？实际上，这样发问可能漠视那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扭曲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把监狱所长，而是把所有中国人自幼获得的一点伦理道德要全部消灭的，那种对――如果我不对反革命分子表示残酷我就可能也被投进监狱――的恐惧，使所长不能有对阶级敌人的丝毫怜悯心。“仁”是中国的人道主义，仁的道德要求是普世性的，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则认为，没有普遍的仁和道德，一切都有鲜明的阶级性。随着阶级论对人类道德普遍性的批判，阶级感情的爱憎分明一旦成为新的时尚，就使得一些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极端地不道德。张志新为什么受到非人的迫害？只因为她对于个人崇拜有自己的看法，她说“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的党和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一手遮天的毛远心听到张志新“对毛主席的恶毒攻击”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张志新的话语在当时有很了不起的意义。现代法律体系都是根据行为判定是否犯罪，为什么那时根据言论可置人死罪呢？而我们如果思考张志新在监狱里的情景，不得不反思，人类的恶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张志新在临刑前被关进“小号”，已经被逼疯了，她用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当狱警上报张志新的精神失常，上级的批示是：“她是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指示执行。”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被杀。
“用窝头沾着月经血吃”，什么力量使中国产生这样的景象；以割喉的方式剥夺人死亡前呼喊的权力，也是极为残忍的。中国近代史发生这样的现象是太需要反思了。而更令人无言的是，张志新的两个女儿与母亲坚决地划清了界限，她们拒绝认领母亲的尸体，因为这两个姐妹在“死囚家属学习班”后提高了思想认识，张志新的大女儿、已经十八岁的曾林林说：“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我的母亲，已经是我的敌人了。”当学习班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问林林和彤彤（张志新的小女儿）：“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她们俩回答说：“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我们知道古希腊人有一个悲剧叫《安提戈涅》，安提戈涅为了安葬她的哥哥吕涅克斯不惜自己被杀。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女儿在“高尚情感”的激励下不仅对母亲没有了爱，竟然厌弃认领她的尸体，这里惊人的寓意似乎也只有用戏剧表达才更合适。“阶级觉悟”之把人变得极为冷血而残酷还有更深的内涵：如果孩子们不是以虚拟天真的阶级感情掩盖世故的避祸心理，而是直率地表达自己对母亲的爱和内心的悲愤，她们可能被另行处理，甚至可被视作同案犯，“非人”的内涵实在令人不寒而栗，以任何语言来分析这种现象都显得苍白，不过我还是无奈地设想，如果林林和彤彤有读经书的先生做她们的老师，她们大概不会这样，这种“觉悟”只有在丧失了儒家文明的现代才会出现，这不禁使人油生感慨，内心中若没有根基于“天”的道德，人就比禽兽还显得更恶些。
当我们逐渐治愈了中国人遭受的精神创伤，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恢复“仁义道德”，仁义道德是我们中国人之为人的根基，否定这个根基就容易产生法西斯，我们要让孩子们读孔子的书，读孟子的书，读李密的《陈情表》，读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告诉孩子们，母亲要像母亲，女儿要像女儿，只有低等的动物不认自己的母亲，人之为人应孝顺。而且，假如鲁迅先生健在，我必定要和他辩论一番的。
注释：
〔１〕〔2〕陈明洋编：《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2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