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仁而行,抱义而处”:抱义而处

　　一 　　 　　1893年6月17日，二十四岁的熊希龄就“拟在沅州建书院”问题致函汪康年，除了感叹湖南较汪之家乡（浙江杭州）“人文蔚起”的风气不同大近“蛮荒”之地，所谓“愈边远愈僻陋。沅州丙戌闹考之祸，殴辱加于郡守，大辟及于士林，地方之耻，莫大于是”，熊正面提出自己力主湖南兴学的宗旨：
　　
　　蚩蚩群氓不知大义，士习之美恶，阕乎风俗之纯驳，故兴学校，种蚕桑，建忠祠，旌节孝，其心非徒为发科名己也。
　　
　　无疑，“养士”而“美俗”、化民以成教即是熊希龄此刻教育理念的核心。尽管这看起来很像是那个时代的“认识局限性”――这“局限性”就是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四民排序论资而各守其份、各司其职的文化现实与教养秩序。可话又说来，将如此“传统”视为“时代局限”的“落伍表现”，的确本也是我们这些据说已经“被启蒙”以后一味追求“大众文化”式样的“自由平等”的现代知识人才有的判断――尽管这势头从晚清已经开始愈演愈烈，此处姑且也不论这判断的正误。至于当时的熊希龄，他无疑依然十分明确地站到了“士”之优越身份的立场上：
　　
　　民愚可悯，民吝民悖又实可恶，殊不知集本地之财，养本地之士，官未尝侵吞一文，异日己子孙有能读书者，亦可借书院为进取之阶，是为人即为己也。
　　
　　在一个“科举考试”仍然成为普通士民进身之要阶的时代，我们自然不必深责刚刚科举得意（熊生于1869年，1891年中举人，1892年中贡士，1894年中进士、点翰林）的青年熊希龄对书院教育功能包含“登龙术”功用的理解方式。何况，“学成文武艺”之后“进取”入仕，谁说一定就意味着只是“货与帝王家”？这本就是中国士人试图“化民成俗”的一条必然途径。想想湘省另一著名仕宦世家、衡阳聂氏家族、其先祖“乐山公”聂继模康熙年间写给时任陕西镇安知县的二子聂先焘书信、而后得入《皇清经世文编》的《诫子书》，其中坦言：“此辈犹痰，乘虚火而生。火降水升，仍化为精。痰与精岂二物，顷刻变化如此。天下无德精而仇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难道这“士－民”貌似对峙之间不是自有一份“如保赤子”的深刻关怀与亲密联系？我们还是姑且不论这一美好愿望能否顺利实现。然无论如何自科举建制以来，实则中国士人都在通过这一特殊途径参预现实政治生活同时更是民生生活的设计与运行，制衡帝制中国权力阶层在道德追求与价值体系中有可能出现的膨胀与恣肆，恰恰因为数千年来中国士人的“入世情怀”而非“逍遥出世”，传统社会才避免了陷入“率兽食人”的狼狈与艰难。士人熊希龄不是没有自我自省的能力，他对当时士林状况同样并无好感，并以沅州为例举证当时传统书院教育的“皆虚文”：
　　
　　读书之士，半出寒微，幸而入学，其黠者非出入衙门，既代书讼词；其忠厚者无以谋生，则皆入三家村为学究，红蓝白米之筹顾不暇，遑问有大志哉！兵燹之后，书籍尤少，甲部、乙部皆目所未睹，甚其以《三国志演义》、《说唐》等书为正史者，其陋可知也。此士之苦也。
　　
　　此处所谓“甲部、乙部”，自然是中国传统之学的分类“经、史、子、集”之前两种。如上这段描述，揆诸今天颇见晦气重重的大学教育与就业怪状，倒也十分贴切。莫怪当年阴阳怪气、老气横秋的周作人要说中国历史似乎永远在“轮回”。
　　尽管时代背景与知识储备决定了年轻的熊希龄对于“士人”身份与前途的认定依然停留在“今日之士，他日之吏也；今日之人才，将帅之基也”的水准，这里理想的教育与教育的理想依然是“学而优则仕”，但其“欲防寇患，莫如苏民困，欲苏民困，莫如先治吏”的逻辑却也并不错谬，“吏治”的前提先要“治吏”――熊希龄对于士人所提出的在“义理、识见、气节”上的立定，其实就是对于“成人”的要求，此“成人”在《礼记・儒行》中有着最为充量的发挥，所谓：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限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
　　
　　此等十六条浩浩荡荡的“高标准严要求”排兵布阵：谁说中国人对于何谓“完整的人”没有追求呢？“工具化的人”其实更多是当代生活的突出表现，“现代性”才有的问题。
　　再读同年（1893）9月13日熊希龄《请修武备上吴大�书》中之侃侃宏论，所谓“古大臣穷不忘国，不以常变易其操，不以去就累其志，故五日京兆，视事不辍”，这话又够今天官场（“政坛”）好好学习的，何谓“操”，何谓“志”，根本里其实都是一个“人之为人”的问题。实际的情况是，数千年来――近代之前――中国式教育都是围绕“成人”进行，“工具化”才真正是一个“舶来”的洋货。
　　1893年熊希龄只有二十四岁，在今天这是一个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年龄，他却依据经典的力量与古典的教育如此驾轻就熟把握了“人”的意义、“士”的意义。并非语词的把握与纸上谈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湖南新政”当中熊希龄将是一个办实事、打硬仗的关键人物。揆诸今日研究生开学还要父母帮提行李“送学”的集体“扮嫩”，则中国历史这次不是轮回，倒是“倒退”了。
　　借用熊希龄本人的原话，以“体虚赢而外多感”来形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状况，形象得很。“将怯且贪，兵骄且惰”。最后的一代“士人”熊希龄们――在接下来民国初年袁世凯与熊希龄几次“博弈”当中，武夫当国对于“士”之精神的斫丧已经很残忍了，士人与生俱来的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期许将促使他们成为一批必然要为拯救中国勇开药方的“医国手”，“请将一死酬知己，直为群生斩佞臣”：
　　
　　因循贻误此谁辜，四十年来苟且图。
　　邻国君臣犹惕厉，中原文武尚模糊。
　　支持四境无豪杰，痛哭三闾有大夫。
　　欲脱儒冠随李广，短衣匹马射匈奴。
　　
　　这首《书感》写于1894年。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面对甲午惨败，心怀家国，热血沸腾，同时，这诗里的确有湖南人中杰出之士多负有的一种独特气质：任勇。“闭户凄凉读《楚辞》”、“孤愤将为屈子邻”，湖南人的入世理性其实几乎都经常带着些激越的感性，因为“任勇”这种行为本身就必然包含着一点儿“自以为是”的霸道，或说“霸蛮”。
　　
　　二
　　
　　熊希龄主要是个实业家，尽管他的诗词文章都很稳健，举手投足颇显端庄，毕竟是翰林学士的深厚功底，据说丹青也颇有工夫，但他显然不在艺事上太花心思，甚至还自称“本无学术，只管办事，不知其他”（《为时务学堂事上陈宝箴书》，1898年7月15日），湖南新政时期他身为时务学堂总理（校长）也多负责实务而非教习、编辑那样动唇舌、摇笔杆的勾当。袁世凯当国时期熊希龄则更有富有“傻干精神”之美名。湘籍才女陈衡哲的夫君任鸿隽早年亦曾从政，任晚岁在《前尘琐记》中犹对活跃在民初政坛的熊希龄印象深刻：
　　
　　开会时这些负国务重任的衮衮诸公（笔者按，即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组建的唐绍仪内阁），除了闲谈一阵无关紧要的话外，竟难得看见有关国计民生的议案……熊希龄大约是以党派的关系，对于唐少川（绍仪）总有一点抬杠的神气，但他是比较有办法、肯说话的一个人。
　　
　　当时视熊希龄为海内难得英才的不止一人，例如沈曾植与梁启超亦曾言当世人才“推秉三（熊希龄字）并时无二”――此类赞誉，背后指向的多是熊翰林出身却精明务实的独特气质。
　　富有“傻干精神”的熊希龄因此而更容易穿越那些大而无当的理论口水，他追求办事的实际效果，例如对于民初政党政治尤其财政管理他早有洞见：
　　
　　（治理民国财政）非政党内阁必无把握。其何故也？凡一国之财政，最重收支合适，欲达轻重缓急之宜，惟政党内阁方能斟酌损益，彼此通融，乃能同心一致。若非政党内阁，而如今之会串内阁（笔者按：即各党各派混杂的内阁）……将群与财政部相冲突，同室操戈，诸事掣肘。（1912年3月致向乃祺函）
　　
　　面对“我国士大夫缺乏财政知识”而又极善指手画脚的积习，熊希龄苦笑这个财政总长之职不可为：“（他们）以为财政部苟能得人，即可以坐致富庶，而不知一国财政之整理方法，苟非有各行政、议政机关之相辅相助，其结果亦必致南辕而北辙也。”他还举出实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理财部长陈锦涛“屡以财政事宜提案于参议院，未闻有一件之通过”，两淮盐政总理张謇“以盐务统一要求于各省都督，未闻有一省之承认”。在青年时代的熊希龄笔下，他对人情的洞达历练已经显得非比寻常。例如致世交长辈谭继洵（即谭嗣同父）信函中他如此感叹：
　　
　　中国人同办一事，精神智虑皆先消磨于题外之语言应酬及一切调停之术，于题中应有文章反未做到，故侥幸而得成功者小矣。光阴迅速，日复蹉跎，乘时为之，犹恐不及。侄每以一事无成同归于尽为恨。（《鄂湘合办行轮敬求批赐速办上谭继洵书》）
　　
　　于此，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何以之后熊希龄会抱有希望试图与颇富雄才大略而阴骘多能的袁世凯独裁政治合作，甚至，我们也能理解，袁世凯本人何以会因为“办不动事”而解散国会、解散国民党乃至渐渐萌生回转帝制的念头――至少这种“扯皮”成风、成习是理由之一，尽管不是全部。
　　看晚清的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如何描述自己时代：“外患强敌，内忧伏莽，群臣以异见相持，才士为资格所限，人心日漓，不知悔祸，因循既久，而雠耻之心渐亡。”（1897年《请在湘设立枪厂致陈伯严函》）陈伯严即陈三立，陈宝箴之子、陈寅恪之父，“晚清四公子”之一。“伏莽”即不得安稳的民间生计。“安内”还是“攘外”对于这个从来将“国－民”似乎永远对峙偏偏又是“家－国”概念喊得最响且是“君民一体”的国度一直都是很伤脑筋的事，晚明是如此，晚清还是如此。自然而然把自己置于一个高于民人的拯救者位置的士人熊希龄因此似乎显得有点角色古怪，他内在于这个国家，又似乎外在于这个国家，这最后的“士－绅”。在一个内忧外患的疲乱之世他们还苦苦挣扎在搞“兴教养，培根本”的教育大计：“朝廷变法，首在兴学，兴学之本，先重师范。”（《为整顿通省书院与�膺等上陈宝箴书》）
　　湖南省或熊希龄的兴学大志当然并非天外来风，“饬令各省设立学堂，推广学校，肄习专门，不啻三令五申，自强大计莫急于此”（湖南在籍绅士《为恳拨各盐行已收缴之余厘以充时务学堂经费呈两江总督刘坤一文》），这原是晚清新政中重要一环，他们认识到政治之根本在于教育。而同为湘人的刘坤一在批复当中亦恳言“振兴实学，培植人才”之要。如果说，清末民初的内忧外患之中，速见成效的舶来“实学”足以击碎本已痼疾深重的“以德为本”的传统教育尚好理解也可以“同情”，则百年之后的今天，后世我人需要分梳的，无疑是这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的表象，是源于历史积弊呢、尤其铁桶江山到了后期奄奄一息的病急乱投医――还是“传统教育资源”例如“经史子集”本身就“空疏无用”呢。绝对算得上清末民初政局中的“弄潮儿”、“射雕手”的南海先生康有为，在《共和平议》中针对六经之学的“无用之用”，有着甚为允恰的理解：
　　
　　当其盛时，则文学昌明，即其衰乱之时，而郡邑郊野乡遂之间，�衣博带，方步圆领，执经而哦，拥书而讽者相望。其长老绅士，间居于其乡，教其后生子弟，调和其争讼，整理其地方。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为辍焉。平民望风，亦知所景从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用也。
　　
　　如今这个太平盛世，我们理所当然要比康南海更有一些正本清源的勇气与能力。例如回眸遥望那个聘师需要“品端学粹、师表群伦”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置这个“学术机构的产业化、学术分科的专业化、学术专业的职场化、专业评核的数据化”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程序运作使得“文化学术的理想转为薪酬饭碗的优渥”的现实，的确都非常考验我们的智慧。更毋庸说据说“教师”如今竟然成了“服务业”，学子入校读书竟然成了“接受服务”，这对于强调“师范人伦”、“万世师表”的中国传统，所谓“分属宾师，未便以官事常格相加”（陈宝箴语），确是奇耻大辱。
　　曾几何时，“学贯中西”成为中国读书人的最高期许，例如熊希龄在《为整顿通省书院与�膺等上陈宝箴书》同样如斯断言。而在另一方面，他更认识到这“贯”之为理想而非现实的困窘：“今忽以八股余毒之士被以新理，如无根之萍，泛泛中流，莫知所届。宜乎维新者，仅得皮毛，守旧者，藉为口实。相攻相诋，至于同室操戈而后已。”（《请设西路师范传习所禀稿》，1905）
　　
　　三
　　
　　三十年后的1935年，年仅三十五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一任就是十年。期间他亲自为中央大学撰写了校歌：“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其副举世所展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肩膀上。”显而易见，那个时代始终没有丢弃那么一点“精神”，与其归功于这些先生游历国外那些见识，还不如说，他们幼年以来就熏染的传统中国的文明精髓尤其那点“士气”，还没有丢失殆尽而致于“东、西”皆无着落。罗家伦为蔡元培百年诞辰所写纪念文章，总结京师大学堂的特点，第一就是“承受当时维新图强的潮流，想要把中西学术熔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学底蕴的扎实雄厚，那代人面对西学的区分、辨识、取舍能力相当强。“学贯中西”真正成为问题的时候，恰是在一个民族首先对何为“国学”已经缺乏基本分辨能力的时候，但对于“国学”的准确认识却又往往最需要异域的镜鉴――“通过西方”而非“拘泥”或“痴迷”西方甚至数典忘宗，才能“读懂中国”，庶几避免我们陷入自恋的狂想与麻木的因循。
　　我倾向于相信历史发展就是一场接一场的“因缘所生法”，摁下葫芦起来瓢，无有宁时，说“轮回”确乎未免听来伤感――但，设若凝神细细观照，你能不说、敢不说类似的错误总在重复？熊希龄与罗家伦或者该算两代人，但熊希龄的续弦妻子毛彦文和罗家伦的原配夫人张维帧，可是“闺蜜”一般亲热的朋友。人类的命运成了简谐振动，难怪《论语》中最高明的一句话恐怕必须包括“吾叩其两端而竭焉”――难怪中国人早早就把《中庸》拈出着重学习。
　　经历了“戊戌政变”的惊吓磨折之后――熊希龄是为被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之人，假如不是天赐一场疾病，或者“戊戌六君子”就要加上他成为“七君子”。此后他蛰居沅州数载，长子熊泉并在期间因病致残。1903年这次能够出山，乃是由于赵尔巽的保举。于是同年在《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大概章程》中熊希龄的立论显得小心了许多、谨慎了不少，然要亦不失其真诚，师范教育的理想希望“保存国粹而养成忠君爱国之国民”，在这个数千年传统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的语境当中，“国民”彼时已经算个新锐的概念。古典士绅熊希龄面对“民愚不学，见闻日陋”的客观现实，他的自我定位依然必将落实在“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应先国家之所急，以仰体上宪公忠之诚”（《为筹措中小学堂经费拟请提收当税呈文》）。在“饱经阅历”之后他选择了“实见国民程度太低，非专制不足以变法”，与其说其退步，不如说其无奈，更其无奈之处，甚而至于部分放弃了他的“育人”的教育而不得不“专注实业”：
　　
　　国是不定，政体不立，一切学校教科不能确定方针，如为教育，实无所益，以此决意专注实业。（《拟赴日本考查工艺致汪康年函》，1904年）
　　
　　显然，这个历来强调“视民如子，爱民如伤”的儒家政体理想必须首先保证这样一个前提：“家有贤父兄执政，未见其子弟之不服从也。”（《奏为湖南劣绅把持新政攻击恐酿事变请遴选老成正绅力出维持以专责成折》，1906年）――中国人吃这“执政”已经“不贤”（“圣贤已经变质”）的亏，实在不是一年两年了。饶是“共和成立，一切政治必以国利民福为归，故宁忍个人之痛苦，以成就国家之大业而已”（《与章炳麟等发起＜东方日报＞启事》，1912年），落实到现实当中，却往往是普通百姓无休止地“忍个人之痛苦”，那个“国利民福”难道不是具体个人的具体福利、而仅仅是个“莫须有”的悬置的口号？
　　1910年1月15日写给堂弟熊岳龄处理产业函中，涉及到如下几个熊希龄待人处事的原则，其一，“（合于商业破产之法）即问之于心，对天地鬼神而无愧”；其二，“吾辈做事，只要合理，即格外险阻，亦复何惧”、“信之一字胜于身命，苟合乎义，即为弟事挂误，亦所甘心”；其三，“古之君子，惟患难乃见其真”、“艰难仗友生”。对于熊希龄和他的时代、他的阶层、他的教育、他的文化、他的“中国”……这类人格教育原本就是一种信仰的底限。关于熊希龄的“良知与人格”，明了内情的人们都有着不错的口碑，例如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中的断制。
　　得益于江南与东北任上的锻炼与实干，1913年8月26日熊希龄受命出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之时已经成为誉满全国的“理财能手”，尽管他兴致勃勃试图组建“第一流人才内阁”――这其实恰合其“教民美俗”的一贯理念，以及士林凋敝的现实难堪。想想此间他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中针对民初官场的尖锐批评，“人才登庸必以其道，共和以来，破弃资格，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什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难怪两年之后致夫人朱其慧函中他会感叹“我浮沉宦海十余年，所处无非利禄之徒，所见无非机械之士，忍垢招尤，群疑众谤，真若人间荆天棘地，无可容身”（1915年11月7日）。当然，对于民初政局尤其政治人才极端失望的，绝不止熊希龄。所谓“吊民伐罪之古义”不仅不复存在，民国怪现状似乎彻底沦亡“逞一己之私利、一党之私见”。熊十力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英雄造时势》尚在回忆自己的辛亥经历，同样认为“（革命党）新官僚气味重得骇人，暴露浮嚣奢靡淫佚种种败德。一时舆论都感觉……革命只是换招牌，而过去腐败的实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且将愈演愈发凶”（《独立评论》，1934年6月10日）。
　　熊希龄这次总理任期短暂而祸乱丛生，包括所谓“热河行宫盗宝案”、所谓受袁世凯胁迫签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令，至于1914年2月他就在一片羞辱中辞职下台。夯直任勇而又斯文厚道的湖南翰林遇见工于心计而又笑里藏刀的河南兵头（袁为项城人）似乎直接变成了一场“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悲剧兼闹剧，对于这位视“保全名节”直如“八十老翁过危桥”（1910年致熊燕龄、熊岳龄函）的传统儒士而言，他此时的苦涩一定苦不堪言，所谓“弟以庸才，躬丁乱世，辛亥为公责以大义，不得不勉效驰驱，虽明知项城权诈，然因时势所趋，百般迁就，冀其统一寰宇，存此社稷。不料竟为所卖，几濒危险。择木之智，不如少川（即唐绍仪）远矣”（1917年熊希龄致赵凤昌信语）。不过，这悲欢熊希龄并非没有预感，“今以浮暴之徒，造成一寡廉鲜耻世界，虽孔子复生，无补于世。希龄拟俟蒙边少定，即归营实业，不复与闻政事”、“与现在之暴烈分子、腐败官僚两派绝不相容”（1913年7月17日《致袁大总统电》）――因此，这民国总理任上一场折腾，又带上了些“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特有的悲壮色彩。
　　1914年2月12日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及财政部长，从此他于民国政坛渐行渐远，转身继续他早年从事的教育工作，尽管1916年7月之前即袁世凯殒命之后，他方得以真正彻底脱离官场。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熊希龄成为一个专业慈善家。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平民教育之外，1920年10月第一家专收孤贫儿童的“香山慈幼院”的成立让熊希龄投入了余生大部分精力。身为世界红�字会总会会长、南京国民政府赈款委员，在天灾人祸、战火纷飞面前熊希龄照样任劳任怨，一秉其“实干”、“傻干”精神。同样，在“香山慈幼院”所创设的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模式当中，依然能让我们隐隐把握一位传统中国老派士绅特有的价值关怀：他不仅对院中孤儿采取严格的生活管理与教育制度，更希望为他们造就一个类似家庭的健康的成长环境，香慈“村户制”分别以“勤、谦、俭、恕、仁、毅、公、平、信、义、醒”命名，每一村户选择一位富有经验的保育人员担任“妈妈”，村民即儿童则彼此相待以兄弟姊妹之情。早在1913年出任民国总理之时，熊希龄在《大政方针宣言》中已经明确了他心目中教育的意义：“抑立国大本，首在整饬纪纲，齐肃民俗，司法与教育实其最要之枢机也”，并进一步将学校教育“大别为二”：“一曰教育一般国民，使咸有水平线以上之智能；一曰教育高等人才，以为国家社会之栋干。”熊希龄一生对于“平民教育”投入甚多，一则的确配合清末民初启蒙救亡的时代趋势，二则，其实是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生灵涂炭的现实压力让这位“务实”的干家不得不以此完其慈悲救世的一腔关切：他先后创办了北京北洋平民工读学校、湖南平民大学、长沙兑泽学校、孔道学校，于1921年12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创办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年8月由其夫人首倡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式启蒙由高居上位的教化者走向全活民命的补漏者，与其说改变的是价值判断，还不如说是由于时局的凌迫。“士绅”之为“士绅”本来就体现为一种对于现实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投入与担当，而非单纯捍卫某个胶着的书斋理想。例如熊希龄的父亲、衡阳水师营统熊兆祥1900年卸任回籍，最牵挂的乃是“身为缙绅”而“不能为桑梓兴一利益”，这点愧疚，直到1903年熊希龄秉承父亲遗愿，捐产两千银元在沅州城内创设务实学堂方始达成。而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熊希龄面对“老弱流离，伤心惨目”的百姓苦况，身为“湘西宣慰使”而深感“同乡亲朋故旧，均遭兵燹，颠沛流离，尚在难中，必须设法救护”、“既念一家虽获保全，推己及人，心殊不忍”――关于中国传统政制中家族－宗族结构的特殊意义，当代湖南新化籍青年才俊曾亦在新著《共和与君主：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中已经三致意焉，此处兹不详述。自然，设若打破沙锅问到底：则此种数千年“强（家）族弱国”（所以“一盘散沙”）传统理念之下，一旦“国家――天下”分崩离析，武夫当国、军阀割据的“村落主义”肆虐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现世有为法的“一体两面”经常就是如此厮缠一处。
　　
　　四
　　
　　在熊氏续弦夫人毛彦文笔下，我们曾有机会见识到“凤凰才子”暮年浪漫柔情的一面，毛氏自传《往事》中保留了不少熊希龄写呈给对方的情词，例如“取书将欲读，瞬又心他属。辗转似轮驰，思君无断时”，例如“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例如“一双燕子，又海国飞来。结巢新住，商量旧约，准备湖山同去，并入百花深处，且尝遍甜霜蜜露”――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据说熊希龄一生目前传世词作仅有六十四首，其中写给毛彦文的就有十二首，则其陷入与毛氏的感情之后温柔缠绵可见一斑。最“香艳”的，自然是1935年3月结婚满月纪念题词，若非道破天机，谁能相信它出自一位年将七旬的长者之手：
　　
　　缟衣摇曳绿波中，不染些儿泥垢。玉立亭亭飘白羽，同占人间未有。两小无猜，双飞不倦，好是忘年友。粉靥香腮，天然生就佳偶。但觉万种柔情，一般纯洁，艳福容消受。轻语娇频沉醉里，甜蜜光阴何骤？纵与长期，年年如此，也若时非久，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
　　
　　然而，这并不影响他是一个严肃真挚的人，包括私生活，例如他终生反对纳妾。熊希龄和毛彦文的结合，更带有寻觅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的意味――尤其在他身后继续他和亡妻朱其慧坚持多年的“香慈”事业。熊希龄认为情感坎坷而又恩深意长的毛彦文“有协助他办理此事的能力、热情与爱心”故而“追求不舍”。有关此意，熊希龄在与毛彦文婚礼上的演说致词并不回避，所谓“内助无人，事务多难料理”：“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其挚爱儿童，可协助吾办理香山慈幼院。她与吾内侄女等同学，从来为一家人，此次经内侄女说合，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
　　在熊希龄写过亲属如兄弟等人的大量家书中，我们均可见及熊氏心性的忠厚睦戚。例如他自许“人生斯世，以志节廉耻为本，兄自通籍以来，恂恂于乡党”（1910年致熊燕龄、熊岳龄函）、“于义利之界，守之最明，持之最坚”为人“和平谨畏”（1908年致熊燕龄函）――在1909年10月22日致端�函中说得最清楚：“在人己之间，刻于己而宽于人；在公私之间，详于公而略于私；在义利之间，挹其利而注于义。”同时，那份“挈眷回沅，侍奉老母甘旨，长为农夫以没，不再与闻天下事”（1908年致熊燕龄函）的厌倦感亦长随于心。这一面见证了清末民初社会时局与政治动荡对于谨厚君子如熊希龄者的折磨，另一方面，的确也将传统中国士大夫教育中“穷则独善其身”的沉重一面裸呈于我们面前：这“天下”还能是谁的“天下”？
　　尽管孟子式的“不得志，修身见于世”并非彻底的逃遁或逍遥，尽管其实熊希龄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放舍“天下”，仅仅在两年之后，他写给兄弟的信函中又有如此温热的关怀：
　　
　　盖吾人所担当者，国家之事，关系于公众安危，非一人一家可比。故以世人比兄弟，则兄弟为亲，而以国家比兄弟，则兄弟为轻，国家为重也。弟等他日苟能效力国家，兄若有类此者，弟等不齿，兄无怨也。况兄居官做人，外虽圆而内实方，凡遇公事无不破除情面。……古人云：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义利之界不容紊也，紊则求荣反辱矣。……夫人当境遇困难时，愈宜站定脚跟，不为利动，不为苟且之事，方是豪杰。
　　
　　一定会有太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传统中国的“迂腐之论”，然而真得如此吗？无论传统还是现代，西方还是东方，千百年来人类追求幸福的艰难之旅中，难到只有今天这个“自以为是”的时代的人们才懂得并把握了“真理”？
　　上文提到的熊燕龄是希龄的同胞小弟，字捷三，沈从文先生的嫡亲姨父、黄永玉先生的嫡亲姑公。沈从文青年时代曾在沅州城内的熊家公馆“勾留过一年半左右”，对熊燕龄印象极好，称其“为人忠恕纯厚，乐天知命，勤俭治生，自奉极薄，待下复忠厚宽和，所以人缘甚好。凡事用老太太名分，守老太太作风，尤为地方称道”（《芷江县的熊公馆》）。无论真伪如何（例如熊希龄私函中则认为这个弟弟“性情狭隘、不学无识”），这种留给世人的“极好印象”，一定是长兄希龄所希望和乐于看到的。
　　和康有为、孙中山乃至梁启超这些热衷为全中国乃至全人类制定“大政方针”、“大同书”的人不同，熊希龄从来不是一个理论家，甚至也不是一个理想家，他的确主要是一个平实质朴的“实业家”。辛亥剧变，时为清廷要员的熊希龄（时任奉天盐运使、兼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本来做好的“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传统士人自然而然的政治选择，他不仅叹惜湖广总督瑞�的仓皇出逃为“不合于义，而又不免于死”，更曾打算将住在上海的家人接到奉天：“若遭不测，自愿一夫一妇一子二女全家同烬，以表希龄志在保全东三省领土之心迹。”（1911年10月下旬《上赵尚书暨奉天咨议局书》）同年10月31日致夫人朱其慧信中依然声称“事变以来，此心确有把握，非敢言忠君爱国也。丈夫死于事，中外之理同也”。但仅仅两周之后，11月13日熊希龄就与同张謇、汤寿潜、赵凤昌联名通电翊赞共和。11月底他离开奉天返回上海，成立湖南共和协会并自任会长，开始着手促进共和进程、促进南北统一的具体工作。某种程度上，你当然可以说他不乏“圆滑圆通”、“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一面，你也可以说他天性中缺乏高滔的超越性关怀――但乱世平人的悲苦流离，往往需要这种温和的实干派去背负和担当。犹如戊戌变法当中谭嗣同截然不同于康、梁的激烈选择：“施无畏心”的信念让谭嗣同的精神更多成为一种象征性符码。混乱不堪、翻云覆雨、尤其在价值判断与道德观念上陷入一塌糊涂的清末民初时局，对于熊希龄这种实干心性其实是很不利的，他不仅经常背上些莫名其妙的骂名，例如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会中同盟会成员视其为“前清猾吏”，他也似乎因此很难有舒舒服服施展拳脚的余地。难怪好友叶景葵在《凤凰熊君秉三家传》中要叹息他“平生似遇而实未遇，欲有为而终不可为”。揆诸其一生，例如清末参与湖南新政、民初担任财政总长、国务总理等任期的短暂与下台的无奈，的确如此。无法确认熊希龄淫浸佛教（自号妙通）的最初时间――似乎，1898年那场救他一命避免成为“戊戌七君子”的大病之后，对于因缘果报之说他就颇生信好之心。1916年4月11日身在常德写给夫人的信札中，熊希龄明确索要“余之佛教书”，并自陈“余自此次经历艰难，万念俱空，现专事奉母甘旨，及研究道佛之书”，又言“近数年来所历之人情世故，尤觉非人类所堪，此五浊世界，无所容其贪恋”。1919年因为调停“南北和谈”失败被指为五四运动的幕后推手，他更是伤心宣布“迩来厌倦政治已达极点，且深觉世界虽变，人心不变，政治社会均属罪恶之薮”。有此大失所望，熊希龄急流勇退离开政坛、终其余生成为一个职业慈善家与社会教育家，也就很好理解：“恩被于物”、“慈爱于人”的宗教情怀毕竟容易“境随心转”，也许这就是那个乱世张皇中最好的选择。何况，时隔二十年之后，1937年“淞沪抗战”的枪林弹雨之中，这一生务实的年近七旬的老人，尽管每天坚持打坐，却依然坚守在救亡一线，一如既往做了许多琐碎朴素、没有华词丽句却件件人命关天的事：
　　
　　余以老病之躯，又无官守言责，本可往就安全之地，但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余虽老，亦应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故决计与妈妈（笔者按，即熊之续弦夫人毛彦文）在此办救济也。儿等青年当为国尽忠，以慰老怀。
　　
　　这是熊希龄1937年8月20日身在沪上写给女儿熊芷女婿朱霖的信，时值“八・一三”抗战第八天。四个月后，1937年12月25日晨，熊希龄因中风病逝于香港。
　　
　　（周秋光编：《熊希龄集》，共八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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