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灾难片 [美国末世灾难片中的国际政治]
时间：2019-02-08 05:35: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09年的美国灾难片《2012》在中国热映，不少中国观众虽对其中的末世图景深感忧虑，也为片中对中国的描绘感到兴奋。灾难片是美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已经发展出繁多的花样，小到火灾、地区性瘟疫，大到地震、海啸、核战争，甚至地心停止旋转，彗星朝地球飞来，外星人发动入侵。灾难所及可以是某小镇、洛杉矶、纽约、美国乃至整个世界。《2012》属于那类迫在眉睫的巨大灾难，全世界的命运悬于一发的危急时刻。迫近才能产生共鸣和焦虑，才能对观众熟悉的世界造成冲击。罗兰・艾默里奇导演的几部影响巨大的末世灾难片――《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明日之后》（The Day after Tomorrow， 大陆通译为《后天》）、《2012》――都以时间命名，强调其紧迫感。这类末世电影中的人类科技，基本上处于与拍电影的时间相当或略高的水平，世界政治格局也一如当时。
灾难片是典型的商业片类型，在批评家那里鲜能获得高分，但常常能创造票房奇迹。艾默里奇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就说：“成为灾难类型片导演，很容易不得评论界的喜欢，但是我希望看到绝大多数观众喜欢和拥抱我的电影，这是我做电影的目的，所以我不会为了百分之一的趣味，放弃掉百分之九十九的观众，这也是我的电影准则。”艾默里奇的几部灾难片票房都极为可观：《独立日》全球票房八亿多美元，《明日之后》五亿多，《2012》七亿多。高票房使灾难片成为文化现象，成为大众文化心理的载体。以现实世界为起点的美国末世灾难片，常有表现国际政治的内容。既然灾难是世界性的，它们就要说明是谁造成灾难，谁发现灾难，谁是拯救者，谁能获救。在不同的政治历史条件和大众心理语境中，对于这些问题，灾难片会做出不同的表述。
冷战中与冷战后的末世灾难片就有明显的差别。冷战中美、苏两国的对峙，双方的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在这类电影中有丰富的反映，而美、苏之外的世界则很少露面。那时能想象出的世界灾难常常就是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即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中是没有赢家的。甲方不可能把乙方的核力量全部摧毁，乙方一旦反击，甲方照样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双方都既为核战争做着疯狂准备，又小心翼翼地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库布里克拍摄于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 1964），就是对核战争逻辑的辛辣讽刺。这部电影由哥伦比亚公司出品，成本为一百八十万美元，收入则为九百多万美元，商业上极为成功。片子说的是一架美国轰炸机在一位战争狂人的指令下，即将轰炸苏联。美国总统无法将其召回，力图协助苏联将飞机击落，仍未奏效，最后飞机轰炸成功，引爆了苏联秘密的末日武器，毁灭了世界。作为大师的经典作品，库布里克的这部电影是跨越类型的，而在影片最后升起的一朵朵蘑菇云，使它成为一部特别的灾难片。它是讽刺，但到结尾，当世界正在核爆炸中毁灭的时候，估计观众是不容易笑出来的。
库布里克把冷战的逻辑推演到底，对美国与苏联同样进行了无情嘲讽。《奇爱博士》没有山崩地裂的大场面，但它简洁有力的特技甚至更加令人惊心动魄。它体现了冷战中人们的焦虑：一旦核武器落到狂人手里，狂人一按动按钮，世界就完了。而这里的悖论是，长时间的敌对与恐惧就会造成精神崩溃和变态，培养出狂人。《奇爱博士》的副标题“如何停止焦虑并热爱导弹”就指出了这个悖谬。库布里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指出战争狂人远非个别现象。空军基地的将军里伯派飞机去轰炸苏联，因为他已经发狂，认为共产分子正在进行各种阴谋破坏，尤其是破坏他以为生命之源的“体液”。而在五角大楼的作战室，面对即将爆发的核大战，一位高级将领跃跃欲试甚至欢欣鼓舞，总统的军事高参“奇爱”博士更是喜形于色。在战斗前线，那最后击中苏联目标的美国轰炸机的机长，把战争狂热与爱国主义、恪尽职守的精神混合在一起。他最后欢呼着，乘坐一枚核弹朝目标飞下去，这时我们不能不说，他也是发狂的。
苏联也是库布里克的讽刺对象。电影中露面的惟一一个苏联人是笨重又狡诈的苏联驻美大使。从美、苏首脑热线里我们听得出来，面对核危机，苏联领导人一致烂醉如泥，神志不清。美国总统算是比较知情知理的一个角色。灾难片中的美国总统都基本正面，因为对总统的描绘是有界限的，即使没有政治界限，也有大众心理的界限。即便如此，《奇爱博士》中的美国总统陷于荒谬的冷战中，自身也不免变得荒谬。当他与烂醉的苏联领导人通话，他自己的言语也变得缠杂不清了。除了美、苏两国，《奇爱博士》没有提到别的国家。
与《奇爱博士》同一年、也是由哥伦比亚公司出品的《奇幻核子战》（Fail-safe），也描绘未来的核危机。它与《奇爱博士》非常相似，双方甚至因此打了官司。两部电影在同一年出现，正体现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与《奇爱博士》不同的是，《奇幻核子战》中的美苏双方都是正面的，没有狂人，没有讽刺，双方都是人，都希望和平，但又都陷在荒谬而可怕的核游戏中无法脱身。美国总统也是没能召回朝苏联飞去的美国轰炸机，最后的结果虽然不如《奇爱博士》那样彻底，也足够惨烈。莫斯科被美国核弹摧毁。美国总统为表示自己并无发起核战争的用意，命美国自己的军队在纽约也丢一个核弹，以与苏联扯平。这种荒谬局面是双方在历史中共同造成的。亨利・方达扮演的美国总统显然是片中的主角，他临危不乱，义正词严，更可贵的是他在与苏联领导人的最后一次热线中，坚决要追究双方的责任，包括他自己的责任。他说：“我们应该怪罪我们两个！我们让机器失去了控制！该我们负责！”苏联领导人显然也有同样心理，回答说，“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跟很多电影中一样，此片借美国总统之口道出了主旨。
《奇爱博士》与《奇幻核子战》，一个以黑色幽默的方式，一个以正剧的方式，对冷战进行了批判。它们的出现揭示了冷战思维中的矛盾：美国政府及民众害怕核战，但又希望在各种竞赛中胜过苏联。实际上，这样的矛盾思维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前夕。普通的美国电影缺乏批判锋芒，在其中更凸显的是赢过苏联的热望。迟至1990年的一部美国未来片《机械威龙》（Robot Jox）就仍有浓重的冷战色彩。片中故事发生在核灾难之后，那时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为“联盟”，一为“市场”。两个阵营继续角逐、竞赛，但为避免核战争，把竞赛方式改为双方各出一个机器人来打擂台。“市场”的勇士叫阿基里斯・雅典娜，“市场”的旗帜就是美国星条旗的改版。“联盟”的第一勇士叫阿里克谢，典型的苏联名字。核恐惧被去除了，但竞赛还在，美苏的军备竞赛变成了两个机器人的单挑。“市场”显然是正义的一方，最终以其道德力量征服敌人，得到了敌人的尊敬。这正契合了美国大众在冷战时期的普遍心理，他们希望看到的是美国以非核战争的方式战胜苏联。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艾默里奇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美国灾难片导演。他1996年的《独立日》、2004年的《后天》和2009年的《2012》，都是典型的好莱坞大制作。艾默里奇不仅是它们的导演，也是其编剧之一或制片，故事的构思常常出自他本人。他的这三部电影都放在切近的未来，让地球以三种不同的方式面临毁灭。三部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要有应对灾难的美国总统和政府，要有发现灾难、向政府示警的正直科学家，要有至少一个惊险地幸存下来的美国核心家庭，父母两位之间的关系可以多样（或为夫妻，或未婚同居，或分居等），但至少要有一个孩子。而在二十几年之中，这些电影的氛围和基调，面对灾难的精神，以及其中美国的角色、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三部电影的变化很能说明时代的轨迹，它们的巨大成功表明艾默里奇触摸到了大众心理的脉搏，表明他的想象是在大众能够接受的“可能性”范围之内的。这些因素使它们成为研究美国大众心态的样本。
1996年的《独立日》，美国主旋律色彩最为浓厚，是诸多美国价值观的大包装。对于人类的前途、美国的地位，它也是最乐观、最自信的。“独立日”指的是7月4日，美国的国庆日。而片中外星人来袭的危机，就发生在7月2日到7月4日。美国上到总统下到平民全体动员，终于在7月4日赢得对外星人战斗的胜利。而且，《独立日》也是选择在7月4日前两天的美国国庆档上映，诉诸美国人的爱国热情。片子的开头就体现了美国特点。首先出现的是月球上的美国星条旗，镜头下移，我们看到1969年美国宇航员登月时留下的石碑，上面签着几位宇航员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名字。忽然，一个巨大的阴影从空中略过，将月球上的这些美国地标一一遮没，然后阴影朝远方的地球飞去。这是外星人的太空船，正在去毁灭地球的途中。这些视觉形象都将美国作为地球无可置疑的代表。连外星人似乎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不仅将美国和北约列为首先的打击目标，而且选在美国的国庆日发起攻击。
在这场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灾难中，美国是世界当然的拯救者，表现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当美国提出进攻计划的时候，世界各国二话不说，立即响应。在这类灾难片中，电视直播的场面是很重要的。《独立日》的电视上反复出现的是俄国的大恐慌。俄国已从冷战时期可畏的敌手，变成了冷战后令人同情也令人鄙视的对象。俄国这一对立面坍塌之后，美国可以说是睥睨世界，无与争锋。
美国电影中常常有反官方的个人英雄，而《独立日》中则是各路英雄与官方齐心协力，共赴时难。《独立日》所着力表现的英雄们显然是美国各阶层的一个横截面：决断的总统，轻松幽默的军人，不甚主流的民间科学家，被人看成精神病的民间飞行员。这些人种族不一，宗教也不同。而总统是其中最大的英雄。他年轻，潇洒，有理想，一旦做起总司令来如同职业军人一样敏锐、果断。当飞行员不够的时候，他亲自上阵。而且，总统也是平民一分子，他的小女儿与他如影随形。美国灾难片中常出现总统演说，而《独立日》中总攻前的总统演说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众飞行员即将升空，总统在户外发表即席演说。他形象高大，衣服飘飘，现场的听众鸦雀无声。他的演说是给大家开的誓师大会，也点出了影片的中心思想。他说，我们要为人类的生存而战，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即将成为全世界的节日，“今天我们要庆祝我们的独立日！”对于这种不加掩饰的美国至上主义，连一些英国批评家也无法接受，BBC的一篇影评就说这是“好莱坞主流电影中最令人惊骇的夸张独白”。
同美国完胜灾难的《独立日》相比，《后天》中的灾难范围更大，力量更强，在面对灾难时，美国的地位与力量大大下降了。片子讲述世界气候在变暖后骤然变冷，地球将重新进入冰河期，无法逆转。面对灾难，美国政府和男主角都无能为力。政府只能要求民众撤离。男主角是一位科学家，他先对政府示警，然后电影以大量篇幅讲述他如何在天寒地冻中，跋涉到冰封的纽约寻找儿子，同时，儿子正与一小群人在纽约的公共图书馆里，通过烧书维持着一堆火自救，得以幸存。图书馆是西方文明的沉淀和储藏室，“烧书”总是一种象征意味很强的行为，是文化上的罪行。但在《后天》中，生存更重要，烧了书才能活下去。片中的一个幸存者抱住一本古登堡版本的《圣经》说，“我不相信上帝……但《圣经》初版本代表着理性时代的到来，如果西方文明真要沉沦，我也要挽救其中的一片”。气候变化是全球的灾难，但他看到的是西方文明的危机，他将《圣经》视为西方文明的代表，他也只能拯救这一点点了。而全片的主题也就是“拯救一个算一个”。片中不乏英雄主义的色彩：为家人，为伙伴，为工作（科学家的医生妻子为一个病人坚守到最后），但远不能与《独立日》“拯救地球”的高度相比。
《明日之后》中的美国总统露面不多，年纪较大，比《独立日》中的总统缺乏活力，而且早早就在风暴中丧生。接替他的是曾经最固执、最缺乏环保意识的副总统。与美国的无力相应的，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在上升。片中有一个由三位科学家组成的英国气候站，三人坚持职守，从容地死于风暴。他们都是崇高的，他们在死前共饮，说“为英国干杯！”“为人类干杯！”“为曼联干杯！”不再是英国唯美国马首是瞻，而是英国有自己的爱国主义、文化价值。
《后天》中还出现了第三世界。片中用笔墨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是美国的邻国墨西哥。美国北部居民基本全部丧生，南部居民要朝南撤退，于是我们在片中看到了美国－墨西哥边境的新奇观：美国人拖家带口，纷纷非法进入墨西哥。在墨西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美国难民营，而美国总统在墨西哥的美国使馆里办公。这些正是如今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关系的反面。流亡国外，成为难民，是第三世界的常见现象，而美国从来是接纳流亡者与难民的地方。如今一切都颠倒过来，美国人几乎全部成了难民，是墨西哥接纳了他们。在片子最后，美国总统（前副总统）的电视讲话充满了谦卑。他说“我们错了！我错了”，他真心感谢第三世界的“好客”。显然，他的错误不仅在于过去对气候问题的无视、对自然的傲慢，也在于自视为第一世界后对第三世界的傲慢。
艾默里奇这三部灾难片可以说一部比一部更惨烈，在《2012》中达到高潮。《后天》最著名的灾难场景是纽约的摩天大楼一座座从上到下冰冻起来，整个纽约成为一座冰城。但自由女神像与高楼虽被冰冻，至少还矗立着，还保留着人类制造的形式。《2012》则是全球的地壳都变得不稳定，人类的城市乡村危如累卵，到处发生巨大的地震与海啸，建筑、道路、桥梁纷纷坍塌，变成最彻底的废墟。
《2012》是一部残酷的电影，不仅在于其灾难的残酷程度，也在于它模糊而残酷的道德观。《独立日》中美国“拯救地球”的英雄主义道德简单而清楚。《独立日》、《后天》中的核心家庭除了自己逃命外，还有程度不同的利他因素。而《2012》中的核心家庭基本上只剩下自顾自逃命。《2012》里，世界各国参与设计了几座方舟，座位有限，各国政要可以得到票，剩下的票则以每张十亿欧元的高价出售。核心家庭一家经过空中、地面、海上的重重历险，终于成功地进入方舟，成为幸存者。实际上，他们是在争夺有限的资源。在逃离地震区域时，他们有飞机。他们提前获得了方舟位置的信息。这些资源是不能与人分享的，因为那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竞争者。为争取名额，成为特权者，他们要越过别人，如同他们的汽车在地震的道路上越过一对老夫妇的汽车。逃生成功后就可以欢笑，可以谈情说爱，哪怕世上所有其他人都已死去，哪怕方舟上人人都必然有亲人被抛弃在外。
《2012》中的美国政府不仅无能为力，而且参与到向世人隐瞒方舟计划的世界阴谋。美国黑人总统虽然选择不离开自己的民众，但他的力量也是消极的，他只能告知大家准备去死，并没有使方舟的设计、幸存者的选择更加合情合法。
伴随着美国角色的弱化与能力的消减，是其他地区的大量出现。《独立日》中偶有其他国家出现，但都是花边和点缀。《后天》中的非美国地区，主要是说英语的英国、印度，以及美国邻国墨西哥，都与美国有语言、边界上的联系。而《2012》中出现了很多非欧美的地区，出现了多种语言，最先发现灾难前兆的是印度科学家。逃难者都来到中国，因为方舟是在中国领土上由中国制造的。与核心家庭一起逃难的还有一个畸形的俄国大富豪家庭，他们开的是一架庞大的俄国飞机。灾难到来的时候，我们不止看到欧美的地标被摧毁，还看到巴西基督山上的基督像坍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恰好是金砖四国。这四国在《2012》中露面，显然并非偶然。灾难片是大众电影。在屏幕上呈现的国家与地标要诉诸观众的心理，要是观众关心的、能够辨认和解读的，而不是完全遥远、陌生，无法引起任何回应的地方。《2012》从一个侧面说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已大幅进入美国大众视野。而好莱坞电影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营销路线，也使其愿意诉诸于新兴电影市场中的观众。
中国观众当然最关心《2012》对中国的描绘，对此他们相当满意。方舟是中国造的，而且美国高官说，“选择中国没错，交给别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完成”。这当然是对“中国制造”的赞美，对中国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肯定，也是对中国观众的致敬。但片中也隐含着对中国政治的负面想象，那是对西方观众致敬的部分。方舟是卖票的。中国人制造方舟，不是出于挽救世界的崇高目的，而相当于是接受了全世界的承包工程。中国军人在修方舟的时候对民众说是修大坝，来组织拆迁。当驻扎在西藏的中国军人发现了搁浅在那里的美国和俄国两个家庭，中国军人说了一句“欢迎来到中国”，然后就只管查验方舟的票，没有票的美国家庭被不闻不问地抛弃在山中。对中国的这些描绘并非是没有敌意的。敌意的因素与正面的赞美搀杂在一起，成为美国对中国的大众想象的一个矛盾体现。
有人说美国人拍的电影中，当然是美国英雄拯救世界。其实，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如美国那样，想象自己拯救世界。而艾默里奇的灾难片表明，美国英雄也越来越不能够拯救世界，越来越依靠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世界的多元化显然既为美国提供了机会，也对其造成了威胁。而国际政治的这些变化，在美国的文化产品尤其是作为文化工业的电影产品中，常常留下可循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