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的主题【《伤逝》的主题学阐释】

　　鲁迅是一个具有主题学阐释价值的作家，而母题①研究是主题学研究中最具特色的范畴。《伤逝》中的多重主题意蕴的表现是借助相爱、结婚（同居）、压力、冷漠、分手、死亡、悔恨等母题的组合来实现。其中最突出的应是人物感情母题之爱情母题，在爱情文学的长河中，每个作家都希望对其进行独特阐释以完成自己的文学思考。本文正是以爱情母题的探讨为切入点来对《伤逝》进行主题学把握的。
　　
　　一、鲁迅诠释爱情母题表现的多维理念
　　
　　在《伤逝》中，涓生与子君是受过“五四”新思潮激励的现代知识分子。在个性解放、爱情自主的新思想鼓舞下，子君勇敢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争取人权、争取自由的时代强音，义无反顾地走出“父亲”的家门，与涓生组织了新的家庭。但他们浓烈的爱情在婚后只维持了短暂的时日，接下来的是倦怠、空虚和无聊，不足一年就消失于涓生说出“真实”之后。而爱情悲剧的成因至少包括社会的黑暗、爱的心理基础薄弱和感情的先天不足、人性的弊端、个性冲突等。爱情经典常在追寻爱情悲剧成因时赋予爱情母题以主题意义，《伤逝》是范例。它诠释的爱情表现了作者的多维理念，如生存与爱情关系问题、人性丑对爱情的伤害、“围城”心态、个性冲突问题、反抗绝望生命哲学、存在问题等。我更关注这些理念中以主题概括成的个性主题、反抗绝望主题和存在主题。
　　个性主题：个性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和教育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人的比较固定的特性”，它与群体性相对。我所谓的个性，首先指人的思想个性。鲁迅小说中对思想个性主题的探索基于两方面：个体意识、自由精神。自由精神则是个人自主、不受公众干预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三者合成的产物。因此心意自由和行为自由是个性的表现。
　　 涓生、子君重视自我，崇尚个性，蔑视旧有的习俗和封建伦理道德，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在爱情的幸福中舒畅自我的心意，这是受制于他们的个性意识。在《伤逝》中，鲁迅不仅关注个性人物与他人与社会的对立问题，更关注个人与爱我者的对立。这就要涉及到爱情婚姻中的个性对立问题及个性与自由的矛盾问题。
　　张扬个体主体性、赋予爱情以个性主题的个性文学更多来自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爱情文学中很少显示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冲突与心灵隔膜。“五四”时期倡导个性解放，追求个性主体性的实现。涓生与子君感悟到了爱情是一种权利，他们珍惜这一权利并在现实生活中勇敢地去争取这种权利，子君更是主动争取这种权利实现的榜样。作为爱情的另一方，涓生是子君的启蒙者，他的大胆、叛逆与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子君，这才使其喊出石破天惊的宣言。这对年轻人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张扬了权利和自由。但婚后不久，他们的爱情便消失了，这除了经济的原因、人性的弊端、社会的黑暗之外，个性冲突导致两人的难以趋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的个性冲突主要是子君的依附、被动、多愁善感与涓生始终追求自由、追求社会事业的个性的不相和。婚前，涓生非常赏识子君的为争取自由而做的反抗，而婚后子君营造的小家庭却让涓生觉得自由被束缚，于是个性发生冲突：如涓生爱花，子君爱小动物如油鸡和叭儿狗；涓生希望子君对他能够无话不谈，而子君与房东太太争吵却不告诉他；涓生希望子君能陪他多散散步，多读读书，而子君只忙于“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的功业，这些让涓生产生烦厌心理。当经济的打击袭来时，这种束缚就显得更分明，而子君只会在琐碎的辛劳和怀旧的温习中表达对涓生的爱意，使得涓生感觉到虚伪和空虚以及加倍的烦厌。一方面是子君营造的有白炉子、小油鸡和叭儿狗的小家庭，一方面却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这种冲突证明爱情的危机已非常严重，而子君的修复办法还是重温旧梦。日常家务已作为子君的一种职业，并不曾得到涓生的认可。而这种情形反过来却限制了涓生的自由。“五四”落潮后，为新思潮唤醒却被抛入无可归依的荒原上、内心有着浓重的悬浮感和漂泊感的涓生本想在子君那里找条出路，却不可避免地发现她成了自己的负担。最后，涓生终于选择了自由而抛弃了子君。可见涓生的个性与子君的个性之间的冲突也是造成他们悲剧的原因。因此，鲁迅探讨了走进婚姻中的男女如何克服个性冲突的问题。他在文本中提供的是反面的例子，而他本人是爱情实践的正面楷模。
　　反抗绝望主题：反抗绝望是鲁迅的一种人生态度，是人在生存途路上面临困境时的一种应对策略，因而也是一种生命的哲学。而鲁迅在呈现它时必须“隐藏在错综复杂的暗示之中”②。在《伤逝》中，鲁迅以“路”意象来传达意念。涓生寄希望于子君，但很快就失望并对他们的爱情产生绝望心理，本要摆脱子君获得新的生存的希望，但在付诸行动后换来的是更大的虚空和失望乃至绝望。他绝望于外在世界与他人，也绝望于自我。一切所谓的努力换来的都不过是绝望的存在，但即使如此，人生仍需要寻路而走，于是，作品中十二次出现“新的生路＂一词。鲁迅看到“五四＂青年在勇敢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后，面临着两难处境：就如笼中鸟，不放不能飞，放了也飞不了。因此，作品越是接近尾声，作者所希望的“新的生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越高。鲁迅虽然没有为涓生子君们指出一条新的生路，因为他也同涓生子君们一样，只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却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他还是顽强地勉励自己，并与涓生子君们共勉：“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这正是对于绝望的一种抗争的姿态。
　　存在主题：存在主题是关怀个人的主题。个体的人作为存在者其可能性的存在就是人们所认为的“应该是”，其出发点的现实前提即是存在者的当下的实存状态。鲁迅关注涓生、子君这样的个体人的存在状态。《伤逝》中涓生和子君觉醒后把行动的目标锁定在个人爱情婚姻的自由上。而由于新旧思想观念的差异，导致涓生和子君与整个社会对立。他们为“自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孤独、焦虑与疲惫。当他们冲破千难万阻勇敢地结合后，他们祈求的幸福时光并没维持多久。这样，小说的存在主义意蕴或许主要体现在涓生与子君同居之后。这个爱情故事在开始时，爱情本身是被注入了充分的“希望”的，而“希望”包含着关于生命、爱情、欢欣、觉醒等等因素，被涓生和子君憧憬着。但当他们同居后，“希望”自身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否定和怀疑。因为真正的幸福一闪而过，超越世俗的爱情、充沛丰盈的生命、昨非今是的觉醒和热烈真挚的欢欣，这些希望的火光在现实延伸中再也难以发出耀眼的光芒，留给他们的是无法克服的内心的孤独与隔膜。可以说：他们同居后的“真实”便是孤独与隔膜。此时，希望的虚空、人生的荒诞便得到初步的体现。子君曾付出过努力，但女性的生存劣势、性别制约、性格缺陷等原因使其追求婚恋自主的勇气和无畏精神难以轻易地嫁接到生存竞争中来，也便难以满足涓生的人生期待。这时的涓生更清醒地认识到希望的渺茫，“现实”仍是虚空。但涓生在意识到两人继续生活下去将会一起灭亡时，自私的他开始多次肉搏“真实”与“虚空”。之所以会发生多次肉搏，是因为他处于二难选择的困境中：“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是他不愿的；而“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子君，并且确实导致后来子君的死亡。“不说”与“说”，选择哪一种都难免空虚与绝望。但难于选择仍要选择，只是在吉兆胡同的那个寒冷的早晨，涓生“用了十分的决心”宣布了他的决定时，他的心中又重新点亮了希望之光，意欲向新的生路跨出那第一步：“我觉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她应该决然舍去……我们的新的道路的开辟，便在这一遭。”但子君的死亡却又将他从希望之中重新抛入了“寂静与空虚”的深谷，在无限的“悔恨与悲哀”中体会人生的意义：人生就是“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至此，《伤逝》的存在主义意蕴大大深化了。正是子君的死亡创造了涓生对过去生命的记忆，过去的生命是虚空的、绝望的。而生存的意志与赎罪的自觉使其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虽然意识到新的努力得到的只会是“更虚空于新的生路”，但既然已体认到绝望的过去便要对将来先行筹划。他的向新的生路跨进去的存在的决断，即自由选择便是在“无尽的”“悔恨和悲哀”之中体会到的人生的意义。虽然，鲁迅借《伤逝》文本所要昭示的主要意蕴或许不是人生虚无与存在荒诞，但他在塑造涓生和子君的形象时，却分明注入了自身对个体生命的体验，而且由于鲁迅把生命个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真实存在加以思考。因此，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的体验便带有形而上的性质。这“虚空”是对令人绝望的中国现实社会的无可希望或绝望的生存状态的证实。
　　
　　二、鲁迅诠释爱情母题时的男性立场
　　
　　鲁迅虽是现代妇女解放的最热心的倡导者与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作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的一员，他无法彻底摆脱男权意识的传统影响。《伤逝》是中国现代男性叙事的经典。我们不能漠视作者叙事时对男权的集体无意识的继承。因为隐含作者所采取的叙事／修辞策略是一种内视角的叙述方式，使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以及人物基本重合，所以《伤逝》中作为叙述者的人物或中心人物显然是涓生而非子君，由此叙事本身造成的男性中心化表现在三方面：
　　（一）在对待子君的死因问题上叙述者表现出的矛盾，体现出思维的自我中心意识：“我”的忏悔与自责表明了主动承担情感与道义责任的勇气，但在随后相关的爱情主体从相爱到同居到分手的过程的交代中，“我”又处处为自己开脱罪责，“我”的自我分辨表明：子君的悲剧的主要责任在其自身的觉悟不高和外界环境的压迫。“我”与子君的难以沟通原因在子君身上，至于自我在婚姻中对异性人生处境、心理状况等不置一词或缺少理解。
　　（二）在价值判断上，把爱情双方对社会事业追求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将同居后爱情不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责任归咎于子君的停滞不前，即陷入日常生活不再追求浪漫的爱，缺乏生命的诗意追求。否定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并“把日常生活与社会事业绝对对立起来，以男性事业追求否定女性日常生活方式”③。似乎子君不做饭只陪涓生散步谈天，或者到社会上找到事做，他们的爱情就能“更新、生长、创造”。其实，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内涵既包括生命的诗意追求也不排斥日常生活的满足。另外，涓生将爱与生活对立起来，似乎子君的筹钱吃饭就不是生活，何以要生活就不能要爱？其实，涓生瓦解爱中的“生活”的内涵是指爱情主体的生存能力，强调的是强者生存的逻辑。在他看来，生存能力强才能与自己“携手同行”，如果生存能力弱，则对不起，自己要“奋身孤往”了。当生存打击袭来时，涓生掂量出子君缺乏生存能力后便不顾惜她的生死先保证自我的生存。所以，尽管涓生“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④。
　　（三）叙述者封闭子君的心灵，使子君处于被叙述与被描写的境地，读者所读到的子君是经过涓生的主体筛选与过滤后的扁平与模糊的映现。其话语权被剥夺，给人的清晰印象是她那天使般的微笑和奴隶般的点头顺从。子君在操持家务时的心理感受、在看到涓生不满时的心理反应、在被涓生抛弃后的心灵痛苦都被叙述者加以遮蔽。子君的失语造成叙述者的“肆无忌惮”，以至于本应是最大的悲剧人物的子君反而要承担爱情以悲剧告终的主要责任，因为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暗含的判断就是：子君的停滞不前导致涓生对他爱意的丧失，因而破坏了爱情。
　　当然，叙述者与作者之间并不能完全等同，但作为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代言人，叙述者在观念意识上不能不受到作者的影响与限制，叙述者即使不是作者实现自己叙事策略的帮凶，但难逃同谋之嫌。由《伤逝》文本的男性霸权意识可知鲁迅的男权意识的存在。
　　指出作者在对爱情母题诠释时存在男权意识并不意味着否定与指责作家本人。鲁迅是人不是神，他在很多方面有高人一等之处，但在一些方面也与凡人相同，灵魂中也存在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但有缺点的战士仍是战士”，即便这种创伤在其文本中表现出来仍不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的伟大。
　　
　　三、 爱情母题生成机制及其探讨的当下意义
　　
　　切合时代要求的文学关注证明着作家的“在场”，而对某一问题特别倾心定有心理原因，鲁迅当然不会例外。他关注爱情母题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心理机制。
　　鲁迅创作《伤逝》的外在原因是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讨论中为女性解放指出一条可行之路。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 引发了一场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大讨论。一九二三年年底鲁迅在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所做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批评易卜生的《娜拉》“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认为易卜生是个很不通世故的人。他认为：由于娜拉在经济上没有来源，生活不能自立，则她出走后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回来，二是堕落。“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为将来的希望受苦。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做“父亲”的解放自己的子女，使成千上万的女性获得经济权。写于两年后的小说《伤逝》正是鲁迅以故事的形式将自己的见解演绎给人看。在文本中，涓生与子君美好的爱情与同居生活因涓生失业后失去生活来源而变得黯然失色，因此，他们爱情最终变成悲剧的转折点是涓生的失业。作者让涓生向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时，严厉地批评涓生的卑怯和自私，但在悲剧发生后却又让涓生做痛彻心肺的忏悔，表现出对他的同情与理解。
　　当然，鲁迅写作《伤逝》也有其内在的心理因素或心理机制。“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作者无意之中把自己投射进去了”⑤。“大约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以后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八月三十日女师大风潮的高潮中吧，鲁迅与许广平两人有机会作了一次深谈，彼此都同意在今后某一个适当时候建立起共同的生活来”⑥。这里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在这次长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进入确认阶段。但在商谈今后的生活打算时，他们的意见发生分歧，于是，鲁迅在创作《伤逝》时，把他对两个人组成家庭后可能会遇到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人性方面的、个性冲突方面的问题的思考放在了对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成因的探索中。 文本在展开的过程中令人信服地推出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社会压迫缺乏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而涓生与子君的人性和人性发展过程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一些性格弱点的无限膨胀，逐渐成为他们性格中的主导因素，如涓生的自私、虚伪和卑怯，子君的庸俗、麻木和不思进取等，这是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主观原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两人个性的冲突，使涓生拒绝认同日常生活琐事，没有兴趣去探究子君由浪漫的爱坠入繁琐的日常生活后的心理感受，不承认子君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打击袭来时，只管自我拯救而置曾经爱过的子君于不顾，子君只能悲哀地死在无爱的人间。因此，鲁迅通过《伤逝》包含了他对怎样与许广平携手并肩走人生之路的思索，即“人道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的，捐助的”⑦。因此，“鲁迅通过《伤逝》的悲剧性艺术详细提醒青年，不要以为争取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就万事大吉，什么幸福都争取到了；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能不能达到预期的幸福，还要靠实行这种生活方式的男女共同培植、保养”，“如何去培植、保养？要对恋爱成功后可能遭遇的一切做好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要警惕传统意识的泛起而使爱情变质和庸俗化，在社会压迫面前，更要警惕自私、卑怯和虚伪的膨胀而窒息了爱情。”⑧
　　鲁迅曾借涓生之口表达他对爱情本体的思考：“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因为，“‘爱’是抽象的。……现实只有爱的行为。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⑨，相爱者只能正在相爱和发展感情而不是占有对方，爱情是相爱者存在的一种表现，它包含关心所爱之人、认识他（她），了解他（她）、确信他（她）、为他（她）感到高兴。爱情也不是已成的定局，而是一个不断创造、连续攀登的过程。爱情主体应从所爱的人身上发现新的可爱之处，逐渐扩充和加深爱的内涵。在顺境中，携手共进，琴瑟共鸣，像钱钟书与杨绛；在逆境中，扶掖前行，相濡以沫，像鲁迅和许广平。当下时代，一些人不了解人类生存方式中爱情的方式也有占有和存在两种，他们一味地以占有为准则，不把爱情作为存在的一种表现。他们一味回避爱情中的困难，而以不断地寻找新的两性刺激来排遣无聊之感。在爱情出现危机、主体不和谐时，他们不从自身的性格缺陷或个性冲突等方面找原因而是仅仅归诸社会或对方。由此，鲁迅对爱情母题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完成式，它对当下人们的爱情实践和文学表现都具有警醒、指导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隋清娥（１９６４－ ），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鲁迅研究等。
　　
　　①母题：主题学中的母题，是指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如生死、离别、爱情、时间、空间、季节、海洋、山脉等。
　　②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版，第４９７页。
　　③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９２页。
　　④周玉宁：《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伤逝〉解读》，《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２１页。
　　⑤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第１９页。
　　⑥朱正：《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８页。
　　⑧胡尹强：《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第３１７页。
　　⑨弗洛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生存方式：占有与生存》，选自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月第１版，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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