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泊秦淮》之“商女”新议_泊秦淮中商女的含义

　　摘要：本文从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的角度入手，首先对作于杜牧《泊秦淮》之前的张说《安乐郡主花烛行》和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二诗中的“商女”进行考察，发现其所指分别为“宫妓”和“家妓”，供人娱乐是她们的共同命运；接着分析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本为倡女后来嫁作商人妇这一意象的典型意义。在此基础上，结合杜牧的生活经历，从而推定杜牧《泊秦淮》绝句中的“商女”，应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妇”相近。
　　关键词：商女 宫妓 家妓 商人妇
　　
　　《辞源》《汉语大词典》等现代权威工具书，释“商女”均为“歌女”，所举例证最早者均为杜牧《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然而，目前学界对杜牧《泊秦淮》中“商女”身份的解释却存有分歧，其大要有二：一为歌女；一为商人女眷。①对于前哲时贤的分歧，这里暂不作评论，本文拟从诗歌意象的发展、唐代的社会风俗以及诗人的个人经历入手，试着对包括杜牧《泊秦淮》在内的唐诗中的“商女”意象做一番探析。
　　
　　一
　　
　　其实，在唐诗中第一次出现“商女”意象的并非杜牧的《泊秦淮》。就笔者所见，至少有两首唐诗先于此作，一为初盛唐之际张说的《安乐郡主花烛行》，一为中唐大诗人白居易的《读张籍古乐府》。虽然二诗中的“商女”意象一直不为人所注意，但从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的角度而言，它们理应受到重视。先看张说的《安乐郡主花烛行》，诗云：
　　
　　……鸾车凤传王子来，龙楼月殿天孙出。平台火树连上阳，紫炬红轮十二行。丹炉飞铁驰炎焰，炎霞烁电吐明光。绿�绀?纷如雾，节鼓清茄前启路。城隅靡靡稍东还，桥上鳞鳞转南渡。五方观者聚中京，四合烟尘涨洛城。商女香车珠结网，天人宝马玉繁缨。……（《全唐诗》卷８５）
　　
　　《旧唐书》卷一三三《外戚传》载：“（武）崇训，三思第二子也，封为高阳郡王。长安中，尚安乐郡主，时三思用事于朝，欲宠其礼。中宗为太子，在东宫，三思宅在天津桥南，自重光门内行亲迎礼，归于其宅。三思令宰臣李峤、苏味道，词人沈�期、宋之问、许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郑�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商女香车珠结网，天人宝马玉繁缨”就是张说这篇“命题作文”中的两句。赵彦昭《安乐公主移入新宅》云：“云物中京晓，天人外馆开。”②张说《谢观唐昌公主花烛表》云：“臣说言：内侍尹凤翔宣敕，赐臣观唐昌公主花烛。伏以天人下嫁，王宰送行，苟非荣宠，何阶瞻望？……谨奉表陈谢以闻。”③此二处“天人”一指安乐公主，一指唐昌公主，可证张说诗中之“天人”当指安乐郡主。那么与之对举的“商女”又是什么人呢？
　　唐代宫廷音乐十分发达，皇宫内廷供养着大量的宫妓，她们在宫中学习音乐和舞蹈，以备各种典礼仪式时的需要，一般意义上统称她们为“音声人”，其规模在唐玄宗时达万人之多，在当时，但凡与皇家相关的典礼仪式，几乎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④《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有安乐公主再醮武延秀后，“夺临川长公主宅以为第”，府第建成，“假万骑仗，内音乐送主还第”的记载。此处“内音乐”即指内廷音声人以及她们演奏的乐曲，这正体现了皇家气派以及安乐公主所受的荣宠。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楼车载乐”条载：“杨国忠子弟，恃后族之贵，极于奢侈。每春游之际，以大车结彩帛为楼，载女乐数十人，自私第声乐前引，出游园苑中。长安豪民贵族皆效之。”⑤这正是上行下效，流风所及的结果。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张说《安乐郡主花烛行》中的“商女”，训为“宫中歌女”较合当时的实情。此处“商”乃宫商之商。无独有偶，中唐李公佐在《南柯太守传》中写到淳于芬被槐安国招为驸马时，有一段关于婚礼仪式的铺叙，其中就有关于妓乐的记载，简录于下，以兹参证。云：
　　
　　是夕，羔雁币帛，威容仪度，妓乐丝竹，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子取剑佩冕服，更衣之。……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⑥
　　
　　再看白居易的《读张籍古乐府》，诗云：
　　
　　……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全唐诗》卷４２４）
　　
　　陈贻�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注释为：“《学仙》，此诗反对仙道之流；《董公》，董公为董晋，贞元间为宰相，又为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为人谦恭简俭；《勤齐》，张籍此诗已佚，勤齐，朱金城疑即勤思齐，李白有《历阳壮士勤将军名思齐歌》，勤思齐与张籍同里贯，据李白诗序其人为忠义敦厚之士，故此云‘可劝薄夫敦’；《商女》，此诗亦佚，据此云‘可感悍妇仁’，知商女为温柔贤淑之女。”⑦此处对于《学仙》《董公》《勤齐》等句的注释，持之有据，当无异议。然对于“商女”的解释则过于含混，且有想当然之嫌。要想探得此处“商女”的确切含义，仍得从当时的社会风俗――蓄妓之俗和悍妒之风入手。
　　受宫廷供养音声人的影响，唐代的妓乐非常盛行，贵族富户家中多蓄养歌舞家妓，也称作“女乐”“歌舞人”或“音声人”，她们除了供娱乐赏玩外，还是主子们发泄性欲的工具，对于主人而言，她们是绝对的私人财产。王公贵族之家的姬妾、家妓常有数百人之多。白居易本人就蓄养了好多这样的歌儿舞女，孟�《本事诗•事感》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⑧在家庭中，她们永远是贱民，低人一等。由于惯有的妻妾矛盾，她们时常遭受虐待，甚至生死安危不保。另外，她们还像私有财产一样，常常被随意转让、买卖或被更有权势者夺走，完全身不由己。唐人笔记、传奇中就常见“爱妾换马”“美姬赠人”“妙婢被夺”等题材的作品。
　　正妻的悍妒之风在唐代极为盛行，上至公主，下至细民，所在多有。《新唐书》卷八十三载：“中宗女宜城公主，始封义安郡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恚，�耳劓鼻，且断巽发。帝怒，斥为县主，巽左迁。”《朝野佥载》补辑的记载更甚于此：宜城公主派人把丈夫的外宠抓到后，割其耳鼻，剥其阴皮，蒙在驸马脸上，又割断驸马头发，让他在厅上判事，集合所有官吏来看。这位公主的悍妒作风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然也有公主不妒的，裴廷裕《东观奏记》卷上载宣宗女安平公主嫁刘异。刘异将赴外任，安平公主入朝辞行。宣宗问与安平一起入宫陛见的女人是谁，安平公主答曰：“刘郎音声人。”宣宗见安平能与刘异妓妾和睦相处，“悦安平不妒，喜形于色”。这个略带戏剧性的特例，正说明了当时悍妒之风之盛之烈。唐人张?的《朝野佥载》卷二载有：“贞观中，濮阳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耳鼻，略不能制。……广州化蒙县丞胡亮……得一首领妾，幸之……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梁仁裕为骁卫将军，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缚婢击其脑。＂⑨卷三载有:“兵部尚书任?敕赐宫女二人，皆国色。妻妒，烂二女头发秃尽。”⑩截耳割鼻，烧钉烙目，击脑烂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以唐人记唐事，耳目所接，应该是颇为接近事实的。《新唐书》卷一二九《严武传》载其父严挺之宠爱小妾玄英，而冷落了其母――正室裴氏，严武就趁玄英熟睡时用铁锤击碎其头，然而严挺之非但没有责怪，反对儿子的勇气赞叹不已。不仅有悍妇，而且有悍儿！姬妾尚且如此，被视为私有财产，等同于物的家妓歌女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在一夫多妻的不合理制度下，这些年轻貌美、能歌善舞，让主人心醉神迷的小尤物们，天然地成为主妇们发泄怨气的对象，在已经变态了的心理驱使下，这些主妇们根本不会顾及她们业已悲惨不堪的现实命运，因而雪上加霜、辣手摧花的惨剧时有发生。“为人莫作女，作女实难为。”（张籍《离妇》）(11)一个对女人抱有深切同情的诗人，面对一群年轻而有才艺的生命因遭妒忌而凋萎，本着“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12)的乐府精神，怀着扭转社会风气的良好愿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歌儿舞女们的形象一定会出现在张籍的笔下，并因作者的深切同情而风情宛然，楚楚可怜，因作者的现实主义笔调而入木三分，触目惊心，以至于“可感悍妇仁”。这也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所在。正是从社会风气的角度，我们发现将“读君《商女》诗”之“商女”释为“歌舞家妓”，较为合情。胡适之先生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说张籍的诗“很表示他对于妇人的同情，常常代妇人喊冤诉苦”(13)，又说“他的《商女诗》，大概是写娼妓问题的……可惜不传了”(14)，要言不烦，颇近事实。
　　
　　二
　　
　　将上述二诗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之下，而不是就诗论诗时，我们发现其中的“商女”尽管身份有别，一为宫妓，一为家妓，但她们的本质和命运却是相同的，都是供人娱乐的歌儿舞女。如此看来，将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解作“歌女”，应该算是有所从来的。但在这一意象从皇宫大内到富户豪门再到水月秦淮的发展变化来看，我们总感到好像少了点什么。
　　从时代背景和社会风俗的角度入手，我们得出上述唐诗中的“商女”是“歌女”的结论。当然还有人从另外的角度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唐代歌伎、女伶通称“秋娘”，而我国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又是与四季相配的，因为宫商凄厉，与秋天肃杀之气相应，故以商配秋，如商风、商飚指秋风，商日指秋天，商序指秋季等等。由此可见“商女”即秋女，秋女即秋娘，所以商女也就是歌伎、女伶的通称了。(15)此说立论前提本自《汉语大词典》：“秋娘，唐代歌妓女伶的通称。唐白居易《琵琶引》：‘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唐元稹《赠吕二校书》：‘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16)乍看此解可备一说，然细绎之，则实难成立。先看其前提“唐代歌妓女伶通称秋娘”，遍检今日所见之唐代文学典籍，用“秋娘”作为歌女的例子并不多，仅见于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中，计有“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元稹《赠吕二校书》)(17)、“闻道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白居易《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18)、“多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19)、“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白居易《琵琶行》）四例。但通过对“赵辟”“阿软”“犹且在”“问微之”等语的仔细玩味，此秋娘并非统称，而应是当时实有其人的一著名歌妓，并且与元稹、白居易相当熟悉。因而，尽管《琵琶行》中与“善才”对应的“秋娘”在文义上有泛称的倾向(20)，但仅此一例，尚不足以下“唐代歌妓、女伶通称秋娘”的断语。而陈寅恪则干脆断言其“盖当时长安负盛名之倡女也。乐天天涯沦落，感念昔游，遂取以入诗耳”（《元白诗笺证稿》）(21)。另外，唐代李德裕、李?分别有姬妾叫谢秋娘和杜秋娘，然亦为专名。其次，就目前材料看，“商女”的出现要早于“秋娘”，由“秋娘”推演出“商女”，只不过是语义上的想当然耳。
　　虽然由白居易《琵琶行》中“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一联不足以得出秋娘为唐代歌妓通称的结论，但琵琶女那曾令秋娘妒忌的容貌，曾令善才折服的技艺，她那因年长色衰，而不得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命运，以及白居易的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伴随着“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宣宗《吊白居易诗》）(22)的广泛流传，使得这位曾是歌妓的商人妇成了一个形象鲜明、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文学典型。也正是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完成了商人妇与歌妓形象的叠加，进一部丰富了“商女”的内涵。而这种人物身份的叠加，又是当时社会风俗变化的真实反映。“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的统治是日见窘迫，其用度支出日益仰仗东南，对东南的开发推动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促成了城市的繁荣和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商人的文化是享乐型的，虽然他们处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但在“富可敌贵”的社会心理面前，商人们开始凭借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享受过去达官贵人才有的声色犬马的生活，蓄妓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些成天忙于逐利的商人，是不可能有时间去买一批小丫头回来调教的，他们只会买那些个已身怀技艺的“成品”。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歌妓们，她们想从良，理想的对象当然是那些士子们，然而，《霍小玉传》的结局却曲折地道出这一从良选择的艰难。至于商人则不然，他们的礼法观念本就淡薄，他们需要的是声色姿容，而非身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歌妓与商人的结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唐代向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州作为南方重镇，除城市经济的极端繁荣外，其奢靡的生活风俗亦令多少人心驰神往，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23)。这里商贾云集、倡楼林立，笙簧歌舞、通宵达旦。“春风十里扬州路”，充斥其间的歌儿舞女想来定不输于长安的平康坊，其与商人的结合在当时也应属司空见惯之事。“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客商”（白居易《盐商妇》）(24)、“大�高船一百丈，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刘禹锡《夜闻商人舟中筝》）(25)正是对当时风俗的真实记载。所以陈寅恪据此断言：“则其（按：指商人）娶扬州倡女为外妇或妾，自是寻常之事，此诗人所以往往赋咏之也。”(26)（《元白诗笺证稿》）正是在对当时以扬州为中心的南方一带行商多娶歌女随船的风俗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之后，陈寅恪据以推定杜牧《泊秦淮》“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27)。再加之杜牧在南方有过“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28)的很长一段时间的放浪生活，对当时商人多娶歌妓随行以慰江湖劳顿的流俗不会不知。再者，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晚唐时的金陵业已成为商船云集的重要口岸。所以陈氏论断并非凿空之言。
　　杜牧的祖父杜佑，贞元末为宰相，历德、顺、宪宗三朝。杜佑一生谙练政治，博古通今，深研历代典章制度，撰成《通典》二百卷。十岁前的杜牧，祖父高居相位，伯父和父亲也都做京官，一时贵盛无比。然而，杜牧十岁时，杜佑逝世，不久，其父驾部员外郎杜郁亦病故，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糟，三十余间房屋，因还债而归于他人。八年之中，数度迁移，居无定所，奴婢或死或逃，甚至于有时“食野蒿藿，寒无夜烛”（杜牧《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29)。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末世，经历过豪华落尽的变故，杜牧对晚唐时事应该比别人更多一份切身的感受。《后庭花》，作为艳曲，适合商人妇过去的歌妓身份，也许是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而使得她“去来江口守空船”（白居易《琵琶行》)，在这样一个“烟笼寒水月笼沙”的夜晚，孤独寂寞的她或许是因为想起了昔日在倡家夜夜笙歌的旧事，鬼使神差般地唱起了这首六朝遗曲，歌声随着缓缓上升的气流在江面上弥散开来。恰在这个烟水凄迷的夜晚，一个家传深刻历史忧患意识，立志“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杜牧《郡斋独酌》）(30)的诗人，正端着酒杯，为风雨飘摇中的家国担忧兴思之时，耳中忽然飘来这首亡国之音，此时、此地、此景、此声，怎不令他感慨系之。实景真情，裁而为诗。这也是千百年来，《泊秦淮》被目为“绝唱”（沈德潜《唐诗别裁》），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的原因所在。
　　至此，我们来做一番总结。从张说到杜牧，从初盛唐至中晚唐，“商女”的身份有过不同的变化，不论是宫妓、家妓还是从良随商的倡女，她们供人娱乐、任人摆布的不幸命运却一点没变。从皇宫内廷到贵族富户再到市井商贩，她们的命运播迁亦折射出唐代社会的盛衰之变和风俗更易，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形象鲜明、真实可感的角度而言，白居易《琵琶行》中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商女”形象――商人妇――无疑是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杜牧的“商女”是否受白居易《琵琶行》的影响，已经难以确考。但白居易《琵琶行》影响后世诗词中的“商女”却是无代无之的。如：
　　
　　乐天当日最多情，泪滴青衫酒重倾。明月满船无处问，不闻商女琵琶声。（宋•叶月流《琵琶亭诗》）(31)
　　送客时，秋江冷，商女琵琶断肠声。可知道司马和愁听？月又明，酒又酲，客乍醒。（元•马致远《浔阳江》）(32)
　　水笼烟明月笼沙，淅沥秋风，哽咽鸣笳。闷依蓬窗，动江天两岸芦花。飞鹜鸟青山落霞，宿鸳鸯锦浪淘沙。一曲琵琶，泪湿青衫，恨满天涯。（元•卢挚《商女》)(33)
　　春冰消后，绿水粼粼皱。减却风流，添却瘦。多在黄昏时候。匆匆商女琵琶，萧萧白发乌纱，金谷园中芳草，玄都观里桃花。（明•杨基《江宁春馆写怀》）(34)
　　惜将丛艳委尘沙，恣汝舆台插鬓斜。点点猩红渗血冷，隔船商女怨琶琶。（明•凌义渠《固镇驿折残榴花》）(35)
　　瓜步秋残草树凋，夕阳催上木兰桡。布帆影里，苍翠滴金焦。芦荻当风摇故垒，鱼龙挟浪卷前朝。更无商女，静夜掐檀槽。（清•王开沃《相思引•晚从瓜洲渡江》）(36)
　　
　　尤其是卢挚的《商女》散曲，将《琵琶行》和《泊秦淮》熔裁于一炉，则其认为杜牧之的“商女”与白乐天的“商人妇”之间具有传承关系的认识，可谓明矣。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范新阳（１９７２－ ），江苏淮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隋唐五代文学。
　　
　　① 将“商女”释为歌女的，又可细分为三类：１、商人舟中的歌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牧之此诗所谓‘隔江’者，指金陵与扬州二地而言。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赞成此说者有罗宗强（其说见黄岳洲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篇鉴赏辞典•隋唐五代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２）、郁贤皓（其说见郁贤皓主编《唐诗经典》，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２、酒楼上的歌女，周啸天在《隋唐五代诗词鉴赏》（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中云：“关于商女，《辞源》释为歌女是正确的（商是宫商之商），不知亡国恨，是指不知所唱歌曲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无费解之处。《元白诗笺证稿》谓诗中‘商女’是扬州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扬州与金陵隔江，所以不知亡国恨，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虽言出方家，不能不说是千虑一失。还有人说商女即商人女眷，与酒家无涉，恐未必然。从整个诗来看，还是联系秦淮酒家，释为歌女，措意为深”。３、笼统称为歌女或歌妓的，《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３）云：“商女，是伺候他人的歌女”；《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８）注释为“卖唱的歌妓”。持“商女”为商人女眷说的，有钟振振师，其说详见《中国古典诗词的理解与误解》一文（载《文学遗产》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④详情可参看《新唐书》卷２２《礼乐志》、卷４８《百官志》以及崔令钦的《教坊记》。
　　(15)详情见２００２－１１－４《报刊文摘》的一篇题为“歌女何以称‘商女’”的短文（摘引自２００２－１０－２５《老年日报》，作者张寓茗）。
　　(20)《琵琶行》诗序云：“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从句意看，此处“善才”应为通称。
　　②(11)(12)(17)(18)(19)(22)(23)(24)(25)《全唐诗》[Ｍ]．北京：中华书局?熏１９７９．
　　③(29)《全唐文》[Ｍ]．北京：中华书局?熏１９８３．
　　⑤⑧⑨⑩《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⑥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⑦《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三册）[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１．
　　(13)(14)胡适．《胡适全集》（第１１卷）[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
　　(16)《汉语大词典》（第八册）[Ｍ]．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１．
　　(21)(26)(2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28)(30)冯集梧．《樊川诗集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31)刘�《中山诗话》，载何文焕《历代诗话》[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32)(33)隋树森编．《全元散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34)《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眉庵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35)《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凌忠介公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36)叶恭绰编．《全清词钞》[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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