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 [“我向来原是很爱裴多菲的人和诗的”]
时间：2019-02-13 05:30: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裴多菲评传》代序 每当讲起匈牙利的伟大民族诗人裴多菲，我们就会联想到鲁迅，因为他是我国最早介绍裴多菲的人，同时也是最早翻译裴多菲诗歌作品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向来原是很爱PetfiSándor(裴多菲・山陀尔)的人和诗的。”
远在一九○七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写了《摩罗诗力说》的重要文学论文，发表在《河南》杂志上。就在论述了拜仑、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等“摩罗”诗人之后，鲁迅又专门介绍了裴彖飞(裴多菲)，而且还引用了裴多菲在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九日的《日记抄》中的话：“裴彖飞亦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爱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鲁迅之所以热爱和介绍这些“摩罗”诗人，是因为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到了第二年，鲁迅又为《河南》杂志翻译了奥地利的匈牙利文学史家艾密尔・籁息(ReiCh Emil)写的《裴彖飞诗论》。我们从鲁迅的外文藏书中也可以看出，当他在日本留学和“正当热爱彼得斐(裴多菲)的时候”，就注意搜集裴多菲的作品，并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到德国去订购。在他现存的藏书中，有三本德译的裴多菲著作：两本是诗集，一本是小说《绞吏之绳》。鲁迅也早想翻译裴多菲的诗歌作品，如他在译《裴彖飞诗论》的前言中曾说：“往作《摩罗诗力说》，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飞事。独恨文字差绝，欲移异国诗曲，翻为夏言，其业滋艰，非今兹能至。”这样到了一九二五年，鲁迅才最初翻译了裴多菲的《我的父亲的和我的手艺》等五首抒情诗，发表在《语丝》周刊上。此外，鲁迅在他写的杂文中，也常引用裴多菲的话，如在《野草》的《希望》一文中，引有“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多年来大家对这句话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直到不久前我们才查明，这句话原出自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写给友人盖雷尼・符利捷什的信(见《旅行书简》第十四封信)。
鲁迅不仅自己很爱裴多菲，他也非常热心于帮助其他介绍裴多菲的人。从他一九三三年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我们知道他曾经鼓励白莽(殷夫)翻译裴多菲的诗歌，并把白莽翻译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发表在他主编的《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号上。鲁迅还把珍藏的两本德译的裴多菲作品送给他，孰知在白莽被捕时，这两本书都落到英国巡捕“三道头”的手里去了。但就是这样，从鲁迅的回忆文字中，我们还是读到白莽翻译的裴多菲的四句有名的《自由与爱情》的箴言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虽然最后一句是应该译为“爱情亦可抛”的。就在这时期的前后，鲁迅又为孙用校阅了裴多菲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长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原名《雅诺什勇士》)，并在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写了《校后记》。鲁迅称这篇诗是“裴多菲的一种名作”(见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致孙用信)，而且在《校后记》中说：“这一篇民间故事诗，虽说事迹简朴，却充满着儿童的天真，所以即使你已经做过九十大寿，只要还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看到卷末”。这本书由湖风书店在当年六月出版，印数是一千本，装帧非常精美，并附有彩色和单色的插图十二幅。插图是由鲁迅代印的。我多年来珍藏一本，这恐怕也是早已不可多得的书了。
除了鲁迅之外，每当讲起裴多菲，我们还会联想起茅盾、冯至、孙用等人。茅盾在一九二二年就翻译过裴多菲的小说《私奔》，发表在当年《小说世界》第一卷第一期上；他还写过《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百年纪念》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期上，文中指出裴多菲是“匈牙利民族精神苏醒”的代表人物。他说：“裴多菲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是匈牙利的民族诗人；他的诗是非常的，他的人格和他的生活亦都是非常的！……他的一生，正当匈牙利的政治复活的时代，人人对未来抱有无限的希望，他在这‘新理想’时代的旋涡中，不但做了那时代苏生精神的记录者，并且做了指导者。”冯至写过《PetfiSándor(裴多菲・山陀尔)》的文章，发表在一九二三年第二期的《沉钟》上，并以诗人的笔调，叙述了裴多菲坎坷的一生。至于孙用，他多年来根据世界语翻译和介绍裴多菲的诗歌作品，不遗余力。他在他写的《翻译裴多菲诗的经过》一文中曾说：“我最早看到匈牙利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裴多菲的诗，是登载在《语丝》周刊，鲁迅先生所译的几首。……对于这诗人，不觉引起了无限的爱好；也从那时候起，我才注意这诗人及其诗。一九二八年，我买到了世界语本的这诗人的民间故事诗《勇敢的约翰》，很贪婪地读着，又将它译出，这后来借鲁迅先生之力，在上海出版”。孙用的译本，除《勇敢的约翰》之外，到了一九五一年，上海文化工作社出版了他译的《裴多菲诗四十首》，也印了《勇敢的约翰》；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译的《裴多菲诗选》，这本新版的诗选，是在匈牙利友人高恩德(Galla Endre)等的协助之下，大部分是从原文译出来的。这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广大读者有可能读到更多的裴多菲的诗歌作品。
鲁迅说过：“我向来原是很爱裴多菲的人和诗的”。读了这句话，我深有同感，因为我也很爱裴多菲，而且从五十年代起，差不多同裴多菲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那还是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事。我在布拉格参加了第一次全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之后，乘火车经由西伯利亚回国，在赤塔换车时，偶然在书店里买到了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第一本《裴多菲选集》。我当时简直无法抑制住内心的喜悦，因为从这本书里我不仅读到了一百八十多首裴多菲的诗歌作品，而且还初次读到了他的日记、政论和书简等散文作品，尤其是他在一八四八年三至四月间匈牙利革命高潮的日子里写下的那些日记，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五十年代初我在莫斯科我国驻苏大使馆工作期间，曾读到了匈牙利作家希达什・安道尔(Hidas Antal)写的《裴多菲传》，接着又读到了安娜・克拉斯诺娃(AHHa KpacHoBa，她原名库恩・阿格涅什〔Kun Agnes〕，是匈牙利著名革命家库恩・贝拉的女儿)在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编辑的四卷本的《裴多菲文集》，其中散文作品的俄译，全部出自克拉斯诺娃之手。这时候，匈牙利驻苏大使馆文化处的同志们知道我很喜爱而且准备翻译介绍裴多菲的作品，他们为我用俄文逐字翻译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等代表性的诗歌，送给我一厚本匈牙利文的《PetfiSándorsszesmüvei》(《裴多菲全集》)，还送了供懂俄语的人学习用的《匈牙利语课本》和《匈俄辞典》给我。我更加高兴的，就是这时候在匈牙利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有机会认识了《裴多菲传》的作者希达什和他的夫人库恩・阿格涅什，得到了他们的不少的鼓励。
一九五四年回到北京后，我就根据匈牙利朋友提供的俄文逐字译稿，翻译了《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一诗和同天的日记，发表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号的《译文》杂志上。当我一边在翻译时，我好象回到了一百多年以前，跟随着裴多菲走进毕尔瓦兹咖啡馆，听到他朗诵他刚写成的《民族之歌》：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作自由人，还是作奴隶？
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
我们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
不再继续作奴隶！
我好象又跟随着裴多菲到了兰德勒尔印刷所，看见这首《民族之歌》冲破了检查制度的枷锁被印了出来。裴多菲亲笔在第一份印出的传单上写道：“这是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争取了出版自由以后第一次印成的印刷品，因此说，这是自由的第一个吼声。”裴多菲在三月十五日这天写的日记，是以“Szabad sajtó！”(“出版自由啦！”)这句话开头的。他的充满战斗性和革命性的日记是多么激动人心啊！他这样写道：
现在匈牙利的自由诞生了，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出版事业才从自己的身上抛开了枷锁。……也许，现在还有这样头脑简单的人，他们以为没有出版自由，一个民族也可能获得自由的。
匈牙利的自由啊！在你诞生的这一天，我向你致敬！我曾经为你祈祷过和斗争过，现在我第一个对你表示欢迎，我欢迎你，我的快乐是那样大，就正如我们过去没有你的时候，我的痛苦是那样深！
裴多菲又写道：“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整天下着大雨……。天空为新生的自由举行了洗礼”。我好象也冒着大雨，跟随着一万多革命群众，来到了民族博物馆广场和市政厅，参加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天的活动。用裴多菲的话来说：
这些事情发生在三月十五日。就其结果来说，这一天在匈牙利历史上将永远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假如事情就仅限于此，那么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开端，这是良好的，英勇的。一个婴儿开始迈开最初几步的时候，比一个成年人走上好几里路，要更加困难得多啊！
此后，我又翻译过裴多菲写给他的朋友、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多尔第》的作者阿兰尼・雅诺什(Arany János)的十封信，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号的《译文》杂志上。裴多菲在书信中最初发表了他对于人民诗歌创作的见解，他认为：“真正的诗歌是人民的诗歌”。
回想起来，那已是一九五九年底的事了。兴万生同志从匈牙利留学回国后来看望我。他在一九五四年去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匈牙利的语言和文学，并在潘地・巴尔(Pándi Pál)教授的指导之下研究裴多菲。他说是来拜我为“老师”，作为“老师”我实在不敢当，但作为一个裴多菲的爱好者，我们从初次见面时起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而且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相互学习与合作。他在匈牙利留学时，就搜集了多种版本的裴多菲文集和有关裴多菲的研究论著，而且已从匈牙利文翻译了不少的裴多菲的诗歌作品，甚至有雄心想把裴多菲的重要作品都翻译介绍过来。我记得他那时无论是下乡参加社教运动，还是参加劳动锻炼，他的书包里都带着裴多菲的原著和译稿，我也替他审阅过译稿，对译文进行过加工和润色。一九六二年，他的第一篇论文《裴多菲的诗歌创作》在《文学评论》第二期上发表；同年我们两个人合译的《裴多菲和阿兰尼论创造人民诗歌的书简》，又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四期上刊出。到了一九六三年，他在布达佩斯翻译的裴多菲的长篇叙事诗《使徒》，经我校阅和润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成单行本。此外，他还为我校阅了我翻译的《裴多菲日记抄》和其他散文作品。二十年来，他始终不断地坚持着翻译和研究裴多菲的工作。我记得他每有所得，发现了什么新史料，或是遇到什么疑难，他就立刻来看我，有时往往畅谈到很晚的时间。甚至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十年浩劫的年代里，他还是没有放弃对裴多菲的翻译与研究。近年来他又研究了鲁迅与裴多菲的关系，写成了有关的文章，从此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热爱裴多菲了。
在他着手撰写《裴多菲评传》的过程中，我始终鼓励他完成这一工作。裴多菲的作品我们虽然有了好几种译本，但裴多菲的生平和他所经历的创作道路，还有他献身于一八四八年匈牙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革命斗争，直到一八四九年在反抗俄奥联军而“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的情况，我们知道得不多。因此当他完成了二十七万多字的《裴多菲评传》时，我很高兴地作为最初的一个读者通读了全书；现在我又很高兴地把他的这部新著，介绍给我们广大的读者。写到这里，我就想起鲁迅在《希望》一文中的话：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我想在今天看来，“更可悲者”应该读成“更可喜者”，因为裴多菲这个人和他的诗并没有死！他和他的诗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一九八0年三月十五日，于北京。(兴万生著《裴多菲评传》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