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砖拓片题跋 文字内容_文字之缘与题跋意识
时间：2019-02-16 05:47:3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小引 相比起博士答辩的虚文假套,更能让人提起精神的,反而是跟本科学生的自由交流,前者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后者才有可能真正触动一个年轻人,将其精神视野逐渐启迪和开拓出来。下面的这三通批注,就是我依次在一篇渐渐成形的有关宋人题跋的学士论文上,即兴写下的。当时绝没有想到要发表,只觉得此中所蕴含的心灵激发,使自己很过瘾。
××同学:
你已经阅读了不少材料,这肯定跟张鸣老师的教诲有关。然而,在我看来,你总还需要一个首尾相接的主题,才能拢起这些材料。我已经为你重拟了标题(《文字缘与对话性――以苏黄题跋为中心》),现在沿着这种想法,稍微代你发挥一下。
首先,要注意“文字”这种媒介。古人对于文字的态度,是既亲切又虔敬。他们毕其一生,就是在做文人,就是在与文字结缘,并因此才进入斯文。而这种间接的媒介,又使其心智必然是对话性的,也就是说,通过阅读与书写,他们总要跟其他文人对话――这对象既包括今人,也包括古人和后人,甚至极而言之,也包括旧日之我。
其次,要分说“文人”这种身份。就你的文章而言,它至少有两重含义:其一,他们共享某些作为文字的文明资源;其二,他们从来是一个群体,所以有其内部的文字往来,无论是普通的书写与阅读、辩难与反驳,还是特殊的书信、酬唱,自然也包括你想要论说的题跋。
再次,由此,题跋这种文体之所以到了北宋,特别地突显出来,自然也就和天水一朝开科取士最多有关。于是,文人之间往还的密度,他们之间必然要发生的对话性,就势必要求更多的抒发管道。
复次,在现时代,电脑荧屏上的复制技术,使得文字中的人文痕迹或密码大大淡化了,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手写的书信在以往是值得保留的,而敲入的电邮到了如今则可看完即删。你若想到这一层,就理应联想到,只把题跋作为文学来做,是有很大局限的,因为以前拿到别人的题跋,恐怕最想要玩味的,还是对方手写的笔意。
最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以往所谓“敬惜字纸”的含义。正由于对于文字的珍惜与信念,尽管并无西式宗教的祈祷活动,但在中国古人那里,也许最类似这种活动的行为,就是毕恭毕敬的临案书写了。生活的意义,按照他们的特定理解,也正是借助于这种活动,得以保留和延续,使得历史进程虽百代而可知也。我劝你在这个问题上,不要生硬地套用《典论・论文》的不朽说,以免把古人的心境理解得太过自私、狭隘和戚戚。事实上,正是通过文字的往还,他们可以共享某种快乐,甚至更为后人制造某种快乐,正如我上次在给你的电邮中说过的:“我的卧室里就挂着从台湾‘故宫’买来的复制《寒食帖》,经常举目玩赏。他写的时候就留给黄庭坚一块地方,可以算是两人共同创作;而且,又远不止黄庭坚,东坡根本就是留待后人不断地跟他对话,把这个作品的结构一直敞开着。所以,关键不在到底有多少人题跋与唱和,以及唱和的水平究竟如何,而在于东坡本人的心态,那种强烈的活生生的历史感。你想,东坡在题跋他的古人,而等他作古之后,后人又去题跋他,――就在这种不断地题跋中,斯文得以延续,中国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特定的生活世界,也得以延续与发展。”
二○○九年五月十九日
××同学:
如果接受老师在批注中的观点,首先要在文中注出,这是基本的学术规范,另外更重要的是,也要做到如盐入水,将这些想法自然化入的行文和语言中去,而不要简单地抄录下来,插将进去,不然文气就会疙里疙瘩。现在,除了我和张鸣老师,别人会搞不懂你何以突然换一种生疏的语气说话。
如果你能做到这些,那么我就继续告诉你一些有关题跋的想法:
题跋大盛,或许还跟北宋文人心态特别放松有关,于是他们就更加笔无遮拦起来。这种文体,如果也可以称为文体的话,那也是特别随兴的,且又没有特别的形式限制,可以更自由地利用各种生活时间的空隙,就像今人用手机随手拍下的照片一样,特别能反映日常生活中的活脱形貌,尽管难免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尽解渴。
另一方面,你如果试想两种阅读状态,一种是强睁双目、呆若木鸡、昏昏欲睡,另一种是狂呼大叫、兴奋不已、笔走龙蛇,就可以知道后者是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而题跋正是从这种状态中脱出。因而,它天然就是对话性的,是一种跟既成的文字材料对话、玩命、较劲的状态。
正因为这样,题跋有时又类乎围棋的手谈,其间虽无发声的语言,却是默默的智力交接。一个作者写下的文字符码,日后倘能碰到功力相抵的知音,而获得会心的理解,并碰撞出神来的火星,那是何等样的幸事!于是,无论是远在千里之外,还是遭遇人神之隔,都能在想象中博得一笑。在这个意义上,其实题跋的流行,要是我猜得不错,又跟禅宗公案的机锋语式在宋代的流行不无关联。
由是,题跋这样一种文体,在中华世界中,就逐渐浸成了对它的自觉意识,或许可以姑且称之为题跋意识。有了这种题跋意识,就是宋元的文人画,也是不惜破坏原本画面的完整,也要添加进另外的文字符码(字、诗、印)。有了这种题跋意识,一位作者便在写作之初,就已意识到了别人乃至后人的存在。那些人并不是被动的,所以要为其接续的创作预留出空间。这样一来,也可以说,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自己作品的未完成性,――它永远有补足的余地,永远有再诠释的空间,永远有被脱胎换骨的可能。这种警醒着的对于读者的自觉意识,也就把身后的历史拉到当下的写作活动,有点类似宗教心理对于上界的记挂,却又免除了后者的惧怯与受制。而这样一种接续的文字缘,亦正乃华夏斯文绵延传承的生动写照。
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同学:
短短几日,文章已大有改观,足见你的学术潜力,也使我心情大好!
由此回想起,当年在浙大教书时,几乎每晚都要漫步到苏堤,而白香山所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的诗句,也就经常挂在嘴边。相形之下,自己在北大的十年勾留,既不在外在的景致,也不在教书的同事,而主要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学生!――我常常想,若没有这样的一段教书生涯,一个人是很难真正体会孟子那第三种快乐的!
先从我以前的一段话讲起:“晚年的陈寅恪,那一脸的矜重、孤愤、刚正、沉郁、执著……直叫你觉得那不仅是他一生阅历的缩影,而且简直就是中夏文明整个命运的写照!……由是我又时常抱憾地联想,可惜照相术未能早点儿发明,否则,让我们亲瞻一下孔夫子、陶渊明、苏东坡、王阳明等人的风神,我们保管会发觉――其实根本用不着雕塑家操心,也用不着开采什么大理石,因为人类最有魅力的雕像作品,正是由斯文所化育的厚德载物的人自身!”
你所触摸的这些文化遗迹,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光那些题跋的主人,以及他们当场命笔的风神,都已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就连侥幸传抄下来的片言只语,也早被磨洗得面目全非,只能靠转成的印刷符号来管窥――要是还能有什么例外的话,就像我们一再提到的、从祝融之灾中冒死抢救出来的《寒食帖》,也只能是纯粹的例外,由此才会被台北那边当做镇院之宝。
很可能,正因为传世资讯的稀薄,我上次在文人题跋与禅宗公案之间,做出的那一番大胆假设,才让你无法小心求证。这真是可惜!恐怕就连我此后也弄不清,自己这个猜想是否纯属信口开河了。除非我还能找出时间来,去自行证实或证伪它。
但我仍要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那样的假设?――那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我在北大教给你的,并不是简单的古典文学常识,而是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由此就会从职业敏感出发,尤重跨文化因素的组合。我在课堂上说过:什么是比较文学呢?――就是那个当别人都看到整一、你偏能看出多元的化合,而当别人都看到分离、你又偏能看出融汇与化合的学科!
你若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再来面对《寒食帖》,感觉就会不一样了。你会同情地理解:我的那一番假设,就算有些捕风捉影,也绝非空穴来风。你看,东坡写下的这些笔迹,显示了怎样的心情起伏!就连千年之后的观看者,都随着他的内在律动,而感到心跳加快。可他终还要笔锋一转,把全篇收于“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这样一句,不光是诗境归于枯淡,而笔意也同样归于收敛,这中间难道没有释家的影响么?
接着,黄山谷又写下了这样的题跋――“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从这里的遣词用典来看,佛教的影响更是表露无遗。
更值得玩味的是,由于这些文字往还,是发生于当代人之间,就不光苏东坡表现出了题跋意识,而留出了足够的续写空间,更其微妙的是,黄山谷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意识,而担心如果这些题跋反又被东坡看见,会不会因为不到位,而惹得他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想说的奥妙所在了!我们可以由这种担忧出发,再让思想信马由缰一番。试想:就算凡是写下的都能保存,也不断通过题跋这种形式而扩充,我们就注定能通过文字这种媒介,来充分传递自己的所思所想么?
事实上,中国古人对于语言文字,向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警惕,吊用一下柏拉图式的形容,是觉得语言或文字跟“真我”隔着一层乃至两层。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警觉,东坡才会把“辞达而已”一语,诠释得那么关键,――就像我以前体会到的:“他借这个‘达’字,突出地强调了心与手或口之间了无断隔、豁然贯通的创作状态。”
不待言,题跋的好处恰恰准此而生,因为它可以随时随地灵机发动,以一种无形式的形式,去追记稍纵即逝的电光石火。可另外一面却是,这又增加了它的偶然性,使它太受书写现场的外在语境制约――更不要说在东坡那里,这些语境还往往是梦境或醉境!这也就意味着,相比起其他文体而言,题跋或许是最不假思索的文字形式,要是没有外因的激发,也就最有可能根本不写。
另外,我讲的那种题跋意识,就作者的心理而言,还意味着某种潜在的表演性。正因为意识到了,即使是口气上写给自己的文字,也终究是要外传乃至传世的,所以作者免不了要抖擞精神,写下留给别人题跋和再题跋的文字。由此你可以理解,既可能造成自我超越,又可能造成假话空话。
凡此种种,都有可能造成作者与作品的隔阂,而旁人和后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他,乃至与之进行交流,更会成为永恒的悬案。由此就导致了,一方面,正因为知音难求,所以像苏黄之间的那种笔墨往还,才显得珠联璧合弥足珍贵;而另一方面,又正如黄庭坚在《寒食帖》中所流露的,即使同为文人之翘楚,他对自己的理解也并不完全自信。
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文字这一轮风月宝鉴,也还有它的阴暗面。这意味着,那些终生热爱文字、利用文字、玩赏文字的文人,又往往要为文字所苦,不免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字缝,而由此他们所承袭、营造和传递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一直要面对着某种不确定性,乃至于危殆的虚无。
当然,你也不妨这么说,其实正因为这样,华夏文明才一直有着创造性解释的空间,才不会完善到了某种臻于封闭的结构,但无论如何,它所面对的开放性进路,也就沾染了种种不可预测的后果。
写到这里,就让我们再来归纳一下:如果考虑到上述种种的困难――从遗迹之不存,到意义之不显,到理解之不易,那么,古人究竟经由题跋这种形式,而得以在何等程度上交流,我们又究竟经由这种题跋,而得以在何等程度上体贴和把捉,就都成了令人不安的问题。
我对你讲这番话,并不是要否定你的文章。相反,正因为你已经可喜地写出了一点古典世界的味道,我才想进一步刺激你的学力,至少要让你再来体会一下,学无止境到底是怎样的滋味!否则,如果仅仅发掘到这一步,则不光古人的视野会在你的笔下,显得太过自满自足,就连你自己的这项研究,也会缺乏进一步的动能。
当然,你也是可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其实我这三次批注,也可以算是三个题跋,所以也同样是兴之所至,同样是未假思索,甚至,他日同样使我复为之,也同样未必会结论相同。由此可见,我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古人,又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你,也同样都是不可知的。
二○○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