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妹子”之死:幺妹子
时间：2019-02-21 05:31: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世纪50年代，我在川西山区H中学读高中。那时同学间取绰号成风，几乎每人都有绰号。时光流逝了半个世纪，昔日的小伙子、大姑娘都成老头、老妪了。如今同学聚会乍一见面，有的已叫不出姓名，但对绰号却还记得清清楚楚。
曾文彬是我同班同学，他相貌清秀，举止文雅，说话轻言细语，缺乏男孩的阳刚之气，像个腼腆的姑娘，加上他又是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之一，因此得了个“幺妹子”的绰号。1957年高中毕业后，我离开家乡求学、工作就再未同他见过面。1968年春节回乡探亲时，听说他也在家，于是在正月初三晚饭后，我登门探访，受到热情接待。围着火盆我们摆了近三小时龙门阵，各自讲述分别11年来的情况，得知他1961年四川财经学院毕业，分配到川西Y专区穷乡僻壤的F县财政局，再没挪过窝。两年前才结婚，妻子是县医院的护士，已有个半岁的儿子。晚上十点左右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到门外握别时，语带忧伤地说：“我在县里得罪了歪人，他们要整我，我们可能再没见面的机会啦。”
我安慰他：“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幺妹子’，会得罪啥子人哟？别神经过敏，自己吓自己。”没想到一语成谶，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探亲回北京不久，因没管好嘴巴，说了不安逸林彪、江青和康生等人的话被人揭发，脱不了爪爪，被关入“牛棚”隔离审查，断绝了同亲友的一切联系。1969年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从此过上“半人半鬼”的生活，虽说比关“牛棚”时多了点人身自由，但没有丝毫政治自由，随时随地都面临被揪斗的威胁，在惶惶不安中度日。
1970年春节，根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有关规定，上面同意我回家乡探亲。工作单位离家乡两千多公里，家里人不知道我当“反革命”之事，我也不敢告之实情，怕气坏年迈的母亲。亲朋好友仍然将我视为远道归来的客人，按照家乡习俗，整个春节期间轮流请我。在同学老周家吃饭时，他告诉一个不幸的消息：“‘幺妹子’被枪毙了。我表弟在Y专区工作，他看过布告，被枪毙者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同曾文彬完全一致，不是他是谁嘛?”
“你问过他妈没有?”我焦急地问。
老周答道：“问过哪!他妈什么都不讲，只说儿子几年没音信啦。”
没过两天，初中同学杨谡请我吃饭，席间偶遇他侄儿杨枫。闲谈中得知杨枫在F县教书，于是问起曾文彬的情况，他非常肯定地说：“去年夏天被枪毙了。”还说他亲自参加公判大会，目睹了曾文彬被推赴刑场的全过程。为了不让他乱喊乱叫，在嘴里给他勒了带刺的铁丝，站在公判台上，他嘴角一直在流血，死后的脸好恐怖，一直双眼圆睁，死不瞑目……当我问起曾文彬为什么被处死时，杨枫说，公判会上宣布的罪状是“幕后策划，挑动武斗，谋杀革命干部”。但县里好多人都说他是“遭人陷害”，实况如何不太清楚。后来杨谡私下告诉我，说侄儿因家庭出身不好，运动中一直躲在家乡当逍遥派，只有取工资时才去F县跑一趟，对曾文彬的死因确实不知情。
探亲返回单位前夕，我去母校看望病重卧床的高中班主任彭老师，他逐一问起同学的情况，我有意避开不提曾文彬，但他却主动提起：“你知道吗?曾文彬被枪毙了。我一生从事教育，不敢说桃李满天下，但是学生遍全国，这是唯一死于非命的学生。像他娃儿这样文静的人，怎么会干策划杀人的勾当嘛?吭!吭!吭!……”随着剧烈的咳嗽，彭老师老泪纵横，再也说不出话来，我知道此时他心中在流血。我告别了彭老师，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也同彭老师一样，不相信善良文静的“幺妹子”会犯死罪，也一直对他的死因非常怀疑。
1976年秋“四害”被除，“文革”结束，神州大地迎来了改革开放的艳阳天，我获得平反后调广东工作。1987年高中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时，谈起“幺妹子”，大家都不相信他会是策划杀人的元凶，对他之死表示惋惜。有人提议查清他的死因，如有冤屈应督促F县为其平反。同学聚会后各奔东西，督促F县为“幺妹子”平反之事，不过说说而已，没有落实具体的人去办，但一辈子好管闲事又死不悔改的我，却将此事牢记心中。
1988年冬，我到川西山区出差，认识了Y专区经协办陈主任，闲谈中知他20世纪60年代在F县任过副县长，于是向他问起曾文彬的事。没有想到陈主任说他与曾文彬是好朋友，“文革”前两人常在一起下围棋。当我问起曾的死因时，陈主任非常肯定地说：“这是一宗典型的冤案，他是被人陷害的!”接着他讲述了曾文彬之死的全过程。
“文革”初期，北京刮起的革命狂飙尚未波及偏僻的川西山区，直到从成都来串联的红卫兵煽风点火后，才掀起了“红色风暴”，破坏了山区小县往日的宁静。四川大学“八二六造反兵团”支持当地一些人成立了“红色造反团”(简称“红造”)，破“四旧”、揪“牛鬼蛇神”、斗争“走资派”……整得全县鸡飞狗跳。另有一帮号称“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红卫兵则支持县委、县府系统的部分群众成立了“红色联合兵团”(简称“红联”)，同“红造”分庭抗礼。很多人看不惯“红造”对干部胡批乱斗并在社会上搞打砸抢行径，纷纷参加行动比较温和的“红联”，曾文彬就是此时被人拉入“红联”的。由于他性情稳重，办事有人情味，深得群众拥护，不久就被推举为“红联”的“一号勤务员”。开始他高矮不干，后来他大学同学、“红卫兵成都部队”到F县串联的头头苦口婆心地劝他：“听毛主席的话，到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八二六’派的极‘左’思潮斗争到底。”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才勉为其难地就任“红联”头头。
因为曾文彬不同意对原县领导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斥为“走资派”胡批乱斗，也不同意对“牛鬼蛇神”不区别对待，通通朝死里整的做法，处处同“红造”唱反调，使“红造”的头头不能为所欲为，于是“红造”就攻击“红联”是“机会主义、保皇派”，大骂曾文彬是“F县保皇派的头头”，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两派长期争斗，由“文攻”进而“武卫”，派战不断升级。“红联”内部也有人不听曾文彬的招呼，打出“红联造反团”旗号，名义上是“红联”的分团，实际独立活动，不听曾文彬的指挥。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此时曾文彬已无法控制“红联”局势，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开大会由他主持，发声明由他签字，但是指挥不动队伍。那时，他想退已经退不下来，只能让别人推一步走一步了。
在那人性扭曲的年代，谁都声称自己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要抢着扛“斗争走资派”的大旗，好像谁批斗“走资派”的会开得多，喊口号的声音高，谁就最革命。1967年冬，“红造”和“红联”两派的斗争，演变成了争抢批斗“走资派”的斗争，被定为“走资派”的几个原县级领导，由两派轮番揪去批斗。有时在同一时间，两派都安排批斗同一个人，为争夺批斗对象，常常发生冲突，武斗不断。后来达成协议，双日由“红造”批斗，单日由“红联”批斗，但私下两派拆台之事仍时有发生。
1967年12月23日是周末，为了向毛主席的生日献礼，“红联”决定当晚在县府礼堂召开批斗县里头号“走资派”――原县委书记郑刚的大会。虽然那晚月黑风高，气温特低，但因提前几天就发了耸人听闻的海报，声称在会上要揭发郑刚“重大‘三反’罪行”，所以仍引来不少提着烘笼看热闹、听稀奇的观众，礼堂座无虚席。
当晚曾文彬主持会议，郑书记颈挂打了红叉的“三反分子郑刚”的硬纸牌，被两名大汉反扭双臂推到台上。曾文彬宣布了几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后，批判者一个个拿着讲稿上台照念，讲稿中“毛主席语录”占了一大半，大帽子满天飞，就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听众如同嚼蜡。会刚开了不到半个小时，后排就有人高声武气地说：“有狗屁重大罪行!都是些陈谷子烂糠，‘红联’把我们当瓜娃子耍，骗我们啦!走!回家烤火去啦!”后面几排听众“哗”的一声，纷纷退场。
曾文彬声嘶力竭地对着麦克风喊叫：“批‘走资派’，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请革命群众不要听信别有用心者的挑动，坐下继续开会!”但制止不住退场人流。负责会场保卫的“红联”武卫队队长莽娃，下令关闭了礼堂的正门和侧门，阻止群众退场。于是，急于退场的人同守门者发生冲突，场内秩序大乱。此时照明灯突然熄灭，会场一片漆黑。黑暗中只听有人高喊“打”!顿时石头与砖头齐飞，拳头与烘笼共舞。旋即，礼堂成了武斗场。此时，有人故意从外面拴死了礼堂的门，困在里面的无辜群众哭爹喊娘。莽娃打着手电筒，查明停电的原因是配电箱里保险丝断了，就装上保险丝恢复了照明。然而，停电时间才15分钟，会场却一片狼藉：广播器材全被砸烂，遍地是砖头、石块、打烂了的烘笼和丢失的鞋、帽，躲在椅子下避难的群众，十有三四挨了误伤，有人被砖头、石块砸破头，有人被拳头、棒子打伤腰，还有人被烂烘笼里飞散的红炭烫伤背……五六十人被连夜送医院治疗。最糟糕的是不见了郑刚的踪影，曾文彬派人四处寻找，发现郑刚倒卧在礼堂后门外一条僻静的小街边，头颅破裂，伤口还在流着殷红的鲜血和白色的脑浆，虽马上送医院抢救，却已回天乏术。
第二天，山城街道一下子大字报铺天盖地，“红联”攻击“红造”制造了“12・23”反革命事件，是打死郑刚的元凶；“红造”反唇相讥，骂“红联”贼喊捉贼，自己炮制了“12・23”事件还嫁祸于人……正好此时省“革委会”来了文件，说经过调查，郑刚同志是好干部，指定他进入县“革委会”领导班子，这下问题性质发生了变化，一场派性武斗引发的死人事件，成了谋害革命干部的案件，被县“革委会”定名为“12・23案件”。
在县“革委会”起主导作用的是军宣队，名义上说是“一碗水端平，对两派都不偏不倚”，实际上大多支持“革命造反精神强”的“红造”，“12・23案件”的调查，最终向不利于“红联”的方向发展。有人劝曾文彬外出避避风头，于是，他利用春节探亲回家乡避祸，其时正好与我相逢。
在家乡躲了三个月未见动静，曾文彬以为风头已过，身上带的钱也快用完了，不得不在4月底返回F县。但刚进家门不久，就被抓捕投入死牢。曾文彬做梦也没想到，在他离开F县期间，“红联”和“红造”的头头们已经完成了以他作牺牲品的“政治大联合”，将策划、制造“12・23案件”，谋害郑刚书记的罪责全推到他一人身上。而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也完全听信两派头头的话，认定曾文彬是“12・23案件”的主谋和谋杀郑书记的元凶。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文革”年代，先定罪名后凑罪证的事例司空见惯，“12・23专案组”也如法炮制，曾文彬在被剥夺一切申诉权利的情况下，很快被判处死刑推上刑场，做了他乡冤魂。
曾文彬死后不久，为了自己和儿子的前途，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改嫁他人，离开了F县。在那政治问题株连九族的“文革”年代，对一个年轻的弱女子来说，这既是不得已，又是最明智的决定。
陈主任说，他“文革”中一直在F县，虽未被打成“走资派”，但也被定为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天天写检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他明知曾文彬的死是冤案，也无能为力。他还告诉我，因无人申诉，曾文彬的冤案至今未平反昭雪。
我请教陈主任平反曾文彬冤案的法律途径，他说，“文革”中蒙冤者太多，虽然各县都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落实办”），专门处理平反冤假错案，无奈积案太多，“落实办”日夜加班也忙不过来，不得不采取“民不诉，官不究”的原则，也就是说对没人申诉的案子，就暂时不做复核平反工作了。如要平反曾文彬的冤案，必须要由他的亲属，或者是案件的知情人向F县“落实办”或法院提出申诉，方能获得复核平反。在F县，“12・23案件”的知情人几乎全是涉案人，要让他们出来讲真话，无异与虎谋皮，因此，唯一的希望是找曾文彬的亲属出头申诉。
我从Y专区办完公事后，借回家乡探望母亲的机会，寻访曾文彬的亲属。他母亲已于三年前病故了，经多方打听，得知他只有一个同母异父弟弟汪国成在乡下务农。因返回单位的机票已定好，我没有时间去乡下找汪国成，只好转托与汪家相近的同学老文，请他去找汪国成，动员汪出面申诉。
回到单位一个月后收到老文来信，说已抽空去乡下找过汪国成几次。但汪对出头申诉为哥哥平反之事毫无兴趣。还说哥哥生前与他很少往来，他没沾过哥哥的光，死了对他也没什么影响，哥哥在世时他在家务农，哥哥死了他照样当农二哥，而且一个姓曾，一个姓汪，扯不到一起。末了还问为哥哥平反他本人能得到什么好处？申诉花费的钱谁来出？他误工的损失谁来补助？看了信后，我对汪国成的冷漠感到寒心，但又觉得不无道理。“皇帝不忙太监忙――何苦来哉”，从此我也不再提为曾文彬平反之事了。
（责编郑 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