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谁人不识君]天下谁人不识君什么梗
时间：2019-02-21 05:32: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中国的读书人总爱怀才不遇，很为自己的满腹经纶没有找到识货的而郁郁不得志，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他们的理想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倘这笔交易没作成，自然要怪皇上和执政不识货。我们今天也总是倾向于认为只有圣明果敢、雄才大略的君主才善于识人、敢于用人。
其实不然。
卫灵公是春秋时候一个昏庸无道的诸侯，他的妻子南子也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尤物。两口子弄得卫国内乱不止，终至崩溃。但《列女传》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很让人觉得新鲜乃至吃惊。故事说的是，有一天深夜，卫灵公与南子正坐着说话，一阵“辚辚”的马车声由远而近，在空寂的夜里听得格外清楚。听听将至宫阙门口，马车声忽然停了，过了一会儿，马车声又“辘辘”地远去。看来是坐马车的人即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严格遵守礼节纪律，在宫阙门口下了马车，然后仔细地牵着马车走过宫门的。卫灵公正纳闷这是谁，南子说：“肯定是大夫蘧伯玉。”她解释说，老蘧是个忠臣孝子，仁而有智，敬以事上。不会在黑暗的地方、无人的时候变节惰行的，目前在卫国只有这老蘧了。卫灵公半信半疑，派人去看，果然。
事情到这儿好像也就完了。卫灵公虽然已经知道老蘧是个忠臣孝子，却没有打算重用他，依然故我。但事情仿佛又有了转机。过了些日子，卫国的另一位大夫史鱼临死的时候，忽然良心发现，对儿子说，自己没有向国君推荐蘧伯玉，是没有尽忠国事，“生而不能正君，则死无以成礼”，他要儿子在他死后不要依礼行事，把他的尸体放在窗户底下就行。卫灵公前来与遗体告别的时候，听了此话，看到此景，不免掉了几滴眼泪，遂起用蘧伯玉。只是此时国事已经到了不可为的地步。
昏庸如灵公，淫荡如南子，也并非不能识人，只是不愿用而已。
宋徽宗也是一个亡国之君，但据记载，也并非不能识人。司马光是神宗、哲宗时的大臣，其道德文章为世所重。但就这么一个已死去多年的老头儿，在蔡京、蔡攸等一帮人的撺掇下，宋徽宗也不放过，不仅追夺了他生前的许多封赏，还追谪他去边鄙小城服役。削夺死人的爵位封赏，乃至鞭尸扬骨，相信宋徽宗并不是始作俑者；但发配死人，确实不能不让人惊叹这位皇上的创作灵感。看来徽宗时候的官方舆论是一片打倒司马光的声音。
其实舆论最不可信。有一天我上，徽宗与奸臣蔡攸喝酒――请注意，蔡攸的脸上并没有写着“奸臣”二字，相反他在皇上面前肯定又忠诚又乖巧又会讲黄色笑话，说不定还能时常嗔怒一下，批评皇上两句，撩弄得皇上满心欢喜呢!喝到高兴的时候，皇上忽然命撤去小杯，换上巨觥。蔡攸站起来恳辞，说再喝就要倒了。徽宗也是喝高兴了，说话没有遮拦：“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马光也!”原来徽宗心里明镜似的，轻蔡攸而重司马光!话说得如此刻薄，不知听者心里何种滋味。要知道，就是面前的这位皇上，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是喊过打倒司马光、支持他蔡攸的。
难道徽宗真的没有识破蔡攸？此人为争权夺利，连生身父亲蔡京都不放过，甚至于父子分立门户、势同水火，京城里物议哗然，皇上难道没听到点风声？父子两闹毛了，相互往极少，偶尔访问一次，蔡攸伸手便去摸老子蔡京的脉搏，转身便给徽宗打小报告，说蔡京身体不行了。然后拿着皇上“提前病退，待遇不变”的批示，打发老头子回老家。没听过风声，这小报告总看过吧？为人子不孝，尚望其为人臣而忠乎？这点道理，皇上难道不明白？
皇上应该是清楚这一点的，但这并不能阻止皇上远贤能亲小人。
二
也有些为人主的，确实糊涂到不辩忠奸良莠。阿斗可能就属于这一类。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诸葛亮知道阿斗无能，在自己死之前，便给阿斗开好了要重用的能员名单，甚至连位次都排好了，就仿佛今天的“内定名单”――古人们常干这样的事，给自己找个好继承人，以便身后备极哀荣，同时顺便为国家尽最后一次忠。结果如何？这小刘还是不能避免亲小人远贤能，终至亡国。
明崇祯皇帝是另一个极端的例子。从他频繁地罢黜首辅、诛杀大员、猜忌群臣看，他有可能确实不能辨别忠诚奸猾、贤能庸劣，也有可能是老天不给他时间去从容辨别，更多的人认为是崇祯的峻急刻削的性格使然。奸猾如魏忠贤、忠良如袁崇焕，他杀起来一样酣快，毫不迟疑。崇祯在位17年，共换了59位宰相，平均每年换4位!这意味着无论贤良庸劣，他一概不言任。这位皇上老儿用“枚卜”法(近似如“抓阄”)决定谁当首辅，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选贤任能，即使在内忧外患、亡国无日的紧要关头!
后主和崇祯，昏庸无能之辈，不说也罢。汉景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好皇帝，晁错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大臣，景帝为什么要杀晁错？本来景帝用晁错“削藩”是为国家长久计，伤及诸侯王的利益，激成“七王之乱”，并非晁错的过错，景帝杀晁错，纯粹是希望借晁错的人头，平息诸侯王的怒火，好让叛乱者顺着台阶下――偃旗息鼓、退兵回国。哪知道叛乱者意不在此，可借白杀了一个好人。宋高宗也算是中兴之君了，杀岳飞是因为他挡了议和的路，或许还有些其他捕风捉影的事。
昏君也罢，圣主也罢，杀人一也。皇帝要骄奢淫逸，便杀敢谏者以肆己志；皇帝要保命退敌，便杀敢战者以谢逆贼。总之，一切以皇帝的喜怒好恶来定，只是倒霉的总是臣子，庸劣也罢，贤能也罢，被杀一也。
知道忠奸、识得优劣、明了是非，看来并非难事，许多亡国之君都能做得到。但说到识而用之、用而信之，千百年间，能有几回？可怜的正人君子们，他们不知道为君所知是一回事，为君所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只要认为君主们赏识自己，便很高兴很骄傲很自豪，高唱着“莫道前途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长啸出门，舞蹈于途，曾不知死之将至也!
三
有时候，我们也不妨替君王们想一想。假如亡国灭种并不是迫在眉睫、兵临城下的事，那么为什么要用忠良呢？他那么古板、严肃，那么一点不讲情面，那么遵守上下班的纪律，用这些人，只会让自己吃苦头。小人多好哇，会弄吃喝，会找玩乐，会拉皮条，会积储财货，能使自己笑口常开，身心愉快，延年益寿，有何不可？而且治大国如烹小鲜，为人主者正当垂拱而治，何故无事生事，鼎故革新，滋扰百姓呢？
唐玄宗一生的曲折经历，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总的来说，唐玄宗算得上是一位“好人”，他对长辈孝顺，对兄弟友善，对子女慈爱，对臣下对百姓也很宽厚。当安史叛军逼近都城的时候，玄宗行色匆忙之际，还不忘嘱咐有司不要焚毁库藏：“盗至，若不得此，当厚敛于民。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也。”这位皇上本来嗜酒，有一次因为醉酒，怒杀一人，到第二天醒来，已然不记得这么回事，还唤此人前来侍候。左右说明昨天的情况，玄宗不禁凄然泣下，赐绢500匹给死者家属办丧事，并从此戒酒，即使在四川潮湿的环境下，也不愿饮酒驱寒。开元年间天下无事，玄宗公务之余，喜欢娱乐放松一下，特在蓬莱宫侧修建了一座教妨，听听歌，看看戏。有一位在宫里专司管理酸枣之职的军士叫袁楚客的，给玄宗提意见说：皇上年轻力壮，正当奋发图强。听音乐、好郑声，可不好。玄宗听后笑了一笑，提拔这位“酸枣尉”当了主簿，但依旧每天听音乐看演戏。
皇上明白这位酸枣尉的好意，他笑纳了下级军官的忠心，但拒绝踏上任重道远的征途，他选择了休闲和放松。
玄宗刚即位的时候，体貌大臣，宾礼故吏。在非正式场合，姚崇、宋�来了，他都要起立以迎；离开时，还要临轩以送，以示尊宠。有段时间，长安苦雨，泥泞盈尺。玄宗想与姚崇讨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便令待者用皇帝坐的步辇将姚崇抬至宫殿，而当时姚崇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翰林。此事一时传为佳话。有一次，玄宗春宴，见桌上摆着铁筷子，似有所思，令内待持以赐宋�。宋�拿到铁筷子，不知何意。玄宗后来说：“我不是要送两根铁给你，是想表扬你像铁筷子一样刚直不阿!”又有一次，姚崇拿着计划提拔的各部部吏的名单请示玄宗。玄宗眼睛看着外面，一言不发。姚崇以为自己没有说清楚，或者皇上没有听见了，又说了一遍，皇上还是默不作声，一脸严肃。姚崇心里“咯噔”了一下，皇上这是不愿意、不乐意、不满意还是不高兴？姚崇怀揣着“咚咚”跳的心离开了皇宫。高力士在一旁看得仔细，对玄宗说：“宰臣请示，皇上应该明示可否。你这样一言不发，大臣心里会没底的。”玄宗说：“我用姚崇当宰臣，国之大事要汇报请示，联与他一起商量决定。提拔部吏这些事，他定了就行了，难道也要我定吗？”姚崇后来听到这番话，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暗自庆幸遇到了一位心胸宽广、知人善任的明君。
这位皇帝对人才的渴望和热爱，有时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张九龄为官清正，风姿秀雅。有一天早朝，玄宗没见到张九龄的身影，一天都闷闷不乐。他对左右说：“朕每一次看见九龄，都精神顿生。联的朝堂可少不了这班凛然不可犯的大臣。”
正如他对杨玉环所作的海誓山盟一样，玄宗说的这些话，表达的这些心志随着事过境迁，很快被他自己遗忘。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当时在东都洛阳。史书上说，“因宫中有怪”，玄宗决定回西京长安。皇帝的工作是有计划有安排的，怎么能想什么就做什么呢？何况皇上动一回大驾很不容易，沿途践踏庄稼，占据场圃，误了农时怎么办？裴耀卿、张九龄谏曰：“老百姓收获还没有完，等到冬天再说吧。”李林甫此时虽然刚刚拜相，与皇上相处不久，但已猜到皇上的私意。退朝的时候，便假装腿脚不灵便，落在后头，皇上问道“怎么？脚有毛病？”李林甫说：“不是脚有毛病，是想跟皇上说几句话。东都西京，是皇上的两宫，皇上想去哪儿便去哪儿，焉用择时？假如说耽误了农民收割和脱粒，减免沿途的租税不就行了吗？”玄宗大悦，即日宣布西幸长安，并且再也不回东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裴耀卿、张九龄相继被免职，而李林甫的人陆续进用。开元气象自此为之一变。
我说开元二十四年是一个转折，不免机械。实际上这种转变应该每天都在发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慢慢地，这位皇帝以九五之尊喜好并且过上了普通百姓的日子。他喜欢听歌唱戏，喜欢锦缎珠宝，喜欢睡懒觉，因为“九龄已老韩休死，无复明朝奏疏来”。更要命的是，他有了普通人的情爱，他像天下所有的男子一样，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女人，“承恩待宴无闲暇，从此君王不早朝”。
皇上有了新的爱好，曾经被他重视和重用的人们开始渐渐地被冷落被罢黜。唐玄宗实现了他的转变，他的帝国也完成了由盛而衰的转折。
一个还算圣明厚道的皇帝，都可以轻易地发生这种转变，遑论其他!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那种希望皇上圣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愿望是一个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啊!那种一遇到知己的皇上，欲为之用，为之死，是多么愚不可及的书生意气啊!
四
上述种种，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应该不在忠臣的身上。历史上也有人说，为人臣的应该会写文章，会说话，会揣摩皇上的心思，这样你提的意见皇上才原意听，你才能得到皇上的宠爱，才能阻挡小人进用，才能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否则，弄得君臣情绝，虽以死谏赢得身后浮名又有什么用呢？还置君王于阻塞言路、杀戮诤臣的境地――说这话的，无异放屁。
那么，问题在奸佞之臣身上吗？奸佞之人大多关系广、路子野，非常聪明能干。你为什么不能用其长而去其短呢？再说，奸佞亦非天生，后天的教育与自身的努力都有原因，不好一板子都打在个人身上。
看来罪在皇上。但是为什么要委屈皇上、剥夺他作为一个人的乐趣和权利呢？不，怪罪的并不是皇上这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这个制度。他拥有绝对的用人权，他的标准就是天下的标准。历代圣主不是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危险，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用人制度，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甚至包括崇祯皇帝的“枚卜”法，都是改革者的脚印。但是，只要中国还有皇帝，只要皇帝还有那么大的权力，那么知贤能、用小人、乱国家、失天下的悲剧就还要一幕一幕地演下去。所以我们不要圣主，不要明君，因为难保他的儿子孙子不会昏庸无道。我们想要一个好的制度，这个制度能够保证人人发挥其创造力，人人约束其破坏性。这样，忠良得肆其志，而恶欲得拘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