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的性质与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理论根据。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不仅是我们制定社会发展路线的主要依据，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和现实条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基石，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社会形态理论；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和谐社会； 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任何国家社会性质与发展阶段的重要方法论依据。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精神实质，是在思想上认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实条件的基本前提。

一、经济社会形态理论

社会形态是反映社会整体特征、标志社会发展基本阶段的范畴。它是一个由全部社会要素（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所构成的统一完整的社会有机体。社会形态是个“多面体”，因此，可以从多角度去分析和研究，既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也可从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的角度去看它；还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以及生产力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和分类。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因此，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视角来考察社会形态，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所谓“经济社会形态”，是指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为经济基础的，处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通俗地讲，以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性质为主要标准和直接标志，来规定和划分的社会形态，就称之为经济社会形态。

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划分，主要是以生产关系，特别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为标准的。他曾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①这一论述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核心见解，即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而其它各种社会类型不过是物质生产借以实现的不同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为其本质规定和本质特征的不同社会体系。马克思提出的以生产关系作为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属性。因为，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经济因素始终都是社会体系中的核心要素，经济状况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可以从根本上反映社会的整体面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从经济层面界定社会形态，确定完整的经济社会形态范畴，对于科学地反映社会的整体特征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以及对于指导我们研究当今的社会形态，都具有决定意义的价值。

马克思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将人类历史发展揭示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初级阶段）。这五种经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又具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主要体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方面，集中表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表现为社会形态总是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不论人类社会历经多少曲折，其发展趋势总是前进的。这一必然性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正如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因素作基础一样，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

生产关系（或说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根本依据。但是，并不是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可以决定社会的性质，而只有那种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才能决定当时社会的性质。就世界范围而言，任何国家和社会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其生产关系都不是那么纯粹的，其中既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又有历史残留的生产关系，还有滋生着的未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因素。因此，分析和判断一定社会的性质，辨别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务必抓住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

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还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由同一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时，采取的形式和途径是多样的。有些国家和民族，因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的特殊性，可能会超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出现跳跃式发展的前进模式，如中国就跨越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看到不同国家和民族在社会形态发展上的特殊性，决不能否定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五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依次发展的。

二、技术社会形态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和划分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历史决定论，二是历史辩证法。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物质的生产方式、物质的生产力，这是一切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辩证法则指出，不能把物质的生产力归结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因素，也不能把社会的生产关系视作永远不变的根据。社会形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它是一个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整体。

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方面，马克思还特别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中的地位与作用。1859年1月，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②传统观点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全部要旨，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认识误区。要科学、正确地认识社会和把握历史，必须走出这一认识误区，打破僵化的思维模式。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形态划分标准的多样性，特别是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作用的突显，迫切要求我们在研究模式上超越对社会形态单一性的理解，承认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在当代，生产力已愈益真正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已成为社会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在这种情形下，仅仅以生产关系来界定社会形态显然是不全面的。也正是在这种时代需要的呼唤下，技术经济形态的概念被提了出来。

所谓“技术社会形态”，就是“以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和类型。”③换句话说，技术社会形态就是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准划分的社会形态。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又可以把人类社会区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等。

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过技术社会形态的概念，但是，在他那里却可以找到技术社会形态概念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④在其著作中，他还使用过手推磨时代、蒸汽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名词。可见，马克思生前已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人类社会予以考察和分类。

当前，研究技术社会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由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所导致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当代社会形态的状况、特征发生了新变化。当代科技革命不仅形成着新型的生产力，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还催生了新型的生产关系，使得人们对财产的占有方式、社会分层结构以至社会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与结构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些新变化，使得当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出现了新特点、新规律——与马克思分析过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了明显区别。研究技术社会形态，是科学认识和解释当今世界新变化的理论关键。事实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不断更新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其生产力不断发展，其中科技革命起了决定性作用。例如，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技术革命已经并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体系各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改变社会的发展模式、体系结构和运行方式，即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整体面貌。只有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才可能在理论上把这些现象解释清楚。

技术社会形态的研究，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技术社会形态”虽然有其理论渊源，但毕竟在原来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这个科学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补充技术社会形态理论，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创新的需要。马克思当年创立社会形态理论乃至于论及社会发展时，其理论前提是假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是同步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每发展一步都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出现，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每一步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每一次进步，又都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正是基于此，他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作用。但事实上，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发展具有不平衡性，有时情况恰好与假定相反，在许多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发展程度与生产关系发展程度完全不同步。在这种情况下，分别以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来考察和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特征与发展阶段，会显得更加科学、合理。

三、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的关系

经济社会形态及技术社会形态，都是分析与区别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性质的理论和方法，依据这两种不同的思维视角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得到两大社会发展序列。第一个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序列：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二是以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序列：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两大社会序列之间的关系如何？换言之，经济社会形态理论与技术社会形态理论是否具有统一性？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而以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为基本标志的技术社会形态，是以生产关系性质为基本标志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⑤这是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相吻合的一面。以中国历史为例，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青铜时代是奴隶社会，铁器时代是封建社会。马克思也曾从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相统一的角度考察社会发展阶段。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⑥

但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并非绝对化。生产关系除了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外，还要受到其它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都会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的生产关系。于是，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不相吻合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有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在相同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即在相同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呈现出多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而在不同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即在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又可能是相同的，因而又形成了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进一步而言，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也即技术社会形态较高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形态可能处于较低的阶段，如美国及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等；而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即技术社会形态较低的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经济社会形态又可能处于较高的阶段，如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和总趋势上看，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是相一致的，即渔猎社会与原始社会相一致，农业社会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匹配，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配套。但是，二者绝不是一一对应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同一种技术社会形态可以和多种经济社会形态相结合，而同一种经济社会形态也可以与多种技术社会形态相适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历史上所发生的科技革命，都会使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并能够引起经济社会形态的变迁。但是，技术社会形态的变化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导致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就是说，技术社会形态可以影响但不能绝对决定经济社会形态，经济社会形态也能够制约和影响着技术社会形态的变革，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

总之，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去揭示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自己的内容和意义，是互补关系，彼此不能互相替代，更不可能以其中一个否定另外一个。当然，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是社会形态的最主要的质，它在社会形态范畴体系中应居于主要地位。但是，技术社会形态理论在揭示社会形态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它对于全面、完整、深入地认识社会的发展程度与所处阶段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四、社会形态理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依据经济社会形态理论和技术社会形态理论分别考察我国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方位，是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和谐社会价值目标与具体内涵的重要思想基础。我们要构建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质”的规定性，在根本上区别于其它任何社会形态下的“和谐”状态。据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全社会的思想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共建共享的工作理念，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必须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政治基础必须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思想文化基础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占主导地位。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是在一个“低水平、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⑦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性因素，从另一个方面突显了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始终把发展经济摆在国家工作的中心位置，走科教兴国之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节约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比较落后，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数量有限，资源相对匮乏，环境污染严重，供需矛盾突出，是造成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原因。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在平衡社会发展，控制贫富差距拉大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升我国的技术社会形态水平。

正确地认识国情，准确判断中国当代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大视角考察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可以在总体上勾勒出中国基本国情的全景图：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著称于世的优秀文化；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大。但是，中国又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国家，人均占有资源十分有限，庞大的人口数量尚未形成真正的人力资源优势，反而成了国家快速发展的巨大压力。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水平低下，科技发展能力非常不足，综合国力薄弱，因此在世界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如此等等。这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

认识基本国情，关键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明了我国在社会属性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实际状况。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还很不成熟，还未完全摆脱贫穷落后和不发达的状况。从经济社会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社会处于五种社会形态中的较高社会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在生产力水平和科技发展能力方面还比较落后，经济实力薄弱，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还远远没有达到现代化、工业化和产业化的程度，因此，在技术社会形态方面仍然还处于以农业社会为主的状态。虽然我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些现代企业，虽然在一些地区也达到了工业社会的水准，但是在总体水平上，中国只能算作经济和科技都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不相一致的国家。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我国没有经过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在经济社会形态方面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但是，经济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并不能带来技术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因为技术社会形态的交替是有其内在规律性的，新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出现，一定要以旧的技术社会形态作为物质基础。“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⑨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不相一致的状况，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特殊状态。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⑩这就告诉我们，生产力标准在国情认识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的现代化、社会化、市场化还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各种矛盾并发、发展任务繁重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新旧制度、新旧社会力量会不断产生冲突，各种利益群体之间也会争斗激烈，这些都是初级阶段所不可避免的。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只有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应该坚持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形态跃迁和技术社会形态升级的协同一致。

从理论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且能够在根本上说明我国存在主要问题的症结之所在。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次最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从此，我国实现了经济社会形态上的超越，未经资本主义时期，直接进入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一个国家经济基础的变化往往是渐进的，它无法通过间断的、跨越式的方式发展。因此，中国社会的跨越发展之中包含有一定的不可跨越性因素。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可以跨越，而生产力发展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阶段不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可以跨越，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难以跨越。一句话，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不能超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而直接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显然，这种“不合格”，不是指社会性质，而是指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在社会性质上，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要坚持下去。但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看，我国的经济水平，尤其是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程度，因此，只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基本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说，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社会形态的最基本内容，所以，在分析社会（下转第153页）

（上接第34页）形态的时候，从生产力的角度，即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考察，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两个维度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科学概括，而且强调的重点在后一方面。据此，我们应该更多地注意下大力气去夯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物质技术基础，以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①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14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

③⑤赵家祥、梁树发《新技术革命与唯物史观的发展》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3页。

⑦《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⑧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2页。

⑩《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责任编辑 庆跃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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