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桂林时，还能谈些什么
时间：2020-03-27 05:18: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人们一提起桂林，总是脱口而出宋人王正功那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人民币二十元上的桂林远郊漓江黄布滩山野画面，定格了世人对桂林的认识。甚至桂林人也常常因此固步自封——只说山水，不谈文化。
事实上，甲天下的山水背后是桂林数千年的人文积淀。只是今天，桂林的风景显山露水，而它的文化却如散落的珍珠，得耐着性子细细寻找。
向1944年的春天致敬
“草木无情，为什么落了丹枫？像飘零的儿女，悄悄地随着秋风。相思河畔，为什么又有漓江？夹着两行清泪，脉脉地流向湘东。”这个春天，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旅游研究所副所长黄伟林带着一群90后的学生排练剧作家田汉的名作《秋声赋》。
这个戏是田汉1941年在桂林创作的，场景也大都发生在桂林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比如男主角就住在漓江边，推开窗就能看到象鼻山。故事讲述了抗战时期一男二女之间的情感纠葛。田汉渴望剧中人能走出个人小情感，走向为抗战服务的大世界，这其实也正是他的个人经历。
抗日救亡的战火把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等一大批剧作家送到了桂林。除此之外，郭沫若、李四光、茅盾、巴金、徐悲鸿等各个领域的大家也都云集桂林城，同一个时期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那段时间，在桂林开设的书店、出版社、印刷厂有209家，演出、画展等各种文化活动不断。
1944年春天的“西南剧展”正是其中的高潮。从2月到5月，全国数十个剧团在桂林上演了近二百场演出，观众达十万余人次。当时《纽约时报》发表著名剧评家爱金森的文章，称桂林的西南剧展是古罗马以来最盛大的戏剧活动。
剧展结束的那天晚上，人们在艺术馆广场上彻夜狂欢。这恐怕是桂林最热闹的一个春天了。
民国时代的抗战桂林文化城让黄伟林艳羡不已。70年后，他带着学生重排这些剧作，向先辈们致敬。
四月的桂林已是晚春，山水之间烟雨迷蒙，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植物的混合香味。旅游的旺季开始了，漓江上游人如织。
黄伟林希望游客们在欣赏桂林山水之余，也能来大学里看看戏，了解一下桂林的文化。在这个城市，抬眼就是风景，而文化的东西则需要有人细细去发掘。
“成千上万的微缩小山，在原野上列队，都仅有三百英尺高，我们都以为中国画上的风景，是想象出来的，其实不然，完全是桂林山水的翻版。”1941年，也是一个春天。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来到中国，一路上不断地听人说起桂林的景色，说桂林如何如何美，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于是特意抽空拐到桂林。两天的行程让他印象深刻，他在日记里对桂林极尽赞美之词。
这么一段重要的史料，直到73年后，在这个春天，才由漓江出版社编辑沈东子翻译刊登在桂林本地的媒体上。
宋人王正功那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作为城市的宣传语简单好记，气势逼人，足以让桂林享誉世界，其他的称赞都不过是锦上添花，没有人太在意。很少有人知道王正功那首诗的主旨，表达的是对教育和人才的重视，依托的也正是地方人文的厚重积淀。
养在深闺人未识
说起山水，桂林人睥睨天下；而一说起文化，桂林人有时却底气不足，他们甚至会直接自我否定：“桂林没什么文化。”
其实不然。桂林建城，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时代，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让这方土地有了厚度。如果说抗战时期的文化繁荣，只是历史借来的短暂光辉，在当代，桂林也始终在文化圈占有一席之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漓江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翻译独步中国。加缪、塞林格、凯鲁亚克、杜拉斯、村上春树……这些名字都是从漓江出版社出发，第一次走进中国读者的心中。沈东子作为编辑，《在路上》、《飘》、《沙丘》等几本美国现代文学经典小说的中译本，是经他之手面世的。
那时候出版社门口有个餐厅，有时候他们去吃饭，就扔一摞出版社的书给收银台，然后帐也不结就走了，竟然也从来没人来找。
直到今天，很多人都还珍藏着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书系。前段时间，沈东子因为找书，进了一家有名的旧书网，发现书友们列出的最值得珍藏的书单中有大量漓江版外国文学旧书。《蒂博一家》是193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共四册，其中仅第四册单本就拍到350元，全套要1500元，而这套书1986年出版的精装本原价不过16元多。
时光转入新世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在文化圈异军突起。2011年，由其主办的理想国沙龙，齐聚梁文道、贺卫方、章诒和等当前最活跃的文化人，在桂林王城里坐而论道。
而且，作为一个风景名胜之地，桂林从来不缺少文人墨客的题词留影。黄庭坚的诗、米芾的自画像、颜真卿的书法，还有桂海碑林那213件摩崖石刻，依旧闪耀着古代文明的风采。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出了一本画册《百年光影——桂林城市记忆》。编辑把那些老照片发布到网上，很多人都惊叹：没想到桂林还有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比如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时，桂林人岑春煊救了老佛爷的大驾，官至两广总督，与袁世凯并称“南岑北袁”，后来他又成为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
可是他的故居雁山园，占地300亩的岭南名园，后来成为广西第一公园、广西高等教育的起点，却已被很多桂林人遗忘，更不为游客所知。
2003年，当深圳大学历史系教授彭鹏接手雁山园时，这里已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几近废园。几年来，他和弟弟花了六千多万重修了这座园林，并发掘了这座园林的百年风云。
此园始建于1869年，最初是清代大岗埠官绅唐仁、唐岳父子的私家别墅，后来为岑春暄所有，再由其捐给了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一百多年来，它的兴衰荣辱与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休戚相关。
社会名流往来于此，一个个名字闪闪发光：周恩来、朱德、郭沫若、陈寅恪、顾颉刚……孙中山、蒋介石、徐悲鸿、齐白石等人都在这里留下墨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携手设计了两栋建筑。胡适还写下一首诗：“相思江上相思岩，相思岩下相思豆；三年结子不嫌迟，一夜相思叫人瘦。”
可是，即使在它重新开放之后，依然很少有人来到这里。问了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说不知道，只能靠导航指引。到了雁山镇，从两排民居间的马路拐进去，往里开一两分钟便可以看到“岭南第一名园”几个大字。这是孙中山的题词，他曾在此发表号召北伐的演讲。
游人很少，导游不断地强调：“这里的历史得讲很久。就你一个人，那我就快点讲。”雁山园里，北有乳钟山，南有方竹山，相思江贯穿其间。走在慈禧特许建造的龙道上，可以欣赏园子真山真水的自然景观和构思精巧的人文景观。
“苏州园林不过是巧夺天工，雁山园却是天人合一。要寻访旧时代桂林文人的理想生活，非雁山园不可。”黄伟林期待这里日后能成为桂林旅游的必到之地。
在寂寞中坚守
桂林山水的名声过于响亮，它的文化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在这里，人文景观是落寞的。教育家马君武的故居在兴建漓江大瀑布饭店时已被夷为平地，抗日宣传的重镇《救亡日报》社旧址只剩一间房在一家小吃店旁边枯守，白崇禧故居尚未开放，李宗仁故居中午还要闭馆休息。
所以，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文化人常常会觉得孤独。黄伟林的老朋友，当代艺术家席华很向往北京的798、宋庄，上海的红坊。他的作品打上包装，贴上标签，一次次寄往那些城市。
他的工作室在桂林绢纺厂内。这个国营企业早在十几年前就破产了，至今还经常有以前的老工人堵门希望追讨拖欠的工资。
厂区分片租给个体私营业主。席华的工作室是一个20多米高的红色水塔，在一片整齐的厂房中茕茕孑立。对面的纺织厂数十排机器不知疲倦地轰鸣着，隔壁的洗涤厂则日复一日地洗刷着各个宾馆送来的毛巾被单。
推开门，灰白的钢筋水泥之间堆满了席华的作品和创作的素材：锯开的氧气瓶、带着防毒面具的佛头、生锈的粗铁链、空调冷凝机……
1998年，桂林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在拆迁的废墟中，席华捡回来一些砖头、瓦片。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一道道痕迹，席华又将螺丝钉、大螺杆与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装置艺术《老砖老瓦系列》。“当代艺术是对变动不居的现实的反思。”
沿着窄窄的楼梯拾级而上，圆形墙壁多了一圈窗户。从每一扇窗户看出去都是线条简单却刚劲有力的车间，然后就是起伏的山峰。
席华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室，“很有798的味道，甚至比那儿的风景更美，那里没有山”。席华希望有人把旁边的厂房租下来作为工作室，但一直都没有。他是这个工厂里唯一的艺术家。
他还曾给桂林市规划局发信建言：“希望桂林的城市规划能让一些有特色的老工厂保留下来，成为这座城市的肌理和过去的历史记忆。城市的建筑历史不能断裂，这当然包括工业建筑，也就是工厂。这里说的规划保留并不是留着不动，而是合理利用。”但是杳无音讯，眼看着老工厂一个个消失。
在20多公里以外，台商曹日章从1997年开始筹建当代艺术雕塑园“愚自乐园”。在嶙峋的岩石下，一个个巨型的现代雕塑散落在田野间，老农赶着黄牛在旁边穿行吃 草。
当代艺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太另类，而且曹日章一直拒绝按照当地的行规给带团导游回扣，愚自乐园游客寥寥。
所幸的是，在这个来来往往的城市中，总有人在坚持着文化的传承。七星公园北门，走过中药材一条街，再穿过菜市场和旧货市场，在路的尽头，岩壁之下，一个破旧的剧场里，民间桂剧团“七星桂彩艺术团”已经连续十多年在这里演出。这是个业余剧团，但可以连演两年不重戏，每场票价只收4块钱。
在正阳步行街，朗聚酒吧一直坚持做livehouse，邀请全国各地的乐队来桂林演出。“现在很多知名乐队都不愿意来了，观众太少。”老板猴子形容自己是在坐牢，但是心甘情愿，“这个酒吧每年我都要往里搭上两三万块钱，但还是想给桂林守住这么一块地方”。
象形城市的二次升级
桂林是最早开放的旅游城市之一。沈东子的外语就是跟蜂拥而至的外宾练出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开了一家画店，国外的旅游团来了，常常把墙上的漓江山水画一扫而空。画山的褶皱太费工夫，就把宣纸揉做一团，用干笔涂，还学会了仿制古画的速成工艺，用茶水浸、柴烟熏，烧几个破洞更好，做出虫咬的痕迹。
那时候还是中文系学生的席华，也跟风花了几年山水画。“一张画，画店老板给我几百块钱。他们一天能挣好几万，钱多到都不敢去银行存。”
桂林的画店从几家迅速增长到成千上百家，还开到了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桂林旅游就跟桂林的山水画一样简单粗暴地发展，越做越低端。
漓江上的象鼻山是桂林的城徽。游客们在滨江路上反复徘徊，却难以一睹其真容。象鼻山已经被管理者用高大繁盛的竹木圈养起来了，非得买票入园才能看见。
在黄伟林看来，桂林旅游起步早，却始终停留在象形城市的初级阶段。“有时候我想，也许恰恰是桂林无与伦比的旅游资源，造成了一些桂林人的惯性思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作为土生土长的桂林人，黄伟林挚爱自己的家乡，他更盼望人们能认识到这座城市“天人合一”的独特。
在这个慢悠悠的城市里，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沈东子正在着手升级与妻子合著的城市笔记《品味桂林》。“原来大都是轻巧的随笔感悟，这一次希望能充实更多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比如说海明威的桂林之行，比如说那个会说桂林话的洋修女，比如说桂林当年的秧塘机场曾是飞虎队的总部所在。
而席华则经常骑着他的死飞自行车走街串巷，希望能找到一条小巷子，精心打造。在他看来，桂林留不住游人，就是缺少一条有特色的多元文化艺术酒吧街。
下个月，黄伟林主持的新西南剧展就要开演了。他期待能有更多的人走进剧场，重温七十年前那段文化大繁荣。“桂林山水永远是最顶级的，但还应该感受到桂林的文化。它是可以跟最顶级的山水相匹配的，这样的桂林才不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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