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命力就看微空间

一座座地标性建筑拔地而起，一个个城市副中心你方唱罢我登场，30多年来，城市的天际线越来越高，夜空越来越灯火辉煌——大开大合的城市建设迅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却也在同时“杀死”了不少城市“微空间”。上海越来越像纽约、伦敦、东京，上海这座城市的个性也在国际化的路上，变得有些面目模糊。

“微空间是与人长期厮磨的地方。”城市观察者和研究者、同济大学教授王国伟在《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中写道，“对活生生的人而言，除了满足一时的景观式观看满足之外，更重要的是那些与身体保持亲密接触、日夜相随、深居其中的城市微空间。这些安置身体的微空间，应该具有人情味和烟火气……”

30年城市化发展的主旋律过后，一些微细胞死了，另一些，在重生。城市化为我们带来舒适的生活，而城市微空间，将决定我们未来生活的品质和品位。

渐少的弄堂空间

一条弄堂，承载了几代上海人的记忆。曾几何时，这个小小的公共空间，既容下了我们的肉体，也陶冶过我们的精神生活。

物资短缺的年代，弄堂里的娱乐也显得十分“身体化”——一只脚叠起来斗鸡，赶着铁圈滚一滚，在王国伟的记忆里，这些都是当年最本能的“身体游戏”。夏天傍晚长条板凳一字铺开的灯谜乘凉晚会，群众自发的曲艺演出，这些又是上海方言专家钱乃荣教授记忆里的弄堂文化。

走出弄堂，还有学校操场、工人文化宫、人民广场、大世界……在钱乃荣的记忆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市民文化氛围最是浓郁——他就读的向明中学操场上，常常有各种民间草台班子的自发演出，唱越剧，变戏法，什么样的都有;到了元宵佳节同学们也加入其中通宵演出，有唱《十八相送》的，有演滑稽戏的，还有跳芭蕾舞交谊舞的，中西合璧毫不违和，学校教室里还有各种创造性的游戏、障碍赛——“真是穷有穷开心”。

“解放前在田间地头演出的非正规军，后来也出现在大世界的舞台上。演戏、唱戏、游戏，很多有名的演员就从大世界演出了名气来。”文体不分家，每到放学时分，钱乃荣又会和同学们相约人民广场踢球，“两只书包一放就是球门，同学们满场跑，嘴里喊着‘奥斯开奥斯开’，奥斯开就是英文的‘ask off time’，暂停的意思。如果是打乒乓，就会讲‘脱去包’，擦边球（touch ball）的意思;打篮球呢，就说‘捎’‘派’，代表投篮（shot）和传球（pass）。很多外来词和英文压缩词都成了我们的惯用语。”

在人民广场，同学们的手工创意得到最大的锻炼：自己做飞机，一根弹簧就能让飞机转圈，工艺最好的转圈最稳。水池里还能下“兵舰”，俨然是男孩子们斗艺的天堂。

30年过去，石库门弄堂越拆越少了，剩下的几个历史保护性里弄，也成为“盆景式”的弄堂，景观尚在，但一段历时久远的生活方式已被逐漸告别，以弄堂为核心的市民文化氛围也在悄悄淡去。

如今的上海，人民广场已经成为地标和大型公交枢纽，行驶在来沪的高速公路上，看到“离上海还有XX公里”的牌子，你就知道了你和人民广场的距离，但即便是游客，也不会再将它作为旅途目的地。

伴随着大剧院、文化广场、音乐谷的崛起，顶层的高档文化消费在上海已自成格局，甚至可以用门庭若市来形容这些印象中似乎有些“高冷”的地方。相比之下，花费少、又能让市民充分展开活动的小微空间，不免显得有些式微。

“伴随着微空间消失的，是文化多元性的消失。”王国伟认为，“微空间不但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也是回到乡愁的路径。以地标建设为代表的城市景观化，是过去中国大陆30年城市化的主旋律。市民的居住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改善。但城市的个性却急剧消失，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

咖啡馆是客厅的新外延

曾经，上海人的“蜗居”全国闻名。蜗居带来“七十二家房客”，也带来一种介乎城乡之间的生活与交流——一家有事百家忙，远亲不如近邻，曾是典型的里弄生活方式。当里弄逐渐被小区取代，十年邻居对面不相识也是常有的事，邻里之间的社交就此被切断。

“小区化带来了封闭，带来了切割，也带来了隐私。”王国伟表示，“拥有客厅的人家越来越多了，但除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一般都不会被邀请来家里的‘客厅’聊天，家里的客厅失去了公共性，因此，社会需要一个替代空间，就是一个泛私人的空间。”

那么，哪里可以取代弄堂，成为新的社交微空间呢？答案是：咖啡馆。

数数上海咖啡馆的数量，你可能会大吃一惊——少说也有几千家，每天换不同的店，每天喝10杯咖啡，一年下来都能不重样。是上海人特别洋为中用十分钟情于咖啡吗？倒也不全是。身体渴望咖啡因，远不如精神渴望交流与碰撞。

“咖啡馆里，你不会感觉到孤独。那里有你喜欢的环境，喜欢的氛围，周围的陌生人不但不会干扰你，还会成为令你愉快的背景音。咖啡馆就是现代人外延的客厅，一个泛私人化的公共空间。”王国伟也喜欢在咖啡馆小坐，他在欧洲游历时曾将有名的咖啡馆都走了一遍，“国外的咖啡馆常常是坐满的，人们知道哪里是海明威曾经写作的咖啡馆，哪里是左岸作家、印象派画家聚集之处。可以说咖啡馆在欧洲文明史上都是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文化界对社交的需求，这种消费趣味影响了大众”。

上海人对接咖啡文化是一步到位的。这一方面和上海中西交融的文化基因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上海人社交需求的旺盛。

回国后，王国伟惊讶地发现，上海人对接咖啡文化是一步到位的。这一方面和上海中西交融的文化基因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上海人社交需求的旺盛。“西方有一个‘咖啡馆指数’，和‘美术馆指数’相似，反映的其实也是生活方式的品质——指数低的城市，交流性较弱，公共活动不频繁，商业业态也相对不够发达;而指数高的城市比如上海，人和人的观念交流、思想碰撞乃至创意产生，都是相当密集的，经济和文化的活跃度也会更高。”

“微更新”成新潮流

仅有咖啡馆作为客厅的外延，仍是不够的。一些微空间在死去，另一些在重生。城市微空间的保护和利用，一直以来都是一组矛盾——保护什么，更新什么，利用什么，是城市个性化发展中的难题。“一线城市未来的主攻方向，是精细化改造。”王国伟的这个观点，记者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那里也得到了验证。

精细化改造，成为继大拆大建之后，新的流行趋势。3年前，上海市规土局（现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微更新。

什么是“微更新”？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主任徐妍告诉《新民周刊》：“伴随着上海整个城市大部分建设趋向成熟，除了我们熟悉的旧城改造这种城市更新模式，对现有空间进行景观、功能、服务设施的提升更新也成为常态。如果说拆改是‘换衣服’，那么微更新就是‘洗头理发’，变化微小，但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2016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微更新”概念，当时的市规土局启动了“行走上海2016——社区空间微更新计划”专项活动，延续至今，已到了第四个年头，形成了“案例库”“项目库”和“设计师库”三大库，为城市治理提供了一条创新的思路。

在“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官网上，记者看到了三年来丰富的成功案例：

华阳街道的大西别墅是1924年由英商地产公司建设的17栋砖木结构英式三层花园住宅，属于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解放后，大西别墅被政府收回，每栋别墅分配多户家庭共同居住。由于居住空间局促，居民对小区户外活动场地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微更新后，别墅间原本半封闭的绿地向公共开放，增加了活动设施与场地。历史遗留的多处防空洞地面出口，被设计师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不但保留了古磨作为艺术小品，还适度改造部分设施，在实用性和观赏性上都有所提升，被誉为“绿森林里开出的向阳花”。

杨浦区五角场镇翔殷路491弄集中绿地，因小区与体育学院结对，经常组织活动。中央绿地设有凉亭和健身设施，居民使用频率较高，小区活动也多在中央绿地举行。而北侧的集中绿地规模较小，乔木众多、日照较少、硬质铺地较少，居民使用率很低。经过微更新，这处集中绿地被改造成为供儿童娱乐的户外亲子活动空间，根据不同年龄儿童的需求进行设施的配置，并增加科普类设施。

再看长宁区北新泾街道的金钟路，原有一道著名的艺术围墙。2016年，街道又找到专业艺术团队，对艺术围墙进行修缮性美化改造设计。远处看，彩色钢管弯成字母“GOLD AND PEACE”，作为街角的新地标。字母内围合出广场空间，提供座椅，供人休憩。如今，金钟路已成为北新泾街道的文化名片。

微更新的初衷——它不追求令人彈眼落睛的变化，但是它能让人不再感觉不舒服，这就是最大的舒服。

大到一片绿地、一条马路，小到一个废弃的配电房、一处狭窄的社区通道，都有微更新的余地：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的峨海小区，有一处配电房废弃闲置已近20年，常年蚊虫滋生，成为卫生的死角，既浪费资源，又降低了环境品质。小区所属的蓝东居委会采用公众参与的方式，由居民代表投票选出小区内废弃配电房、垃圾房、楼顶平台、一米花园等需要改造的部位。根据需要改造部位，由街道邀请设计单位进行微更新改造。

而普陀区石泉路与宁强路之间的夕阳苑社区，原本一条简陋的通道也被更新为通道和休憩场所两部分，增加了更多市民活动交流的空间，既提高了空间使用率，也提升了社区的活力。

这些遍布在各个街道社区的“边角料”空间，正是“微更新”发挥大作用的宝地。“微更新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改变，没有微更新之前，你生活在其中可能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经过微更新，你也许并不能强烈感觉到‘舒服’。实际上这正是微更新的初衷——它不追求令人弹眼落睛的变化，但是它能让人不再感觉不舒服，这就是最大的舒服。”徐妍表示。

如今的上海，“15分钟文化圈”“15分钟体育圈”都在各个街镇陆续推广普及，在徐妍看来，这些都是“15分钟生活圈”的分支。按照“2035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未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将达到99%左右。“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树立起来，对社区而言会形成一种统筹设计，不再是坏了再补，而是有计划地持续更新完善社区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使每个社区空间越来越宜居。

艺术展进商场，亦商亦文

政府层面有“微更新”，市场层面同样在意识到微空间的重要。

淮海路商业势态低迷，但淮海路上地段相对较偏、空间又比较逼仄的商场K11，却逆势而起，成为商圈品位的象征，得感谢2014年K11创造性引入的“莫奈大展”。

如果仅看招商的品牌，各大商场都差不多，无非是档次有高低，品牌大同小异。而K11的不同，就在于它将艺术展览引入了商业环境。2014年的莫奈大展空前成功之后，艺术展已成为K11的常态——2017年上海艺术周期间，K11在“chi K11美术馆”一口气举办了5档当代艺术展览，由K11 Art Foundation（KAF）联手两大国际顶级艺术机构合作，为上海观众带来国际性水准的艺术盛会，因为反应热烈，原定的闭展时间往后挪了整整两个月。2018年，chi K11美术馆又展现了国际知名德国艺术家卡塔琳娜·格罗斯（Katharina Grosse）于中国的首场个展“呢喃的泥土”（Mumbling Mud），从2018年末跨年展出到2019年初，时间长达4个月。眼下，由观盛艺术（MUCHART）机构策展并出品、以深蓝海洋为主题的多媒体艺术展“海的轮廓”（Silhouette of the Sea），正在K11展出，将持续至10月13日。曾经在巴黎市政厅前广场展出过大型装置作品《冰碑》的旅法艺术家刘真辰，为本次展览全新创作了海洋主题艺术装置《深蓝·万花筒系列》——这个由300块灯箱组合而成的万花筒好似人类消费物，被大海解构重组，仿佛在海底形成一幅绚丽的图画，又反映着人类对于海洋的侵入。

眼看亦商亦文备受欢迎，许多商场也后起而效仿之——芮欧办过“米罗制造”梦幻版画体验展;外滩18号办过达利特展;新天地办过梵高特展;大悦城常年举办各种动漫周边展;金桥国际用艺术装置将中心花园广场打造成一片“无根森林”……

“商场艺术展览正成为当代艺术商业化的一种时髦潮流。”王国伟认为此举不仅能够提升商场的消费品位和档次，更能与客人建立起联系，“商场是人造空间，它用建筑四面墙就把人和城市的关联给切断了。在商场里，你分不清是在上海还是在郑州。而在互联网时代，网上消费对于实体商场的冲击非常大——那些风格不明确、消费定位模糊的商场就会门庭冷落。十年前我们说到高端商业都会说‘梅泰恒’：梅龙镇伊势丹、中信泰富、恒隆，但现在嘉里中心、芮欧、K11、大悦城成后起之秀，因为他们抓住了商场转型的两个抓手：文化艺术、符号和内容植入。他们形成了自己符号化的标识。上海中心那么金贵的地段，为什么要建起2000平方米的‘朵云书院’？也是出于文化名片的考虑。”

他希望上海的商業也可以多级化发展，而且要与城市景观相连：“如果外滩南京路是承接了十里洋场的繁华，高大上，国际化;那么苏州河一带就可以是更接地气的商业形态——这里从前工厂云集，小百货、低端手工作坊遍布，修铁锅的，修鞋理发的，充满了烟火气。未来打造苏州河两岸的商业，也可以更加突出‘在地性’，让这里的商业和普通市民生活紧密联系，走在这里既有微尺度的社交，又和城市景观、上海传统文化发生关联，一定是非常高的享受。”

前不久愚园路上的宏业花园新开了一个“愚园公共市集”，集中展示了老上海的修鞋摊修伞摊，但去过的人都感觉空落落，似乎更像是复古博物馆。对此，王国伟认为是选址出了错：“愚园路属于‘上只角’地段，修鞋修伞和那里的气质是不相配的，移植过去难免变成‘盆景’，搬到苏州河来复原就对了。微空间的改造，也要和地段的气质相配，才更相得益彰。”

“桥下空间”也有生命力

社区、绿地、商场都在建立新的微空间，还有哪些处女地可以开发？有意思的是，专家和政府机构都瞄准了一个从前没有想过要去微更新的地方：桥梁。

“上海依水而建，仅仅蜿蜒绕城的苏州河上就有30多座桥，建于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风格，堪称是一座露天的苏州河桥梁博物馆——桥梁是重要的公共空间，泰晤士河上的桥、塞纳河上的桥无不如此。桥梁上能有什么形态的文化展示？如果有配套的雕塑、公共艺术、露天美术展、公共座位，桥梁也可以成为人们驻足停留的地方，而不只是一个交通要道。苏州河旅游将来一定会开通，让游船取代曾经的交通运输功能，从上海外围一直通行到市中心，沿途充满了桥的故事。游客可自由上下——船经圣约翰大学，就上岸看看老建筑;船经光复西路造币厂，又可上岸了解铸币的历史。”王国伟表示。

而在规划资源局，记者了解到，2018和2019年“微更新”项目的研究重点，就是“桥下空间”的改造。

“长期以来，上海庞大的立体交通网络承载了城市重要的交通功能，同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桥下空间’，很多空间存在交通不便、景观晦暗、藏污纳垢等问题，是典型的消极空间。这些空间的功能梳理和品质提升，对于已进入城市更新、存量发展阶段的上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将有助于改善空间割裂的现状，重塑城市、街区关系，提高空间利用效率，提供更多具有活力和品质的城市开放空间。”徐妍告诉记者，“2018年，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在长宁区境内选择了包括延安路高架、轨道交通3、4号线凯旋路段和苏州河引桥桥洞空间;2019年选取了虹口区轨交3号线虹口足球场站桥下、普陀区苏州河引桥桥洞空间（古北路桥和祁连山南路桥）和徐汇区轨交3号线宜山路站桥下空间，作为桥下空间微更新试点开展方案征集，力求转变城市消极空间的灰色印象，使其融入日常，明亮起来，便利起来，成为富有活力的场所。竞赛一经公布，不仅收到了来自设计师们的大批高质量的方案，同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讨论。今年，部分试点的实施正在有序推进。”

不只是桥下空间，水岸空间也在微更新的统筹计划之中。在塘桥/潍坊街道张家浜，就更新出了一条“曲岸绿道”慢行步道。在光新路以西真如港河段，也有一座“小西湖滨水公园”更在更新，对原有空间进行重新规划，解决河道安全隐患问题，并提供更多休憩、讨论、垂钓、散步的居民活动空间。

“城市的生命力更应该表现在其生命体内无时不在、从不间断但却又不易察觉的细胞层面的新陈代谢之中。”在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伍江看来，“城市的根本价值在于为人的生活和生产活动提供优质的空间。而这种空间的优质性，不仅体现在先进高效的基础设施，光彩夺目的高楼大厦和整洁鲜亮的城市景观上，更应体现在公共空间的均布与开放、公共服务的周全与便利、公共生活的优雅与温馨，以及市民大众的生存机会与社会尊严上。”

留得住人的才是真空间

“人既是生物的，也是精神的。满足了吃住基本功能后，人的柔性需求会上升，甚至转换为刚性需求，比如场所的艺术内容植入、空间尺度的舒适度、人与人交流的空间匹配度等。”王国伟认为，微空间改造更新中，应该多一点历史的温情和人性的温暖，硬件设施完善了，实用功能满足了，就该把更多力气花在人文内容的植入上。

比如说家门口的绿地、口袋公园、24小时开放的公园，硬件已经做得很好了，但除了健步走、夜跑、健身，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更加丰富的活动内容了。如何让绿地内涵更丰富？徐家汇绿地是一个正面例子——它在改造更新时充分考虑了这片绿地和周围居民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将大中华橡胶厂的烟囱作为工业时代的标志保留下来，百代唱片的小紅楼也在其中，正是这些典型的符号，让身处绿地的人们感觉不只是站在一块草皮上。

随着夜公园的开放，王国伟建议，一些主题性的艺术展、小型艺术节，也可以在公园落地生根。“比如说读书会、二手书流通、花鸟经验交流、书法交流、地方曲艺、健康养生，都可以成为公园的活动主题，因为去公园的人偏老龄化。同时也可以用一些草地音乐节、草地瑜伽、草地野餐、网红餐饮快闪店、赏花识草活动，把年轻人也吸引过来。”

微空间改造更新中，应该多一点历史的温情和人性的温暖，硬件设施完善了，实用功能满足了，就该把更多力气花在人文内容的植入上。

一个好的微空间，不仅要第一眼吸引人，还要用丰富的互动性社交内容把人“留下来”。最近，一个比较遗憾的例子是“上生·新所”——这里原本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在地，更早以前是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沪英美侨民的社交天堂。改造成“上生·新所”之后，当年的乡村俱乐部游泳池和老建筑都被保留下来，使得这里聚集了不少网红、淘宝店主前来拍照发朋友圈。但除了拍照，好像就没有什么留得住人的活动了。王国伟建议，可以将此地的地标效应做足：“将游泳池变成真的游泳池而不只是景观，请经过训练的模特前来作花样游泳展示，围绕泳池形成一套顶级西餐、酒吧业态，让人进入泳池场景就仿佛回到1930年代，赋予人们想象的空间，服务员也都打扮成西崽店伙的复古样貌，还原出一个30年代的摩登上海，吸引奢侈品发布会到此地聚集。”

这些年，王国伟在游历异国的途中也时时把自己当作“城市观察者”，他发现，好的微空间里，往往蕴藏着每个城市独特的个性和气质：“日本箱根雕塑公园，充分利用著名雕塑大师摩尔的艺术精品，与山岭的地势地貌有机整合，使这片本来很平常的山岭，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重要区域文化特定场所。捷克布拉格老城，保留了完整的中世纪建筑。法兰克福的跳蚤市场足有2公里长，顺着河边摆摊，从油画、雕塑到精密仪器、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市民参与的活跃度非常高。阿姆斯特丹的跳蚤市场，瓷器非常丰富。柏林的跳蚤市场上还能淘到古老的相机。马德里的跳蚤市场则有许多木工艺品。我们的东台路拆了、许多花鸟市场也拆了，实在非常可惜。”

留得住人的微空间，和区域历史相通、气质相合的微空间，宛如新生细胞，每一个都生在恰当的位置，形成全新的生态。城市的生命力如何，就看这些细胞的更替;城市文化是否多元又有个性，秘诀也全在于不起眼的“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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