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哲学新思维

摘要：当代实践方式的变革引发哲学思维的辗转，经济问题亦变为哲学对象。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其蕴含深刻的生产思维变革，亦已成为研究当代中国人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变换的重要线索。一个经济学概念已成为一个历史哲学范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大逻辑和微观错综结构出发，深刻把握需求侧与供给侧之间的矛盾运动，在问切经济的同时，也悉显哲学新思维。逻辑批判思维、非线性思维、发生学思维、主客交互思维、高阶共赢思维和大数据中介思维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予哲学思维的新开篇或新洞彻。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哲学；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B0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0-0108-06

“造成困难的永远是思维。”①黑格尔这里的“思维”指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思维和哲学思维。困扰黑格尔一生的难题，马克思在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给予了疏解。“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②马克思提示我们，可以通过追溯一个民族的生产思维来辨析这个民族的历史思维和哲学思维。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其蕴含深刻的生产思维变革，亦已成为研究当代中国人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变换的重要线索。一个经济学概念亦已成为一个历史哲学范畴。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哲学思维分析不仅可以揭示经济活动的历史性本质，也可以为一个民族的哲学思维创新提供新的示例。

一、经验批判思维转向逻辑批判思维

经验批判是对经验层次的知识的反思和再认识，经验批判思维（experiential critical thinking）是对观察与实验事实的过程与结论的批判活动，而事实已经进入人的主客体关系之中，被主体的认知图式所分解。恩格斯曾论述过经验批判思维是现代科学的命脉，“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③。逻辑是合理运用思维的规则，逻辑批判思维（logical critical thinking）就是对思维规则进行批判，逻辑批判思维包括对知识的逻辑构成进行反思和对逻辑规则本身进行反思。

物理学上，麦克斯韦方程对洛伦兹变换协变的发现导致狭义相对论，从而发现了惯性和能量的等效，进而导致了广义相对论。这使得物理学家不得不抛弃欧氏几何的经验，用高斯和黎曼几何来代替欧氏几何。然而，爱因斯坦清醒地意识到仅有经验批判思维远不能及，他说：“我们离开逻辑上明晰的基础还很远。”④他提示人们要放弃以“量子论”建立物理学体系的企图，并提示人们依据广义相对论可以发现洛伦兹不变性预测引力波的存在。爱因斯坦通过逻辑批判思维指出了现代物理学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创设后仍然暗藏着深刻危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从经验批判转向

收稿日期：2016-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方法论研究”（15BKS063）；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特质研究”（15A014）。

作者简介：余乃忠，男，长沙理工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长沙410114）。

逻辑批判的典范，他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开始时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在结尾时却又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⑤“瞎兜圈子”被马克思理解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了对供给侧的理解：“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⑥习近平在批判“就事论事”的经验主义的同时，更强调了对“本末倒置”的逻辑批判。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把消费不足的根源始终放在如何挖掘和提高消费能力这个逻辑点上，逻辑倒置在于需求决定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链是供给决定消费，即供给的质量、水平和能力决定需求的生成、容量和水平，扩大需求的出路在于提升供给能力和质量。“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⑦，是对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⑧理论的新阐释，是对我国当前经济问题从“需求不足”的经验批判到西方经济学“消费决定生产”的逻辑批判的根本性框架转换，是经济新常态下“生产—消费”结构性改革的“哥白尼革命”，也是当代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西方供给侧结构理论的理论前提的根本性差异。

二、线性思维转向非线性思维

线性思维（inear thinking）是一种直线的、直接的、平面的、欧氏空间的思维结构或模式；非线性思维（non-linear thinking）是一种曲线的、曲面的、弯曲的非欧氏思维结构或模式。非线性思维包括非还原、缠绕、旋转、跳跃、网状、分叉、迂回、模糊、隐喻、混沌、荒诞、虚拟的思维模式。线性思维是非线性思维的基础和特殊形式。从认知过程看，线性思维并不仅仅是一种直观思维、形式思维，很多理性思维和知性思维也是线性思维。同样，很多直观思维也属于非线性思维。实际上，人最强大的思维并非理性思维，而是直观思维。人之所以超越人工智能就在于人的直观思维。禅宗的一个法门顿悟的神秘性就在于其中有直观思维和非直观思维的共振。

在科学史上，康德于1755年、拉普拉斯于1796年分别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学说，国际学术界对此的评价是：康德的学说侧重于哲理，而拉普拉斯则更多的是从数学和力学方面进行论证。事实上，他们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康德表现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拉普拉斯表现的则是一种非线性思维。康德把太阳系的形成解释为万有引力使得大微粒吸引小微粒形成太阳，是一种由现在的感性直观回溯到过去的“小—大”的还原思维、“颗粒—颗粒”的单线思维和粗放思维；拉普拉斯则认为，一团巨大的、旋转的气体云在冷却过程中因角动量守恒，星云收缩成一个绕中心转动的环，中心凝聚成太阳，其他环形成各个行星。拉普拉斯“大—小、热—冷、气—等离子和固体分叉”的非还原、倒转性、多元分解性等非线性思维加上他深厚的科学素养，使其星云学说在19世纪相对于康德的星云假说而言更被人们广泛接受。

线性思维从思维逻辑上看是按照直线或平面的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运动，是直线地把握显概念、显知识和稳固的知识，形成了刚性的思维定式和思维框架，使思维陷入单一性和平面化。面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鲜信息时，平面的刚性思维框架就会显得无所适从，活性思维成为僵死的思维粒子。非线性思维给新知识、潜概念、无知世界留下了空隙和余地，通过不断否定固有思维形成各种新型不规则的曲面思维结构，能够有效地适应、纳入、处理和控制新信息，快速提升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题是“结构性”变革，战略重点是“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复杂转型”。而“结构调整”不是生产规模或生产要素“量”的直接增长或减少的线性延伸，而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特别是配置模式和生产要素的关联都会发生结构性重置；“动力转换”也不是原有动力的直接增强或减弱的线性拓展性思维，而是输入新的动力和各动力之间建立新的“复杂性”联结和合力模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非对称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战略性安排⑨也都体现了非线性思维。

随着我国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国内小麦、水稻、黄豆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为了农业安全和保持农民增收，我国农业多年来一直对农民采取收购补贴的最直接的点到点的线性思维，即国家高价收购和低价销售。但是，这种政策不仅使我国财政不堪重负，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增收和粮食滞销的问题。我国广东省有的大型饲料厂近年来所使用的原料从我国的东北玉米全部改为价格更低的进口高粱，使得东北玉米产能大量过剩。如果从财政上继续补贴，或者通过增加关税阻止进口，将会进一步使我国农业失去国际竞争力和形成更大规模的产能过剩。解决这种困局的方法，就是必须要跳出这种平面僵硬的思维模式，反思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城乡二元体制”“集体化、集成化和规模化发展道路”等线性思维框架外的“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等非线性复杂性问题。

三、存在论思维转向发生学思维

存在论也被称为本体论，起源于古希腊，是在近代被激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其学术旨趣在于追寻最本质、最古老、最深沉、最背后、最根源、不可经验和永恒的“本体”，是理性的最高任务，是西方哲学史的主动脉之一。殊途同归，其含义类似于中国哲学中的“道”。与存在论不同的是，伴随近代科学革命而形成的发生学则关注的是事物的发展、演化和变异的过程。存在论思维（ontological thinking）模式与发生学思维（genetic thinking）模式区分的关键并不在于思维方向的向后和向前、本质思维和过程思维以及溯因思维和索果思维的区分，而在于必然性和随机性、可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理性和非理性、连续性和断裂性、一维性和多维性、固有性和介入性、自发性和催化性、粒子型和波动型的区别。发生学思维最初主要运用在生物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后来才被广泛应用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边缘学科。

近年来媒体上不时会有关于老年人犯罪的报道，对老年人犯罪有两种解释路径，一种是“坏人变老了”，一种是“老人变坏了”，都有发生过程，但“坏人变老了”是存在论思维，而“老人变坏了”是发生学思维。西方经济学家发明的股市熔断机制就是发生学的断裂思维、偶然性思维和离子思维。熔断机制引入中国的失败，就是没有充分理解股市发生学原理是多维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催化。中国股市特有的涨跌停板实际上也是一种发生学间断机制，属于外界强制性地干预供给和需求的一种策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⑩。这种“适应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一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发生学思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一种发生学辩证法，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马克思“生产—消费”关系的发生学原理运用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被重新解释为“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这不是需求侧决定供给测，而是需求对供给有反作用，是一个以供给为主导的但是彼此不断作用、相互激励发生和共时发展的历史过程。

网约车的成功模式就是典型的发生学思维的结果。存在论思维认为，相当一部分出租车在路上空转，市民出行对用车已经饱和，如果再投放出租车，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的过剩和现有出租车司机的不满，这种需求的饱和是无法改变的“存在”。而网约车并不认定这种“存在”的“本体性”，他们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敦促市民增加出行或增加使用出租车的“需求侧思维”来打破这种“存在”，而是通过发挥市场的自组织功能，反向地增加供给，但不是重复传统的单一供给模式，而是通过提供非传统的升级型的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此打破需求饱和的“存在”。其发生学原理在于，价格大幅下降、服务更加到位、社会资源被充分调动、物联网呼叫定位便捷、后台调度配置科学等多维度因素共同介入和作用，使新的需求“奇迹般”的发生。网约车的出现不仅是市民出行方式的重大变革，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突破，更是思维方式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

为了增强企业的内生驱动力，国家推动税收重大改革“营改增”，这是以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市场活力的“乘法”的裂变发生学思维。政府通过政策创新、机制创新，以“减法”引发“加法”和“乘法”的发生，在对企业“放水养鱼”的基础上，增强地方财政的“造血”功能。这是一种连锁性、递进性、迸发性的“一举多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发生学原理和过程，将持续地为中小微企业增添活力，为市场经济增加动力。

四、主客二分思维转向主客交互思维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世界的主客关系或主客二分思维（subject-object dichotomy thinking）是社会实践的基本特性。人的主体性的内核在于人从自身的内在尺度出发把握世界。主体性是马克思关于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的哲学根据。主体性不仅说明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人把握世界的方式，而且说明了主体与客体相互发展的方向，即客体性向主体性接近的原理。人在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中也常为客体。主客交互思维（subject-object interactive thinking）体现了作为客体的人与作为主体的人身份并不固定，而是彼此交互，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主客交互关系不同于主体间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是通过“调结构”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生产全要素指人力和物力及其中介各要素的总和。各要素的发挥程度由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力决定，其中主体是全要素功能释放的决定性力量。最深层次的“调结构”就是调整“主体—客体”“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定势，打破主客关系和不同主体之间力量平衡的固定模式。也只有在主体结构上进行全面、深度调整，才能充分发挥潜在主体的潜在能力，实现“动力转换”，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不断提高。

自助式服务模式的供给，改变了生活实践方式，打破了传统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主客关系定势。火车、汽车自助购票系统的开通，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旅客购票难、购票烦的问题，而且改变了售票者和旅客的主客关系，旅客从客体转变为主体，使得旅客可以随时、随地、自由选择购票、改签和退票。网约车不仅方便了公众的出行，也改变了传统的出租车司机与乘客的主客关系，网约车司机或车主可以不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乘客随时可以成为网约车车主，这打破了传统的、固定的主客关系，使主客体之间随时可以交互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增强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仅实现了习近平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打破了被马克思称为带来“职业的痴呆”和“奴隶般”的社会分工，使政治结构、社会建设和文化心理的改善又向前迈了一大步。网约车类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合了社会资源，激发了社会活力，形成了主客交互的共享机制和主客交互思维，把具有“掠夺”关系的雇佣劳动（出租车公司）转化为充分体现主体性的自主劳动，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个体劳动和企业劳动的“自主性整体性”的新劳动关系共同体。这种劳动关系也可以被称为“主客交互双重共享”劳动合作社。自主型劳动合作社减少了政府的管理成本和公众对政府暗箱操作出租车公司运营许可证及利益分成的质疑，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公众对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2015年起，我国东北经济出乎意料地断崖式下跌，传统产能过剩严重，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停留在固定的主客二分思维，仅通过政府主体指令性的去产能、私有化、保护价等措施并不能阻断经济的剧烈下滑。东北的经济特点是大型国企多，而国企的活力却在不断下降。国企活力的下降从根本上看是主客二分身份固定和主体责任不明导致的。国企的可见主体包括国家、国企负责人、国企职工，养尊处优的身份增加了杠杆、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国企外的公众较少体验到国企带来的获得感，他们反倒觉得国企垄断价格的不公正侵犯了其利益。从网约车得到的启示是：只有打破主客二分的固定身份，建立身份交互机制，国家公民都可以相对自由地入职或离职国企，打破国企内外的人员分工，才能减少劳动力资源的低端供给、优化生产要素和引入外部经验和活力，也才能通过主客交互体制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共享机制。

五、低阶共赢思维转向高阶共赢思维

“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得失相加只能得零”“竞争者此长彼消，胜者之所得加败者之所失等于零”，反映了一个竞争系统中的利益变化的零和思维图式。零和思维是各利益主体始终围绕恒定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每一次再分配，各主体新的得失总和为零。共赢思维不同于零和思维之处在于它试图通过外部利益的介入，增加共同体的利益总和，使得各利益主体在利益博弈过程中此长彼长。从利益的分配权来看，零和模式是冲突模式，共赢模式是合作共享模式；从利益的生成和流动过程来看，零和模式运行于一个封闭的系统之中，共赢模式必须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之中。

共赢也存在不同的阶次模式与类型。一阶共赢思维，合作共同体各主体的利益共赢是以共同体外的主体利益损害为代价的。比如，美国针对朝鲜核试验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他们两国的共赢是以美日韩联盟以外的中国等国家的利益损害为前提的。这种共赢模式由于没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因而没有可持续性。二阶共赢思维不分共同体内外主体，所有利益主体类型都处于共赢状态，但各共同体共赢的份额比例和共赢速度与其对共同体的贡献不对称、不协调。这种共赢模式由于获得感强的主体是以获得感弱的主体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共赢活力会逐步消减，也将失去共赢的可持续性。三阶共赢思维克服了一阶和二阶共赢模式的缺陷，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共赢成果，使各主体的付出与获得关系系数相一致。比如，“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发展模式，各沿线国家或成员国在获得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以其他国家的利益损害为代价，而且共同体内部采取付出与获得相均衡的发展模式，是最能激发创造力和促进共同体稳定的类型。一阶和二阶共赢是另一类型的零和思维，属于低级共赢思维（low order win-win thinking）；三阶共赢思维是共赢思维的高级形态，即高阶共赢思维（high order win-win thinking），是真正的共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通过减少不合理的供给环节和能耗，加大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市场化改革力度，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实现共享发展的公平性和共赢率的协调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维内核在于建立公正市场竞争机制的高阶共赢模式，形成微观活力向宏观活力的转变，实现“动力转换”。

出租车产业升级一直是我国城市交通产业、智慧城市建设和城市公共事业改革以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基于出租车司机收入偏低的实情，政府通过调高起步价和里程费，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和政府实现了理论上的共赢，但出租车司机收入提高却是以打车者的利益损害为代价的。这是一阶共赢或零和思维。实践的结果是：出租车司机并未因此而提高收入。因为高出行价使得打车人变少了，最后演变为一种共输思维和产业下滑。而网约车不仅增加了车主的收入，也减低了打车者的支出，实现了车主和乘客之间的共赢，这似乎损害了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但它是对“出租车公司处于市场中的特殊化地位”的扭曲政策的纠正，是建立以相对等同共赢率为主要特征的高阶共赢机制的重要一步。目前，网络车也经常出现车主和乘客不熟悉路况和解释能力不足、沟通时间长以及车主身份不明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使各主体的共赢系数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目前网约车尚未完全进入高阶共赢模式。未来，政府在居民出行的供给改革上应把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中，平台共建，利益共享，实现车主、乘客、管理公司和政府各主体的共赢，并在车主入职资格审核以及车主和乘客的解释能力和理解能力上采取进一步的提升措施，实现低阶共赢思维向高阶共赢思维的跃迁。

六、小数据中介思维转向大数据中介思维

人类的文明进步史既是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的增长史，也是人类活动的中介变迁史。人类的实践中介已经经历了从行为到语言和符号再到数字（数据）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中介模式也可以被广义地看成数据，但这些数据的总量是小规模的，因此可以被称为小数据中介。数字化革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大数据中介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特征。大数据中介思维（big data intermediary thinking）成为人类时代精神的精华，小数据中介思维（small data intermediary thinking）成为大数据中介思维的特例。

国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规划中，大数据战略是其重要一环，其要求“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调整”不仅需要调整生产结构、经济结构、供求结构和市场结构，还要调整我们的思维结构和理论结构，其中认识论结构和实践论结构是理论结构调整的重点，这也是“结构调整的复杂性”的充分体现。大数据介入人类活动后改变了人类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形态。大数据中介使人类认识世界的可知性、可能性、稳定性、相关性、精准性等内容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使主客体形态、实践范围、实践手段、实践方式、介质模式等内容具有新的形式。大数据中介思维是理论结构调整的前提，是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思维要素。

网约车之所以能以新的模式化解出租车供求矛盾，就是因为它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充分调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所依靠的就是移动互联、卫星定位、海量数据处理技术等大数据技术中介。火车、汽车的自主购票系统的全面启用，大幅度提高了供给效率，也是基于网络客户端技术的运用和承载。有效缓解资本供给不足的众筹平台也是基于大数据的共享与共建。在支付方式的供给上，基于大数据的移动支付模式，以微信和支付宝为代表的“扫码派”和以中国银联为代表的“闪付派”之间的激烈竞争，推动了以“进一步面向市场化要约的产业转型升级”为重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其原因包括投资的网络众筹、新媒体的发行模式、团购和在线选座的购票新模式。这些基于大数据思维的产、供、销新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电影产业链。

大数据中介思维的运用将从五个方面改变供给侧结构：一是基于大数据的优选策略，提升各类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提高供给的有效性；二是通过互联网+模式，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三是发挥移动互联的终端技术，最大限度地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释放微供给的巨大能量；四是大数据的共享从根本上解决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信息不对称的矛盾，促进了需求与供给的协调；五是类似于经济供给侧结构变化，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建设、科学研究的供给侧结构也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大数据具有凸显主体性、拓展公共性和升级虚拟性三大非传统中介功能，但也存在自主性迸发亦是自主性丧失、数据诱惑亦是数据陷阱、数据辩证法亦是数据形而上学等悖论，因此，一部分人处于对大数据的迷惘和恐惧之中，成为大数据的奴隶，从部分大学生沉陷网购和校园贷可以得到验证。只有掌握大数据的技术本质和中介新思维，才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成为大数据的主人。

七、结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面对经济下行、社会结构剧烈调整的巨大压力下的重大决策，突出了经济结构性框架从需求到供给、填鸭式供给到有效供给、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增加杠杆到去杠杆的根本性转换和历史演进，是新常态下对我国经济动力生成机制从“外部+”到“内部×”的认识论转向。

破解“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题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是哲学思维从独断思维向辩证思维、经验思维向科学思维的历史飞跃与时代折射，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创造者脱离了“玄想家的、僧侣的最初形式”和“神话之类幻想”的思维遭遇，实现了“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的思维自觉。其意义有三点：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在当代中国的新释义；二是必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走出概念世界；三是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中国道路的方法论启示。

注释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90页。②⑤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5、10、10页。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1、169页。④《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7页。⑥⑦⑩《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森林生态安全工作》，《人民日报》2016年1月27日。⑨《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9、82页。《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

责任编辑：思齐

相关热词搜索：新思维，结构性，供给，哲学，改革，